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它不是那种原始的殖民主义，以及一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是由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因此，从它形成开始，就在各方面打上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烙印。
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独裁与垄断。日本法西斯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特征是，军部法西斯政权以国家的权力推行战争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军事化，为侵略战争服务。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被强行阻断，由“战时统制经济”的方式所取代。因此，作为宗主国经济活动延伸的东北殖民地经济，也必然带有日本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的根本特征。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地域性差异，同样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关内，日本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的表现和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就中国东北而言，由于其自然资源丰富，在地理上与苏联、蒙古、朝鲜接壤，战略地位和价值十分重大。因此，日本占领东北后，就将其作为“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特别是把军事工业的重点放在了东北。这也与当时东北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执掌东北政权时期，东北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张学良主政时期，号召“东北新建设”，大力推进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人称他是“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张德良主编《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讨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第301页。并且至少有10个项目在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位居第一。《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讨文集》，第288～300页。其中如以东三省兵工厂为代表的军事工业，堪称全国之冠。纵横交错的自建铁路网，已形成与日本满铁相抗衡的局面。此外在金融业、航空业、通讯业以及炭矿业等都具有雄厚的实力；乃至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民生牌”），已经有了中国人自己汽车工业的良好开端。这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济基础，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大部分的“逆产”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殆尽，使之成为日本进行掠夺的重要物资基础之一。这从一个侧面也是对日本右翼分子所鼓吹的“开发有功论”的有力驳斥。也就是说，日本帝上主义是在劫夺原有奉系军阀的官僚资本和民族工商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东北的经济近代化。所谓“开发”是对中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的占有，是对中国东北资源的肆意掠夺。
从经济结构的资本构成来看，沦陷时期的东北经济主要有以下几种资本：一是伪满政权所有的所谓“满洲国的国家资本”；二是日本的国家资本（如满铁）；三是日本私人资本（主要是财阀资本，如满业等）；四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资本。在上述资本中，伪满的“国家资本”的基础，是所谓接收的“逆产”，即原来东北政权所有的财产的转化。这种资本形式上属于伪满洲国所有；实际上完全由关东军支配，是变相的日本国家资本。而且在以关东军为代表的军部法西斯的主导下，前三种资本的联系十分紧密，构成了沦陷时期东北经济资本构成的绝对主体。而中国民族资本的存在，是在伪满政权（实际是关东军）的严密控制下，成为东北殖民地经济的一种补充成分。其发展是极为艰难的。从总体上来说，沦陷时期的东北经济的实质是，在日本法西斯政权控制下，日本和伪满的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极端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从经济运行方式看，沦陷时期的东北经济发展，并非是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国家政权干预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由日本法西斯强行的所谓“统制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各个部门的运行采取了极端强制的措施。其主要途径就是所谓“特殊会社”制度。从前期的“一业一社”到后期的“一业一社”与“一业多社”的并存，虽然统制方式有所变化，但统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日伪的特殊会社作为统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完全垄断了沦陷时期的东北经济命脉。其运行完全是根据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经济政策而展开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统制经济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如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等。但是，它既不能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相提并论，也与一般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经济计划性有所不同。它的根本所在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计划经济”反映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意志和需要。
从经济发展的目的来看，日伪推行的“日满经济一体化”和统制经济的政策，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掠夺东北的人和自然的资源，使其为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所谓“产业开发”，并不是为东北人民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日本的资本和技术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满足军需工业的需要。所谓“移民”，实际是对东北土地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农民生存权力的剥夺。由于日伪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所以这种“开发”和“移民”的不断深入，就意味着东北的资源更加被破坏和中国人民遭受的压迫更加沉重。因此，对于右翼分子所鼓吹的“满洲开发有功论”，我们应该从“开发”的目的性加以有力驳斥。我们在分析一个事物时，不能只从表面现象来下结论。从表面上看，沦陷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投资不断膨胀，“产业开发”也取得了明显成果，如果从这种表面现象就得出“日本对满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结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这种为保证侵略战争需要的投入和成果，反而说明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经济的垄断，以及对东北进行掠夺的疯狂性。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看，由于日伪推行增强军需产业的政策，沦陷时期东北经济的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在某个时期某个部门甚至出现过“跳跃式”的增长。1930年与1941年比较，煤炭增加245倍，生铁增加35倍，发电量增加近7倍。一般工业总产值，1943年是1937年的3倍，是1931年的18倍。矿业生产，1943年是1937年的5倍。东北财经委员会：《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从工矿业主要指标看，以1936年为100，到1941年时生铁为219，钢锭为154，钢材为264，煤炭为178，铅为1223，亚铅为398，锢为 517。《苦难与斗争》（中），第205页。但是，与矿产工业急剧膨胀相对照的是，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造成工农业比重的严重失调。1931年时，工矿业与农业的比例为269∶731；1937年时，工矿业已超过农业，比例为51∶49；1943年时达到593∶407。东北财经委员会：《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这种经济发展的畸形化，决不是工业现代化的体现，而是对农业生产力严重破坏的结果。其表现是，1930年时全东北耕地面积为1338万公顷，总产量为18856万吨，平均每公顷产量1409斤。到1936年耕地面积1035万公顷，总产量16274万吨，平均每公顷产量1246斤。1937年以后，耕地面积虽略有提高，但平均产量却连年下降，到1944年时下降到1148斤。《东北沦陷十四年研究》（1），第100～101页。也就是说，东北沦陷时期，农业生产始终没有达到1930年的水平。其原因就是日本所采取的殖民地掠夺政策。而且在工矿业部门中，由于日伪以满足军需工业和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为重点，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也极不平衡。仅以1940～1942年为例，重工业与轻工业所占资本额百分比，重工业各年分别占754％、785％和792％，而轻工业则分别为246％、215％和208％。东北经济小丛书《资源产业》（下），第9页。上述沦陷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由于日伪推行战争经济政策，导致东北经济发展畸形膨胀和严重失调的特征。
二日本对东北的掠夺与破坏
1掠夺矿产资源
东北地区矿产资源，特别是作为“工业食粮”的煤、铁的储藏量十分丰富，日本法西斯为发展军事工业以及保证侵略战争的需要，对东北的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
煤炭在东北的储藏量很大，据日伪1944年统计，已探明储藏量为228亿吨，1943年的生产总量占全国的近50％。朱建华：《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以满铁为侵略工具，已经攫取了被称为“煤都”的抚顺煤矿，以及辽宁本溪、吉林缸窑等煤矿。此外，日本资本家深川、饭田延太郎等人，通过各种手段，攫取了许多煤矿的开采权和经营权。
伪满政权建立后；根据关东军确定的统制经济政策；决定成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1934年5月，满炭正式成立，由伪满洲国和满铁折半投资，最初资本为1600万元。这样东北地区的所有煤矿分由满铁、满炭两个系统实行垄断。满铁系统主要是对自1906年以来所经营的煤矿继续经营，主要有抚顺、烟台、奶子山等煤矿。满炭系统则经营满铁所经营以外的煤矿，主要有阜新、复州、北票、西安（辽源）、鹤岗等煤矿，其中很大部分是接收所谓“逆产”而经营的 。
满炭设立当时，只是经营复州、八道壕、新邱等煤矿，并参与鹤岗、北票、西安等煤矿的一部分事业。1935年日伪收买中东铁路以后，其所属煤矿转给满炭经营。其后满炭又陆续收买了北票、西安、鹤岗等煤矿的全部经营权。其事业发展迅速。1936年增资到1亿元，1939年翻番增资到2亿元，1940年再增到3亿元。满炭经过短短6年时间，其资本额就增加了19倍。由此也可以看出满炭对东北煤矿的垄断。
从煤炭的生产情况看，“九·一八”事变之前，满铁经营的抚顺煤矿已经处于垄断地位。事变后日本为发展战争经济，加快了掠夺式开采，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为了满足军需工业膨胀的需要，在日伪制定的“产业开发”计划中，每年都把煤炭生产指标定在1000万吨以上。其中主要是依靠抚顺煤矿的生产。在满铁系统的煤炭生产中，抚顺煤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产量，1932年是687万吨，1933年就增加到885万吨，1934～1938年，每年均在900万吨位以上。其后生产连年下降，到1944年时生产量为470万吨。满铁《抚顺炭矿统计年报》。抚顺煤的减产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煤炭的生产过程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和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
满炭系统的煤矿多半是尚未开发或很少开发的新矿，因此日伪当局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倾注较大，生产增幅较快。1935年满炭系统全面开始作业时的煤炭生产量为153万吨，1938年达到399万吨，1940年达到918万吨，超过了满铁系统，1941年时又增加到1115万吨，而后增产幅度减缓。到1944年时，满铁和满炭两大系统的煤炭生产量约为2000万吨。孙邦主编《经济掠夺》，第12页。这个数字远未达到日伪第2个产业五年计划4000万吨的指标，表明煤炭生产已经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煤炭的销售看，主要是运往日本，供应军需工业。1936年以前，每年从东北向日本输出的煤炭达400万吨，其中抚顺煤约占半数以上。这是因为抚顺煤的煤质好，被日本人称为“东洋标准煤”，所以日本各工厂都争相使用之。但首先是要确保军事工业。如日本最大的海军工厂——吴工厂几乎全部使用抚顺煤。到伪满后期由于抚顺煤减产，日本规定只供应京浜工业地带、阪神工业地带等军事工厂和工业企业。
铁矿和炼铁工业是日本掠夺东北矿产资源的又一重点。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利用日军在东北实行军管的便利，强占了本溪湖一带的煤铁矿。而后满铁与汉奸于冲汉相勾结，成立了中日合办的振兴公司，窃取了鞍山一带铁矿的采矿权。日商饭田延太郎也攫取了辽阳东部弓长岭铁矿的矿权。到1931年日本在本溪、鞍山、弓长岭等地霸占铁矿区15个，占地21915亩。其埋藏量，据满铁推算为121亿吨。《满洲产业统计》，第48页。同时，日本侵略者相应在上述地区建立起一批炼铁工业，其中以1918年成立的鞍山制铁所规模较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更大规模地掠夺东北钢铁资源。1932年12月，日本政府确定了《在满洲设立制钢所计划草案纲要》，认为从“日满国防需要”考虑，在东北建立制钢所确有必要。1933年4月，日本政府批准在鞍山成立昭和制钢所。兼并了鞍山制铁所和弓长岭铁矿，与振兴公司建立了租矿关系（1940年收买了该公司的矿业权），形成了从开采到冶炼的连续作业。同时制订了第1期炼钢增产计划。1935年又继续制订了第2期增产计划。加快了对东北铁矿资源的掠夺。1935年昭和制钢所正式投产；当年的生产量为：生铁47万吨，钢锭21万吨，钢材5万吨。《昭和制钢所十年志》。
1937年以后，与日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相适应，昭和制钢所又连续制订了若干期增产计划，生产目标一再提高，设备投资一再增加。到1943年，已拥有高炉9座，总生产标准能力达到195万吨。但是，由于煤炭供应不足等原因，钢铁生产量未能达到指标。1939年生铁产量为88万吨，仅为计划的50％；钢锭52万吨，为计划的80％。日本侵略者为提高产量，便采取增加富矿比率的办法，以杀鸡取卵方式糟蹋我国矿山资源。这样才使产量有所回升。1943年时，生铁产量达130万吨，钢产量为84万吨。但是，这种情况未能持久，很快又呈现出衰落趋势。虽然如此，日本侵略者仍掠夺了大量铁矿资源。
除昭和制钢所之外，还有本溪煤铁公司、东边道开发公司等，都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东北铁矿资源的重要工具。1944年日伪将昭和制钢所和本溪湖、东边道等钢铁企业合并在一起，成立了“满洲制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