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城，道布尔戴出版公司，1965年，第233… 237页。
②D·卡内基：《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人们》，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36年，D·卡内基是戴尔·卡内基人群关系研究所的创立人和所长。
这些“积极思考者”强调了摆脱“灵魂的混乱”的两种途径：（l ）自内部信仰中汲取力量；以及（2）通过人们磁石主义去赢得别人的合作，以便汲取个人的力量。该时代的社会伦理学贬低了个人奋斗的成就，由于新教伦理已按常规跑完了它的路程。这种新伦理学是以“他人”为中心的，其高尚道德不是来自效率而是来自同别人和睦相处。社会人的绝大部分正是在这个难以对付的时代中胚胎、诞生并哺育起来的。人们在团体中寻求归属、在联合中寻求安慰、在隶属中寻求实现。
社会伦理为了了解社会人及其时代，第二个方面就是必须对变动中的对待实业家和经理的社会观点进行分析。小说中的实业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社会尊重的一个标记。罗伯特·卡夫希（Robert Kavesh ）曾经提出警告说，小说中的实业家一般是以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描绘的。①这是由于作者进行对比以取得戏剧效果以及为使人物获得同情的需要。虽然不能由于大萧条时期的艰难岁月对实业家进行责难，但在小说写作中，实业家却成为社会罪恶的象征。实业家在二十年代中被宣告为英雄和繁荣及好生活的象征；那么当时代变得骚乱时，把责难归之于掠夺了人民的家庭和储蓄的“臭银行家”不也是公平的吗？固然这种责难并不完全是公正的，但小说中描绘的实业家无疑地成为公众发泄愤怒的一个方便的焦点。
①R·A·卡夫希：《小说中的实业家》，N·H·哈诺佛，阿莫斯·塔克商业管理学校，1955年，第11页。但他指出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卡梅伦·霍利的《经理人员的房间》一书。
威廉·G ·斯科特（William G·Scott）曾指出，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小说描绘了个人主义的破灭。个人主义已没有用了，小说家将其基调转向“无产阶级小说形式中对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号召。①“英雄”消失了，而代之以不按理性行事并不为凡人所控制的“它们”。“它们”所代表的是权力、机器和力量，而不是个别的经理，后者是可以使之负责任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压制的怪物，它把人们及其生活压得粉碎。这类小说的代表是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和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iel West）的《一个冷酷的百万元》。斯坦贝克认为，不是个人而是“它们”使移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对于韦斯特来说，他的艾尔杰式的英雄发现自己处于“国际银行家”和“世界革命家”（他们缓慢而确定地破坏他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对自由企业的追求）的斗争力量之间。
随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展开，经理愈来愈成为一个“组织人”，从而完成了其从英雄形象的转变。在遵循之中存在着安全。经理成为一个英雄，并不是由于其“伟大而勇敢的业绩，而是由于他忍受折磨人的平庸和遵循。”②在马昆德（Marquand ）的《不会回来之点》、帕韦尔（Pawel）的《来自黑暗之塔》，以及斯隆·威尔逊（Sloan Wilson）的《穿灰法兰绒外衣的人》等书中，强调的是遵循和反抗组织系统的无用。斯科特认为，这些小说家描绘的正是管理文献中从个人主义伦理到“社会伦理”的转变。在“社会伦理，中的衡量标准是团体和人的集体性质、合作和社会团结的需要。这不但出现于小说之中，也出现于福莱特、梅奥主义者以及贬低个人而强化团体或人的集体性质的其他人的专业著作中。
①W·G·斯科特：《管理文献中的社会伦理》，亚特兰大，乔治亚州工商管理学院，工商业和经济研究局，1959年，第47页。
②同上书，第50页。
小说中的社会伦理强调遵循并把个人非人格化为“它们”，并把股份有限公司描绘成一个机器怪物。在专业著作中，充满了配合、参与、团体决策、小团体而不是大团体、委员会管理、“责任的交织”以及民主领导。斯科特对社会人时代的小说家和专业作者之间所作的令人注意的比较，提供了思想的资料。结合考虑到对作为公司象征的实业家尊重程度的降低，就可以理解梅奥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试图自下而上地改组组织，以便满足人们的需要。梅奥主义者及其他一些人想通过团体来改组组织，而组织工程师则想通过组织来改造团体。他们认为，“工业，前进！”是号召协作和集中团体努力的呼唤，它并不是使个人屈服，而是使个人的潜力得到解放。“原则”不仅是组织的规则，而且是使人们的行为朝向一个目标的指导。穆尼、古利克以及其他一些人了解到人们有归属的需要，并试图通过组织限定而使人们满足这种需要。这些作家认为，能够解放人们的潜力的不是精神发泄，而是组织结构。
从另一种意义说，有些批评家要实业家和工业化对现代文明的罪恶负责。知识分子通过美化农业和低毁工商业而同工业生活维持着一种不稳定的休战。杰斐逊式和杰克逊式的民主就是对一种农业的、小规模的、家有的、理想的社会基础进行赞扬的例子。大就是坏，住在“城里”就是人的堕落的标志。知识分子为什么要美化农业而诋毁工商业呢？卡夫希分析指出，“城市的发展就是工商业的历史；大实业家就是城市的象征，而城市则成为堕落的象征。”①这种非城市生活的思想仍在流行，其成功的第一个标志是能够逃离城市而移居到市郊去。在那里可以逃避城市的嘈杂而在一块100x200 地块的“农庄”中过着某种类似于农业的生活。
巴里茨认为，梅奥是献身于“农业黄金时代”的人们之一：（梅奥）……相信在农业和真理之间有一种神秘而直接的联系……一个工业社会，从其定义来说，就不可能是有道德的。因为一个人看不见土壤，也就看不见自然，这样他就看不见生活的意义而成为现代工业主义的虚饰小玩意的牺牲品了。于是，对于梅奥来说，现代工厂的问题是清楚的，是如何在二十世纪的摩天大楼和地下铁道、烟尘和蒸汽的世界中，使之可能再现出农业的有道德、农业的忠诚以及农业的社会感？“①①L·巴里茨：《权力的仆人》，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1960年，第111页。
梅奥认为，其答案是通过小集团重建社会团结和合作。只要农业生活的公社完整性重新恢复了，人们就可以应付城市的罪恶、工作的失去技术性以及工厂常规的无目的的非人格化。也许澳大利亚人梅奥被美国的杰斐逊—杰克逊的民主传统所吸引了。他肯定受了迪克海姆的影响，后者在工业生活中所看到的罪恶比罗伯特·欧文在十九世纪早期所看到的要多得多。迪克海姆告诫人们要不自私地相爱，欧文试图建立公社中心，而梅奥则接受了工业化的因素并试图在其框架之中重建人们的人际关系。阴暗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原子弹的威胁肯定使梅奥回头提倡黄金的农业时代，人们能在其中的小团体内找到安慰。
政治环境―从F·D·罗斯福到艾森豪威尔当经济周期从失败到兴旺而社会环境反映出人们对隶属的需要日益增加时，政治周期则表现出政府在个人和工商业事务中作用的日益增长。在美国历史中没有一个时期象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in Delano Roosevelt ）在职期间那样在一个灾难的时候开始其政治统治，经历了那么长的期间，并要对付那么多的苦难。罗斯福是贵族家庭的后裔、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的亲戚。他自腰以下由于小儿麻痹症而瘫痪，当美国人民处于绝望的深渊时，他给他们带来了感人的超凡魅力。他在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时的演说中指出，“我对你们保证，对我自己保证，要为美国人民实行一项新政。”这成为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口号，它许诺要对社会进行改组。
新政罗斯福认为他的首要职责是要恢复一个受打击的国家的信心。他所走过路程的一个里程碑是“头一百天”（1933年3 月9 日到6 月16月）。在此期间，国会的特别会议通过了许多法案，以便能紧急立法，并授予罗斯福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罗斯福的警句是：“我们所怕的唯一事情就是害怕本身”。他期望以此来激起美国人民自信和希望的感觉。在这头一百天的立法中建立这样一些机构和法令：农业调整署、民间资源保护团、证券交易委员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房主贷款公司、联邦救济法、铁路改组法、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全国工业复兴法。
①具有基本马力的政府已创造出来了。
①约翰·冈瑟：《回顾罗斯福》，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50年，第278… 28O，283…287页。
有的人把新政看成是“爬行的社会主义”：并预言资本主义将结束；而另一些人则把这些改革看成是仍在继续中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必要调整，以便拯救自由企业。私有企业在持续，但在这过程中渗入了许多社会主义。成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命令使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放手不管的政策已不存在了，政府的作用加强了，以便如人民所理解的那样，把权力从华尔街的金融家那里转移到农民、有组织的劳工和“小人物”手中。罗斯福智囊团中的一员，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 ）这样写道，企业按它自己的愿望行事的美妙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工业中的新领导必须承认工会，通过鼓励职工参与而使工业民主化，并记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①特格韦尔认为，工业未能为劳动阶级提供安全，而政府必须填补这个真空。对这种要求安全的热望的回答表现于一些开创性的法案之中：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为老年人提供帮助，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对某些工人确定了有保证的每小时最低工资；而1938年的铁路失业保险法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失业保障法。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法令标志着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转到里斯曼的“快乐的手”、从私人救济转向公共救济、从新教伦理转向社会伦理。
①R·G·特格韦尔：《工业纪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3年，第158页。
工人地位的增长罗斯福的时代的社会观点是自下而上。联邦权力的作用在政府—企业的关系中带来了一种即使进步主义者也没有预料到的方面。新政引入了公众责任这种积极概念，它强调联邦政府在解除匮乏和就业方面、在个人安全方面、在农民的平价方面、在承认有组织的劳工和维持工业和平方面负有责任，并扩大了执行国家信贷制度方面的职责。这是一个新时期，一种对权力的新平衡的号召，它答允通过“对美国作用的新的承担、新的解释”来恢复社会。②②D·珀金斯：《佛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时期：1932—1945》，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3页。
在权力调整的所有改变中，没有比劳工的新作用对管理思想更有直接影响的了。二十年代中倾向于管理当局的立法环境以及对工会—管理当局合作的信赖，在三十年代急剧地改变了。在这个时期，新政致力于改变工人—管理当局关系中明显的不平衡状态，并通过了大大增强有组织劳工地位的变革性立法。国会通过的第一个重要的劳工立法是1932年的联邦反禁令法，更经常地被叫做诺里斯—拉瓜迪亚法。这项法令，为了实际的目的，完全剥夺了联邦法院在发生劳工纠纷的情况下发出禁令的权力。1933年，国会通过了全国工业复兴法，这是用来使国家从三十年代的萧条中恢复过来的一系列新政法案中的第一项。全国工业复兴法的7a条款用类似于诺里斯—拉瓜迪亚法、而且更强烈的语言特别保证：“雇员有权组织起来并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雇主不得加以干涉、限制或强迫……。”它进一步规定“不应该对任何职工或任何求职的人提出以下的作为雇佣的条件，即要求加入公司工会，或不参加、组织或帮助一个工人自己选择的组织……”。
当1935年最高法院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不符合宪法时（谢克特对美国政府的诉讼），国会迅速地用另一项甚至更为有利于有组织劳工的法律来代替它。全国劳工关系法，更经常地被叫做华格纳法，比全国工业复兴法在集体谈判方面讲得更为明确。华格纳法保证雇员“有权自己组织、形成、加入或帮助劳工组织，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并且为了集体谈判而进行协调的活动。”
此外，它规定，有五种管理措施是“不公正的”，从而对管理当局所能够做的加以特别的限制。为了实行这些条款，这项法令规定成立一个全国劳动关系局，它不仅有权对违反限制的雇主发出“结束和停止”的命令，并有权决定相应的集体谈判单位并处理工人代表的选举。
全国劳动关系局还反对在前面讲过的丹尼森制造公司中的那种职工代表计划。
有组织的劳工激烈地反对那种计划，认为它们是阻止职工自己组织“公司工会”。
美国最高法院于1938年把这些计划裁决为由雇主控制的，违反了全国劳工关系法（全国劳工关系局对宾夕法尼亚—格雷洪德运输公司的诉讼）。这结束了工人—管理当局关系中的一个时代，而另一个时代开始了。①①C·R·古利特和E·R·格雷的《职工代表计划对美国的管理当局—工人关系发展的影响》作了出色的分析。该文刊载于《马克特商业评论》，第20卷第3期（1976年秋），第83…101页。
华格纳法的通过标志着工人—管理当局关系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并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产业工会来代替行业工会。联合矿工工会主席约翰，L ·路易斯（JohnL 。Lew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