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的内侧及松辽平原外侧。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与江北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巩固日伪统治。其数量占移民总数的一半。第三线地带，是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和河流沿岸，其目的主要是加强经济掠夺和防护重要设施，其数量约占总数的10％。这表明移民的军事性质。
日本移民的军事性还突出地表现在青少年义勇队移民组织上。“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其军队兵员也不断膨胀，大批青壮年农民被征入伍或进入工厂，农业劳动力日趋紧缺。为了确保移民劳动力，日本对移民政策进行调整，提出组建青少年义勇队。
1937年7月，在关东军的主持下，日伪制定了《青年农民训练所创建纲要》，决定从日本国内募集青少年农民移民东北。12月，日本确定了《满洲青年移民实施要纲》，1938年1月，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开拓青少军义勇队募集要纲》。到1939年12月日伪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提出把青少年义勇队“作为民族协和之核心”，以“培养和训练各种开拓民特别是开拓农民的基本资质”，并对募集、训练、管理等有关事项做了明确规定。青少年义务队基本上是16～19岁贫农家庭中无经营农业继承权的次子三子等。他们在日本进行三个月左右的集训后，进入东北的大训练所，经过一年训练再转入小训练所训练两年。训练按照军队编制，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首先是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教育，在业务上主要进行军事、农业及其他技能的训练。其目的就是把训练生培养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工具。
“募集要纲”公布后，日本动用各种宣传工具，鼓动青年农民去开拓“满洲新天地”，不到半年就募集录取14万余人。《满洲开拓史》；第250页。到1941年5月，在中国东北的青年移民训练所达到93所。《满洲开拓史》，第278～281页。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此种移民人数达8万多人，约占移民总数的30％。由训练生组成的开拓团共5批，计279个团。《满洲开拓史》，第325～333页。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不仅是一般移民的后备力量，更重要的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绝大部分布在边境和重要军事地区，成为协助关东军守卫铁路，军事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别动队。1945年8月苏军发起进攻后，关东军命令青少年义勇队全部加入战斗部队，企图负隅顽抗。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又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的牺牲品，成为侵略战争的炮灰，在日本战败的时候，又被日本统治者抛弃，成为法西斯战争的殉葬品。
三北边振兴计划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是1939年日伪正式提出的以进行“国防建设”为主体的综合性备战计划，是日伪整个法西斯主义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将其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在积极向中国关内进行侵略的同时，也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苏联。1932年8月军部制订了《1933年度对苏作战计划》，准备在必要时向苏联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地区发动进攻。《大本营陆军部》（1），第338～340页。为此，从1933年开始，着手在“满苏”边境建立所谓“国境阵地”系统。1936年8月军部中央又制订了《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规定以1941年为期限，完成对苏战争准备。《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186～191页。据此，关东军于1937年7月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至十六年度满洲国战争准备指导计划》。在其基本方针中指出“满洲国政治，经济各领域，要以近似战争状态进行组织运行”。在其要领中提出，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各种“国防设施”的建设，完成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加强“日满一体化”等《满洲国史·总论》中文本，第688页。；旨在把伪满纳入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从上述日本对苏战备出发，关东军分析认为，从“国防”上看，目前苏联正在不断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日苏兵力对比有较大差距，从战略上考虑，必须加强守势战略。“七·七”事变后，关东军进一步决定将所谓“防卫线”推进到“满苏”边境，在大、小兴安岭外侧建立防卫地带。从政治上看，伪满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统治力有所增强，但对边境地区的行政指导力较弱，不利于对苏战备。从经济上看，要在边境地区加强对苏战备，就要有可靠的军需保证，必须增强交通力，实现自给自足。就是说，关东军从总体战认识出发，认为必须增强在北满的综合实力。这是北边振兴计划出台的重要背景。
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军部法西斯的侵略更为疯狂。在攻陷南京之后，军部狂妄地认为中国很快就会投降。遂企图向北展开对苏攻势。
1938年7月，日军侦察到位于中朝苏边境的张鼓峰有苏军活动，担任这一地区防卫任务的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认为，“必须趁此机会给苏军一次打击，使它尝到日本军的威力”，确保所谓“边境”安全。《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中文本，第80页。这一事件使关东军感到在与苏联的对抗中，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十分薄弱，必须大力加强边境地区的“国防建设”。1938年12月，关东军以“内部指导”的形式，向伪满提出了《关于国境方面国防建设的要求事项》，要求伪满依据“日满”共同防卫原则，作为对苏作战准备，加强北满的综合性开发。其要点是：第一，在伪牡丹江、黑河、间岛、兴安北、三江省等边境各省，设定“国防建设”重点地区，到1941年达到完成对苏战备的军事设施建设；第二，加强上述地区的交通、通讯、物资、移民、军事工业等；
第三，强化边境地区行政机构；第四，设立专项经费。
接着，由关东军第4课长片仓衷等人组织伪满政府有关人员，进行了边境调查。然后在伪满政权设立了国境建设方策委员会，制定国境建设的计划和方案。1939年5月11日，伪满制定了《国境设施建设基本纲要》，15日发表了《北部边疆振兴计划》，18日又发表了《北边振兴之声明》，把“北边振兴”正式作为伪满的“三大国策”之一。
北边振兴计划表面上标榜为“国防建设”、产业开发和振兴民生，但根本点是以完成对苏战备为目标，进行综合性“国防建设”。计划以1939年6月至1942年5月三年为期，预计投资总额10亿元，其中伪满政府负担2亿元，满铁为6亿元，特殊会社为2亿元。涉及地区为伪间岛、牡丹江、三江、黑河、兴安北、东安和北安省等7省。
这项计划与关东军的“国境阵地”建设工程计划相配套，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整备交通、通讯设施。铁路由满铁按既定计划逐步推进。1939年4月，伪满与满铁签订第5次契约，开始修建第6次线，其中新线建设总长为620公里，重点是复线工程，总长1448公里。1941年3月又签订第6次契约，开始修建第7次线，其中新建7条线总长698公里，复线总长395公里。这两次线的修建是“三大国策”的重要内容。其中在若干边境铁路也修建了复线，就是为了实施北边振兴计划。公路重点是加强军用“国防”公路建设。计划新建7000公里，改修5800公里。通讯重点推进通讯干线地下电缆的建设，并增设4万公里有线通讯线路，以及加强有无线通讯、邮政通信和航空设施建设等。
第二，电力、供水和城镇的整备。计划增建30个发电站所，完善供水设施，提高城镇功能；为日军进驻提供基本保证。
第三，确保移民和劳动力。向所谓“国境接壤地带”大量移住日本和朝鲜移民，使之平时务农，战时从军；为保证各种军事设施的建设，强化劳动机关，确保劳动力的供给。
第四，确保物资供应，为此设立物资调配委员会，与物动计划相适应，统一管理生产和生活资料。增建仓库，建立保证计划实施的物资流通体系。
此外，还有防空、防疫、强化行政、福利保健等许多内容。
为保证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日伪采取了许多措施。在政治上，设立了“防卫委员会”，由当地日军参谋长任委员长，实行一元化领导。缩小边境地区行政区划，部分伪省长、县长由日本人担任，以提高边境地带的日本化。加强协和会以及各种国防团体（如军人后援会等）的建设，提高边境的军事化程度。在经济上，为保证“北边振兴特别会计划”的落实，伪满于1939年5月发布了《北边振兴事业公债法》；以发行公债方式对东北人民进行搜刮。
北边振兴计划原定三年完成，但从实行伊始，就因物资和劳动力的不足，遇到困难。从第二年起就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一道转入重点主义。计划一直拖到1944年才撤销该项特别会计划。不过日伪驱使中国人民还是完成了许多工程建设。在铁道方面，绥宁线、和龙线、绥佳线、墨霍线、虎林线等边境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公路方面，按计划修筑了第一线军用道路，第二线特殊道路和第三线开拓团道路等，完成里程为8500公里，占计划的70％。在航空方面，新建和扩建了一批机场和航空设施。仅据伪满总务厅次长谷亨回忆，军用机场就有420多处。《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87页。通讯方面，地下电缆只完成一小部分，无线通讯和有线设备有所充实，在保证军用通讯上有明显提高。电力建设，主要有1942年镜泊湖水电站开始发电。其他电力设备得到改善，重点供应军需电力。城市建设，主要是军用宿舍，兵营，医院等的工程，大体完成70％。物资供应也是以保证军需为主。劳动力是最严重的问题，虽然日伪到处欺骗，强抓劳工，但仍满足不了建设的需要。因而采取所谓“勤劳奉仕”（无偿劳动）的办法，强迫中国人民出劳役。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其实质是“国境地带军事化”建设。在计划实施上重点突出军事设施建设，以与关东军的“国境阵地建设”相配套，这一时期主要是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事基地建设。第二线基地的重要据点是关东军旅团以上司令部所在地。所以军事设施十分庞大，除军用房舍、兵营、军械库等必备设施外，还有医院、学校、邮政乃至“慰安所”等附属设施，仅以孙吴县为例，以前是只有几万人的小城镇，由于关东军在这里配置重兵、指定为重要军事据点，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建设，有师团司令部、部队兵营、俱乐部等等。日军竟把孙吴与北满重镇哈尔滨相比，称为“大大的孙吴，小小的哈尔滨”。第三线军事基地，主要是物资供应、兵员提供等后勤保障基地，也是开拓团的重要移植地。如东满的东宁、绥阳、穆棱、密山等地，北满的孙吴、瑷珲、呼玛、北安等地，都建有日军的重要仓库，以及大量开拓团。
与这些军事设施相适应，关东军进行的“国境阵地”建设进展也很快。自1933年军部决定修建“国境阵地”以后，关东军很快组织测量队，对准备修建工事的地点进行了测量和制图，于1934年6月开始正式施工，到日本战败投降，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期，前期为1934～1939年，分东部、东北部、北部、西部，修筑了东宁、绥芬河、半截河、海拉尔、黑河、虎头等14个国境阵地的主阵地。后期，从1940年至日本投降。1939年关东军在诺门坎战争中遭到惨败后，开始重视西部边境的战略价值，加强了对西部“国境阵地”的建设。同时又在东北部松花江流域和小兴安岭东侧修筑了若干辅助阵地，并加强了二线阵地的建设。主要有富锦、乌尔古力山、凤翔、牙克石、阿尔山等阵地。随着“国障阵地”的建成，关东军从1938年3月开始，按照“国境阵地”序号，先后编成了第1～14国境守备队，总兵力达2万多人，相当于两个师团。其中以第8（海拉尔）、第1（东宁）、国境守备队最为强大，兵力编制分别为6201名和4580名。上述“国境阵地”基本上是永久性军事工事。共有54个永久性阵地、165个野战阵地和63个其他阵地。另外，作为堡垒群共计有103群。《日本帝国主义の满洲支配》，第215、221页。其中以东宁、绥芬河、虎头、瑷珲、海拉尔为规模较大的阵地群。在某种意义上，“国境阵地”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关东军与伪满经济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破坏
一伪满经济的实质及其特征
要了解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破坏，就要对伪满经济的实质及其特征有所认识，也就是说，东北沦陷时期的经济性质决定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破坏。前面所叙述的伪满统制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日伪所推行的“三大国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伪满经济的实质及其特征。下面再作一个基本的概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以武力侵占东北，制造伪满傀儡政权，中国东北的社会变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关东军的武力始终是伪满政权的根本支柱。关东军作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其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主导作用，决定了伪满经济的政策导向和运行趋势。这是我们认识沦陷时期东北经济的基本前提。
殖民地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与殖民地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殖民地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殖民地从属于宗主国，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已经没有民族的尊严与发展可言，那里的资源成为宗主国掠夺的对象，那里的市场成为宗主国倾销商品的场所；实际就是宗主国的附庸。东北殖民地也同样带有上述殖民地的根本特征。但是，东北殖民地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就是说，东北殖民地的形成，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它不是那种原始的殖民主义，以及一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是由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