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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学习《伤寒》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个方证，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 因此，辨方证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继续，是更具体、更进一步的辨证，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辨方证是否正确。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六经八纲的细目，这是可以断言的”。辨方证的科学性、学术价值，不但为遵用方证理论者所证实，而且也为不遵用其理论者所反证。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震惊日本，耐人寻味，汉方研究者栗岛行春指出：“让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发生间质性肺炎、死亡，是由一个追求名利的医师发表论文开始的……是不学习中医理论，只用西医的病名来决定处方的结果，是研究失败的根本，而把责任诿过于小柴胡汤有副作用，是错上加错。” 更强调了“让没有了小柴胡汤方证的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是造成间质性肺炎的根本原因。《伤寒》是中医经方辨证论治体系，更讲求辨方证，全书主要讲辨方证，第317条方后附：“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这是后人的注释，是对方证的认知。论中对小柴胡汤的用法有明确说明：“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早已明确指出，没有小柴胡汤方证就不能服用该方药。“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证，以血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科学性。
由于经方的方证来自临床实践，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其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方证的科学性。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更详细、更具体、更全面的辨证论治。不少人认识到了辨方证的重要意义，中药治病，不在用药味多少、药量轻重，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于此获得更大启发，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说：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无常法，在辨证论治基础上，执一法不如守一方”。是说辨方证一定要准确，加减用药也要像桂枝加桂汤那样要对证，而不是对症、对病。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其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现，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伤寒》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腹泻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转而发奋学习经方（初读《医界铁椎》），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验，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也有人从临床和实验室探讨了方证对应关系。如伊藤嘉纪通过五苓散方证的研究认为：五苓散方证的病理状态，是渗透压调节点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过调整调节点来恢复水液代谢正常的。给正常人和动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现象，如让人和动物出大量汗，造成津伤表虚出现五苓散方证后，再给服五苓散，则看到明显的利尿作用。因而，认为五苓散与五苓散方证之间，存在着特异的方证对应关系。藤平健在论述出血病的治疗时指出，中医的处方，是由几个生药组成发挥一独特治疗效果的方剂，这个处方可看作一个齿轮，而出血病表现各种症状，这些不同的症状好似不同的齿轮，两者如能紧密咬合，则可使疾病很快治愈，如两方面的齿轮咬合不紧，就像汽车中的齿轮咬合一样，齿轮不合，则汽车不能开动，也就是说，治病方药不对证，治疗也就无效。
以上可知，方证是由方药和证候以八纲为基础对应的理念，它起源于神农时代，方证的积累丰富，至汉代产生了六经辨证，形成了完整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经方、《伤寒》的主要内容及六经辨证理论，都是由方证发展而来。经方之源，始于方证，它既属基础理论，亦属临床证治。因此，认识方证，是学好《伤寒》、认清六经实质的关键。
正确理解伤寒论的六经，是解读伤寒论的前提，是学习经方的基础。有许多学者认为张仲景是根据《素问·热论》关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以及“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等论述，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
其实，《伤寒论》和《内经》属于两个不同的医学流派、理论体系。因《伤寒论》序文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这一内容，故历代诸多医家认为《伤寒论》的理论来源于内经，但历来医家以内经释伤寒，越解越难明。晋代皇甫谧指出：仲景论广《汤液经》而成《伤寒论》。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曰：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现代钱超尘教授及近代的杨绍伊等经过考证后，均认为序中“撰用”以下的23字为后人所加，非仲景文字。近代伤寒大家胡希恕先生经过毕生实践及研究后明确提出《伤寒论》属于经方一脉，而《内经》属于针灸家言，二者源流不同。《伤寒论》并不是沿用了《内经》的理论，同样《伤寒论》的六经也不是来源于《内经》的六经。
伤寒属于经方一脉，属于经方的辨证论治体系。“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伤寒论》属于经方一脉，观《伤寒论》的辨证体系属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六经八纲辨证体系，而《内经》则属于脏腑经络理论体系。绝不能因为《伤寒论》中的六经之名同《内经》六经之名相同而认为《伤寒论》之六经即为《内经》之六经。
六经理论具有系统性
《伤寒论》是由《汤液经》论广而成，故直接吸收和借鉴了《汤液经》。在古代朴素的辨证法、二分法、阴阳观等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辨证方法。在八纲的基础上，发展为六经的辨证方法体系。如“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是阴阳观、寒热观。“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乃可攻里”是表里观。“脉浮紧者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是虚实观。阴阳、寒热、虚实是病性，表里是病位，《伤寒论》在八纲的表里病位观的基础上发展为表、里、半表半里的病位观，这样将八纲发展为六经以更好的指导临床实践。
六经传变观点需要辩证看待
《伤寒论》第4条曰：“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5条曰：“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其六经相传并不是《内经》的一日一传，而是根据症状来判断是否相传。《内经》六经相传变理论的依据是脏腑经络理论，《伤寒论》则重视症状学，和《内经》的理论基础不一样。
现代认为六经适用于外感伤寒的辨证论治。其实任何疾病作用于人体表现为证，都是通过邪气与正气的斗争表现出来的，疾病的产生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邪气侵袭人体，正气奋起抗争，表现为表证，若正气不支，则邪弱气尽腠理开，则邪气入半表半里、入里。入里之后，根据阳气的强弱，可以表现为里热或里寒，而绝非像《内经》所说的一日一传，传变如环无端，周而复始。《伤寒论》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一句就明确指出了正邪相争的结果决定了相传。若正气强，可自汗出愈，如“冒家自汗出愈”。若正虚邪盛，则邪气入里。
不能拘泥于《伤寒论》条文的字面文字
《伤寒论》各经病内容篇幅不一，如太阳病篇详，而他经病篇相对为略，并不是太阳病篇所论述的内容都属于太阳病的，同理，绝不能说少阳篇的内容少，而忽略了少阳病的临床重要性，更不能因为厥阴病篇的方剂少，而认为厥阴病无方可治。六经是一个整体，仲景本意通过伤寒为例告诉我们六经这个辨证体系，故通过太阳病和他经病，可以总结、归纳出六经的实质内容。
《伤寒论》条文开头，常冠以某某病，如条文开头冠以的某某病，是提示可以见到该经病的症状，但不一定就是该经病，有可能是本经和他经并病、合病，也有可能是该经病的假象，提示与该经病相鉴别。如第235条“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不能因为该条开头冠以阳明病，而认为麻黄汤可以治疗阳明病。如何判断是哪一经的病、哪一经的证，主要的依据是症状。如该条的“脉浮、无汗而喘者”提示为太阳病表实证，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而条文开始冠以的“阳明病”是指出该条的证为太阳阳明合病，虽然有太阳表未解，但是也出现了阳明的症状，因为“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乃可攻之”，故当用麻黄汤解表发汗。又如第243条吴茱萸汤证：“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绝不能因为此条在阳明病篇中，而把吴茱萸汤归于阳明病。同样要根据症状，并结合方剂来判断，吴茱萸汤温胃止呕，结合“食谷欲呕”可以发现这是太阴病里虚寒证的“欲呕”，而不是属于阳明病，此处的“阳明”指代脾胃。所以，正确理解条文内容需要结合上下文看待。
六经在临床中简单实用
《伤寒论》的条文经过战乱流散，经过后人的编撰，故条文顺序变化颇大。条文虽然顺序有些乱，但透过条文，可以发现六经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即六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完善的辨证论治体系。
历来诸多医家无不对《伤寒论》推崇备至，可以看出六经在医家心目中的地位。如柯韵伯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俞根初说：“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
六经来源于八纲，在八纲的基础上发展了病位观，较八纲更为实用。辨别六经病，主要依靠提纲条文，重视症状学。六经简单实用，临床上先辨六经，再辨方证，病位病性了然于胸，如此则理法方药丝丝入扣，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确理解六经，是我们学习经方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