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 第15部分

　　　　十二日晨，与妻同行之杨凤吉同志，派人送来一信，大意谓：我妻十一晚九时，阵痛发作，势将临盆。即将其送去鸡爬坑一垦荒者之茅屋内，由女工兰亭陪侍，已于十二日清晨三时，诞生一男婴。虽然无医无药，幸母子平安，特来报喜。并谓葛苓、河光由她照顾，可勿为念！又，原定本日赴淳安，现是否如旧进行？请示遵。我得喜讯，喜忧参半：既喜获麟儿，却忧妻无医无药，产后不知能否无恙？且我目前忙于应变，无法分身前去看她，心甚不安。一面即覆信凤吉：儿女托她劳代照顾，抗战既已胜利，不必再去淳安了。在原处暂驻，等候后命。

　　我为安顿内勤人员及侦察敌情，不时策骑来往。过河时因河岸倾峻，从马上翻身趺下，伤了手臂，绑扎之后，仍照常行动。讹传我负伤，戴先生曾派人越山送信慰问。

　　当日军自河桥匆忙撤退，突有一小队人马进入小路，折向沈家坞岭前而来。被我暗布该处的严大双、徐行等发觉，立即开枪拦截，日军也立还枪，一时枪声大作，击伤了数名日军，我方徐行亦负伤。日军旋即退回大路而去，伤者亦被救去，仅一伤马，受惊窜入山林，为我们俘获。我即跟踪其后监视其动向，一路见多具尸体，多系老百姓，鲜血殷然，刚死不久，谅系途遇撤退中之日军而被杀。旋接戴先生的急信通知，嘱我星夜去杭州及上海，指示日伪军维持当地秩序，等候我政府接收命令。

　　那天是八月十六日，我奉命后立即先去晤妻。途经杨凤吉等所驻山头，见葛苓、河光尚安好，只是父母不在身边，可怜兮兮。据杨告：妻产后因流血过多，又无医无药，昏迷了两天两晚，十四日才清醒过来。昨天她去探望妻，告诉她抗战已经胜利，她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我就急急赶去鸡爬坑，二人相见，十分欣慰！妻虽憔悴多了，但精神欢愉。婴儿正熟睡，虽较瘦小，却五官端正，鼻高口小，有点像女孩，颇为漂亮。妻说：“孩子可怜！这几天都没有奶吃，昨天才开始有奶，刚才第一次吃饱奶，所以睡熟了。”

　　我打量一下环境，此室竟是六面通风：原来除屋顶以外，全用竹子搭成的。四周墙壁用二指宽的竹片绞成，所以从空隙里可以清晰看到外面景物；地面是用较粗的整枝竹夹成，所以走上去不平而有弹性，空隙更大，可以清楚看见下层养着一群大小猪只，禾草的屋顶，破了一大片，随风起落，风过来，那片禾草被掀起，翻了过来，就看见青天白云，风过去又把禾草盖了回去。六面通风，真是难得见到。所以屋里一点不热，只是猪臭难闻，“咕，咕，”叫声，亦颇聒噪。

　　妻见我在打量此屋，就笑道：“这倒没问题！一个人本来就是坐不过一方，卧不过一席。你看我睡的禾草铺的地铺，可比家里的床更舒服呢！此室四面通风，而且上下透气，凉爽，还可随时欣赏四周风景。经此风浪，将来倒也值得回味！”又解释道：“这里很荒僻，屋主是兄弟俩合家在此垦山种包谷（即玉蜀黍）。因陈浩泰太太亦近临盆，看她体质娇弱，此去淳安，山路崎岖，路又遥远，十日那一天，还走不到三十里路，她已是筋疲力尽，脚底起泡了。所以特命毛耀南觅得此僻处，认较安全，商得屋主同意，请他们将兄弟两家近十口并住一间，腾出这间，借给我们暂住。原意让陈太太留此待产，岂知她一听情况，坚决不肯留下，并说：万一去淳安途中，我实在不能走了，你们只管把我丢在路边，不必管我。如此荒僻山野，我宁死不去。没法，只得由她。想不到晚上我自己用上了。”

　　兰亭在一旁也说：“这里真是荒僻难行。那晚来时，又是黑夜，草长过人，一路还要砍草开路，十里路，却足足走了三个半钟头。不要说我，连抬师母（指妻）的伙夫，都跌了好几跤，真担心把师母摔下来。师母一路上咬牙沉吟，我非常担心。问她，她说：再不到，只怕会生在路上了。好不容易熬到这里，师母又在发愁说：孩子下地怎么包？脐带怎么剪？你又是未出嫁的姑娘，不懂，怎么办？我只好硬起头皮说：师母不用怕！我看见过嫂嫂生产，知道一点，我来试试吧！二点半到这里，三点钟孩子就落地了。我把孩子包扎好，孩子真漂亮，好可爱！我看他不够暖和，就把我的夹袄也给他裹上。等一切弄好了，但是师母却昏迷了过去。而且血流得那么多，我真害怕极了。师母一直昏迷着，有时在喃喃呓语，时常伸手摸摸枕下手枪，有时在流泪呜咽，两天两夜，从未睁开过眼睛。我眼看着又是骇怕，又是难过，只好一直守着她，陪着她流泪。直到十四日上午，她才第一次睁开眼睛，四面看看，问我：孩子呢？我大喜，赶紧把孩子抱到她身边，她侧身逗弄，显得很高兴。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接着也第一次进食，吃了大半碗米粥。我告诉她：昨天黄诚队长曾来探望她。她却说：昨天？昨天我们不是还在山头上吗？我说：不是的，师母！孩子生下后，你一直昏迷不醒，只不时喃喃呓语，流着泪，摸摸枪，真把我担心死了。师母更睁大眼睛说：怎么会？我说：你生孩子是十二日清晨三点钟；黄队长来是昨天，十三号；今天已是十四日了。孩子这两天都没有奶吃，哭时，我只好用丝棉蘸糖水让他吮吸。师母这才叹口气说：原来如此！那真是亏了你，也苦了你了！但人还是很虚弱，我劝她不要多讲话，少想，多养息。昨天杨小姐来，带来胜利的好消息，她高兴得不得了，精神大振；今天更加好了。真是谢天谢地！”

　　我就问妻：胜利的喜讯，我不是十一日就在回信上告诉你了吗？

　　“还要你们暂缓去淳安。那挑夫原已动身回来，还是把他追回去取信的。”妻说：“没有啊！那天下午你并没有回信。”她侧头想了一想，突然醒悟道：“是了，信一定被××（姓名已忘，是一名杂兵）丢失了。怪不得那天傍晚他回到山头，一路嚷说：『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有人迎着他相问，我也出去问他：『你说什么？日本人一路打胜仗，怎么会投降？』他放下挑担，还在笑着说：『听说人家都在放鞭炮哩！……』一面伸手在胸前抓摸，却突然垂手低头，不作声了。我又问：『谁放鞭炮？』他还是傻笑着，不作声。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自作乐，被我听到，不好意思了，他原是个楞小子，也就不理会他了。原来他把信丢失了，不敢再提被追回取信和抗战已经胜利的事。这家伙真是误事！要不是那天晚上我突然生产，我们还要冤枉跑去淳安呢？而且我如早知胜利的喜讯，这几天就不会这样担心和苦恼了。凤吉他们，因这两天闲着无事，几个还在实习中的报务员，试着架台与相穆总台试通，才得知胜利的好消息。所以凤吉昨天特地赶来告诉我，我们还正在奇怪，如此大事，你怎么没有送信告诉大家？”

　　那杂兵如此误事，实该好好惩戒一番。只因抗战胜利，大家都兴高采烈，又忙着应变、善后和推进杭、沪诸事，这件小事，一搁，也就忘予追究了。

　　我们因战事结束，和平来临，宇内光明，为婴儿取名宇光，作为纪念。我并将奉戴先生新命，明日即将去杭州，处理日、伪一切之事告妻，请她稍事养息，先回沈家坞，主持指挥部事务，然后迁回乐平，等候后命。可能我部即将迁往杭州或上海，我们将在那边重聚。

　　随即互道珍重，匆匆握别。后悉妻是八月十八日回沈家坞，二十五日率领总部人员回乐平，九月五日再结束乐平总部，率领全部人员，由水路推进杭州。

　　我回沈家坞后，略作紧急部署，一面调集行动员，并在训练中的学生队里，挑选一批优秀者，编成青年营，委派金华组长陈昴林为营长，准备开去杭、沪，担任紧急任务。我即于八月十七日，匹马单骑赶去杭州。到达杭州时已天黑，不能进城，即宿城外民家。　







　
　　
　


被荐汤恩伯部工作




　　　　大约三十四年十一月中某日，在杜美路七十号，开过会报之后，戴先生突问我：“有无去到差？”我摸不着头脑，反问：“到什么地方到差？”他说：“我已把你推荐给汤恩伯了。汤因来上海受降，无法应付复杂环境，不能控制部属纪律，向我求助。我事务太忙，无法相助，故特把你推荐给他。我还向他保证：你是最廉能的一位。他很高兴，即派你担任第二处处长，要你即刻去到差。你要全力帮助他，整肃军纪，安定秩序，以维国际声誉。”──我这一离开，非特离开军统局组织，也与戴先生永远分离。以后戴在世的几个月里，虽尚见过几面，但均匆匆商洽公务，再无亲密接触机会。可说是在他最后对我完全认识，对我印象最好，把我介绍给另一位最好主管的一刻，我们分手的。而后我在汤部工作，汤对我的信任与倚重，比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去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谒见汤司令官，他兼京沪警备总司令。汤说：“你的委令已发表多天，因不知地址，无处送达。”要我即日到差。并指示当前重要任务后，即派人带我去见副司令官张雪中、郑洞国，总参议徐祖诒，参谋长万建蕃，政治部主任孙元良，第一处处长杨文槤，第三处处长林空，第四处处长缪启贤，副官处处长杨继章，外事处处长谢灦龄（编者按：或作谢灏龄），机要室主任胡静如，各将领都是一时之选。我们总部即设在虹口原日本陆战队司令部。第二处系幕僚单位，原处长刘培初将军，出身黄埔五期，能说能写，系一文工干才，但对上海情况不熟，难展大才。业务交代之后，他即离开，现在台湾，仍常发表宏文。

　　处内第一科科长龙佐良，第二科科长刘宏德，均留日士官，都很干练。龙尚兼任遣俘管理处处长，不久即离职专管遣俘工作。我调黄炳炎接充第一科科长。处内参谋们都出身军校，甚优秀。所属谍报队长徐志坚，忠贞负责，下辖十个谍报组人员，多非本地人，对上海情况不熟，难以胜任当前任务。我了解情况之后，即陆续调整。我和汤总司令素无渊源，军中业务也较生疏，我虚心向同僚求教，很快就摸清状况。

　　汤所率部队，都是正规军，一向在原野山地活动。今一旦来到复杂都市，自难适应。军中虽无假期，但总有公余休息时间，大家为了一睹十里洋场，或出外购物，或会晤亲友，常藉故外出，很难约束。不知何人献议：对部属每日几次点名，对将官出入营门，吹军礼号送迎，使各自警惕约束。正将实行，我对汤总司令说：“将官这样多，每人进出，都要集合号兵吹三番号，号兵整日吹个不停，传出去被人当作笑话。且各将官进出，必有公私事务，这样一来，将使大家不安。对部属经常点名，有损大家尊严。”汤听我意见之后，犹疑没有实行。而使汤最大惊惶者，因他乃受降主管，接收日伪车辆，临时贴上“T”（汤的英文字母缩写）字为标记。各接收机构、团体的车辆，也立贴上“T”字牌照。加上大家的亲属连亲属，朋友带朋友，都在汽车上贴上“T”字，满街都是汤恩伯的汽车。非特招摇触目，闯了祸亦归罪于汤。又因接收公私房屋、财产，无尽纠纷，使汤焦头烂额。汤问我如何应付？我向他献议：“我们是奉令接受日军投降。受降之后，市政即交市政府处理（市长已发表钱大钧）；军民纠纷，即责令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处理（兼总司令钱大钧，由副总司令李及兰负实际责任）；民间纠葛，令警察局办理（局长已发表宣铁吾，副局长俞叔平。半年之后，宣铁吾升兼警备司令）；敌伪财产，请中央派员主管（旋即成立敌伪财产管理处）。日军缴械完毕，遣俘工作，由遣俘管理处接办；我们任务即算完成。至于所属部队军风纪，令各军分驻郊外，各自约束、训练。我们是野战军，来自原野，还是回去原野。况你兼任京沪警备总司令，负责京沪全线治安，不必为上海复杂环境纠缠。”

　　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尤其“回去原野”一语，如梦惊醒，立刻决定将司令部迁往无锡（如不迁离上海，仍摆脱不了纠缠）。后迁常州，因奉令指挥苏北部队，再迁至镇江。　







　
　　
　


抗战胜利了　日本投降奉令推进杭沪




　　　　第二天（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我进了杭州。当即与地下工作同志张行周、朱岑楼等取得联络，指示工作事宜。主要指令日、伪军维持秩序和安抚伪组织人员，各守原职。一九八五年九月“浙江月刊”第一九七期，张行周同志曾写了一篇回忆抗战胜利前后，报导我入杭情况，相当详细。

　　我在杭略事停留，即去上海与熊剑东（熊时任伪税警总团长）见面。当晚熊在梅龙镇酒家盛筵款待，他向我表示：他手中有五千精锐部队，京沪治安绝无问题。各地伪军总数，号称六十万，确数难以统计。与日军配合时，尚能发生一些作用，但不能单独作战。在华东、华中地区，军政、军令尚算统一；在华北、华南，实际各自独立。对东南地区，他能运用伪军首领任援道及各层关系，促其驻守原地，不致哗变。至于日军，素听大本营命令，他从旁运用周佛海、罗君强及自己的关系，促其遵命投降，谅不致反抗。我把这些情形电告戴先生，他非常满意，不断来电指示，我不断具实呈报，直到顺利受降。戴以熊的贡献甚大，将其伪税警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委熊为总队长。我由部属介绍，寄住高安路漊浦弄廿三号，林蔚（陈诚的副手）女婿家，以后吾妻偕儿女来沪，仍住这里，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五日，离沪去台。

　　不久，战时与我合作的美员，结束业务，离开遂安许家店，来上海高安路漊浦弄看我。他们已穿起整齐西装，喜气洋洋，向我道谢圆满合作，给我一笔很大的现款，及一批汤姆生、卡宾枪械连弹药等，确数已记不起，总是很大巨款。我向戴报告，戴很诧异，一再问是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