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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的问题与给“头等”这个词下定义毫无关系。与其有关的是“头等”以外的另一级别，而不是“头等”。给“头等”
下定义根本无助于对我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回答，因为我问的问题不是有关“头等”工人，而是有关除“头等”工人以外的另一级别的工人。
泰罗先生：在我说明我所说的“头等”是什么意思前，我不能对另外级别的工人作出说明。
雷德菲尔德先生：刚才我被打断时，我正在说，证人已经说过，他不能回答那个问题，因为，主席用的语言，即“头等”这两个字时所想到的含义同证人所想的含义不同，他要求能允许说明这两个字的含义，这样对这个词就能有相同的理解。因此在我看来，应该允许证人说明他的意思，而后如果在他作了说明后还有误解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询问，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符合法律而且也是恰当的。①①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第九十号决议案对泰罗及其他工场管理制的听证会的记录，第1452…1453页。
接着，主席、雷德菲尔德和蒂尔森就是否允许泰罗说明他使用的词的问题展开了激烈地讨论；雷德菲尔德和蒂尔森的意见占了上风，泰罗接着对他的头等工人的主张作了说明，他最后说：……在每一个级别的工人中都有一些执迷不悟的工人―我不是指那些不能工作的人，而是指那些在身体条件完全能够工作但十分懒惰的工人，不管对他们如何进行教育和指导，不管对他们如何体贴，都无法把他们培养成“头等”工人。我把这些人称为“二等”工人。从身体条件上看他们能够成为“头等”工人，但是他们顽固地拒绝当“头等”工人。
主席先生，现在我准备回答你的问题，我思想中显然想到“二等”工人中有两类工人：一类是从身体条件上能够工作但却拒绝工作：另一类是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不适宜于做那种工作。这就是“二等”工人中的两类工人。
主席：那么，科学管理打算如何来照顾那些某一行业中的非“头等”工人呢？
泰罗先生：我不管他们。
主席：科学管理不能容纳这些人吗？
泰罗先生：对一个能歌唱但又不愿歌唱的鸟来说，科学管理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主席：我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鸟的问题。
泰罗先生：能够工作而又不愿工作的人在科学管理中是得不到任何照顾的。
主席：根据你自己的说明。这不是关于一个人“就工作而又不愿工作”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在某一具体行业中不属于“头等”工人的人的问题。
泰罗先生：我不知道有何种这样的具体行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能为他找到一个他可以成为头等工人的行业。①①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第九十号决议案对泰罗及其他工场管理制的听证会的记录，第1455…1456页。
在另一个场合，约翰·R·奥利里（gohn R·O‘Leary）（北美国际铸工联合会第三副主席）就泰罗在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对工人课以罚款的问题对他进行了盘问：奥利里先生：你是否说过。你在实行该方法时曾得到工人的同意与协作？
泰罗先生：是的……他们为它出过力，他们提供资金，照料病人：他们请来医生和护士。……
奥利里先生。他们在给受伤的人请医生时收多少费用？
泰罗先生：一分钱都不收。这些全是免费服务。
奥利里先生：你是否知道，许多人对米德维尔公司收回这些罚款以及这些罚款是否收回了曾提出过控告？
泰罗先生：我不了解这个情况。
奥利里先生：你是否知道工人们上厕所要被罚款一美元？
泰罗先生。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事实。谁这样说，那谁就是在撒谎，我在那里工作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②②出处同上书，第745…746页。
在其他的证词中没有人支持奥利里的指责。
正如报道美孚石油公司丑闻的艾达·M·塔贝尔所说的那样：美国有史以来所看到的最优秀的品德之一就是泰罗的那种自愿接受来自持有不同程度的误解、猜疑和恶意的劳工领导人、国会议员以及调查人员的无休止的盘问的品质。对于一个具有他那样品质和受过高级训练的人―为了发展有用的真理他付出了二十五年极其艰苦的劳动的人―来说，在某些时候他所忍受的那种质问一定是十分令人恼火的。①①《企业中的新理想》，第315页，见前引科普利一书第2卷第347页。
艾达·塔贝尔小姐能这样说，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称赞。泰罗受尽了侮辱和折磨，并且被说成象野兽一样残忍，因此在他作证结束离开证人席时几乎都站不稳了。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泰罗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损害，他毕生的工作遭到了辱骂。从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看，没有人胜利。这个报告的措词使用了巧妙的模棱两可的政治用语，报告中说，“现在要准确地确定它们（指泰罗制和其他科学管理制度）对雇员的健康和报酬的影响及其对工资和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那还为时过早”。②该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辱骂工人的证据，也没有看出有什么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委员会确曾提及有可能发生辱骂的情况―这大概是对反对者作出的一种表示，但报告没有提出任何说明曾发生过辱骂工人的现象的证据。
②听证会记录，第1930页。
尽管没有提出需要制定法律的建议，但是支持工人的势力开始对拨款法案提出附加条款，明确规定在使用拨款法案提供的活动资金时不能采用泰罗制的任何方法。参议院在研究1914—1915年陆军和海军的拨款法案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主张提出附加条款的反泰罗的人中有早期马萨诸塞州纺织业大亨的后裔亨利·卡伯特·洛奇，他声言要结束泰罗以及那些认为迫使奴隶拼命干活直到累死为止是有利可图的人所造成的“奴隶时代”。①这种蛊惑民心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泰罗努力要实现的目的的无知。附加条款在参议院未获通过，但是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再次被提出并获得通过。自此，每一次国会在陆军、海军和邮政拨款案上就都附上了这样的条款。②泰罗制和设法使政府机构获得效率而作出的努力显然失去了作用。
①见前引科普利一书，第2卷，第351页。玛丽·巴尼特·吉尔森称参议员洛奇是“爱出风头的人”，他企图战胜想象中的敌人。吉尔森先担任就业顾问，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玛·巴·吉尔森：《过去的事是序幕》，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40年，第55页。
②这种反对科学管理的法案一直执行到1949年，当时由于参议员塔夫脱（俄亥俄州）和参议员弗兰德斯（弗蒙特）作出了努力，才从法律中取消了对工时研究和刺激性奖金的限制。
心理革命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和其他一些人表达出了全美国人民对国家资源枯竭所表现出的极度关切。这种全国性的促进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自然资源的关切，而发展成为了更为广泛的解决总统称之为“国家效率”的需要，由于就东部铁路公司运费问题举行的意见听证会，使泰罗成为了当时的重要人物，他写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符合解决国家效率问题的需要，他在这本书中对他的目的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通过一系列的简单事例指出，由于我们在几乎所有的日常行动中不注意效率而使整个国家正在遭受巨大损失。
第二，努力使读者相信，纠正效率不高的途径在于系统性的管理，而不在于寻求某个出众的和非凡的人物。
第三，证明最好的管理是一门以明确规定的法则、规章和原则为基础的真正的科学，并进而证明，科学管理原则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需要进行充分的精心协作的大公司的活动。①泰罗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是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②泰罗对采取使一方得益多于另一方的眼光短浅的办法表示遗憾；他的共同得益的主张强调以双方长期的增长来保证各自的得益。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成为了一位哲理学者，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车间的效率，而是在表明如把科学管理运用到最基层单位，即可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可使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得以繁荣的原则。泰罗承认，“效率专家”败坏了科学管理的名声。他告诫说：“不应对管理的实质或其基本哲理产生误解。”③这一基本哲理是以利益的一致性为基础的，其四个基本原则是：第一，建立一种严格的科学。
第二，科学地挑选工人。
第三，工人的科学教育和培训。
第四，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进行亲密无间的友好合作。④①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第7页。1947年版，哈珀…罗出版公司。第三点是说明科学管理的普遍性，但是并不一定是暗示与后面我们将看到的亨利·法约尔听说的那种管理的普遍性相同。
②出处同上书，第9页。
③出处同上书，第128页。
④出处同上书，第130页。
但是，不管是这些原则，还是泰罗制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能被孤立地看成是主要因素：构成科学管理的不是任何一个因素，而是各种因素组成的整体，科学管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它是科学，而不是单凭经验行事的方法。
它提倡合作，而不是不知。
它要求最大的产出，而不是受了限制的产出。
它培养每个人发挥他的最大的效能和获得最多的财富。①①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第140页。
1911年，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效率专家”，他们向雇佣他们的雇主许诺他们能大大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泰罗对这些专家的出现感到遗憾，他担心―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们许诺要找到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必须改变人们的基本态度以及必须在使人们接受和逐步再三研究之后再实施他的方法的步骤。泰罗把真正的科学管理和追求效率的一阵风式的做法加以严格的区分；这种不同之处就在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一场心理革命，这种心理革命只能产生于双方在一段时间内的相互尊重，而不是采取这个制度的方法就能产生的。泰罗在意见听证会上试图首先阐明的是什么不是科学管理，然后才再说什么是科学管理：科学管理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法，不是一种获得效率的方法，也不是一串或一批有效率的方法；科学管理不是一种计算成本的新制度，不是一种支付工人工资的新办法，不是一种计件工作制，不是一种奖金制度，不是一种付酬制度，也根本不是一种支配工人的计划；科学管理不是拿着秒表观察一个人的工作并记下他的情况；它不是工时研究，不是动作研究或对工人动作的分析；科学管理不是印制一大批表格并将表格发给一些人，而且说，“这就是你们的制度，照着办吧”，不是分工工长制或职能工长制；不是在谈到科学管理时一般人所想到的任何方法。一般人在听到“科学管理”这个词时就会想到一种或几种上面所谈到的方法，但是科学管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我不是嘲笑成本核算的方法、工时研究、职能工长制，也不是嘲笑任何改进后的支配工人的任何新方法以及任何有效率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的确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方法的话。我主张采用这些方法。但是我所强调的是，不管是所有的这些方法还是这些方法中的一部分，它们都不是科学管理，它们是科学管理的有益的辅助手段，因此同时，它们也是其他管理制度的有益的辅助手段。
那么，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待工作、同伴和雇主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此外，科学管理也要求管理部门的人―工长、监工、企业所有人、董事会―同样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管理部门的同事、对他们的工人和所有日常问题的责任上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没有双方的这种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
这就是科学管理的实质―伟大的心理革命。①①听证会记录，第1387页。
这场心理革命的结果是什么？
在科学管理下，双方心理态度上发生的这场伟大的革命就是双方把注意力从被视为最重要的分配剩余的问题上移开，而共同把注意力转向增加剩余上，一直到剩余大大增加，以致没有必要就如何分配剩余的问题进行争吵为止。他们会看到，当他们双方不再相互敌视，而是肩并肩地向同一方向迈进时，通过他们共同的努力所创造的剩余额将多得筒直令人目瞪口呆。他们双方都会认识到，当他们以友好合作和助互帮助来代替对抗和斗争时，他们就能共同使剩余额猛增，以致工人工资就有大大增加的充分余地，制造商的利润也会大大增加。先生们，这就是伟大的心理革命的开始，是实现科学管理的第一步。①①听证会记录，第1388一1389页。
泰罗知道，他的主要反对者是工会的领导人，而不是工人自己，他知道工会领导人阴谋反对他的制度。他一再向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冈珀斯建议，请他去参观实行科学管理的工厂，亲自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冈珀斯拒绝了他的建议。②矿工工会的约翰·米切尔也拒绝了。泰罗坚持他早期的看法：从理论上说工会是好的，但是实际上缺乏公开改善经济制度的表现。泰罗认为，工会的哲理和科学管理的哲理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工会通过使工人和管理部门不和、加紧进行对抗和鼓励对抗，而科学管理则鼓励提倡利益的一致性。在冈珀斯看来，“更多，更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