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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决心去作孔家生活。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而在进入北大之后，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于是得以经过自学钻研，在学识上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开始走向成熟。
我尝说过，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发的人，而我则不是；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第29节 乡村工作简略回顾
我从事乡村工作的简略回顾
抗日战争前，我做乡村运动曾有较大发展，此种发展有客观原因。在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当时国内社会经济有了大变化，既不出也不久入。原来中国出口靠农村（农产品），进口也是为农村（农村需要的煤油等），这时银行业首先感觉到这种不出不入的现象。这正是乡村运动在国内开展普遍的一个原因——农村破产。正为农村破产，才有救济农村呼声，南京政府亦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从事乡村运动的由来。
我们开头并不是在农村破产刺激之下从事这一运动的。我本生长于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两代也如此。为什么一个在都市生长的人想去搞乡村运动？早年因受彭翼仲先生的影响，灌输了爱国思想，我于是很早就热心国事，从而热心宪政。我认为皇帝专制为中国腐败的根源，救国必须从政治入手，宪政首先出现于英国，应以英国为蓝本，实行宪政。清末大家都要求宪政，清廷因此有宪政十九条的宣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了临时约法，这也是模仿英国宪政。后来袁世凯又背叛民国而搞帝制。可是竟然社会民众没有实行宪政的要求。如果公众没有参与国政，争取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要求，宪政只在上层说来说去，是无用的。在这个问题的推动下，我想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从基层的农村入手，于是我抛弃都市生活，到乡村去。
最初想在广东试办，因为与我相识的李济深当时在广东当政，民国十六年我在广东发起创办乡治讲习所，并且作了“乡治十讲”的讲话，讲述乡治的道理、办法等，可惜讲习所未办成，此讲稿也已不存。后来政局变化，李济深为蒋介石扣留，我于是回到北方。刚好我回到北方遇见朋友王朝俊（鸿一）、梁仲华等人。王是山东人，当时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冯玉祥、阎锡山二人对王很礼遇，因此王是冯、阎二人的座上客。王朝俊热心乡村自治。他一面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一面与朋友在河南辉县办河南村治学院。《村治月刊》在经济上得到阎的资助，村治学院则得到冯的同意。村治学院院长为彭禹廷、梁仲华，我为教务长，村治学院的旨趣书是我起草的。我在此前后不超过一年，因为民国十九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学院被迫仓促结束。当时名义上河南省主席是韩复榘，实际上他并不能主持省政。韩原是冯的部下。中原大战结束后，蒋拉韩，委以山东省主席的职位，韩于是脱离了冯。在学院结束后，副院长梁仲华去山东向韩报告，韩即表示河南办不成，请都来山东好了，于是学院的全班人马去山东，考虑如何做法。当时社会各界都高谈“建设”，我们在此影响下就提出“乡村建设”，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选在距济南不太远，又靠近胶济路的邹平县，划县为实验区。院以下除实验区，另外两个部分是训练部和研究部，前者的任务是训练做乡村工作的干部，后者做乡村建设的研究工作、策划工作。梁仲华任院长，我为研究部主任。
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欠。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学技术。我所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西洋进步从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发展贸易，而牺牲农村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总之，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八个字。将这两方面补进来，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这个好，要胜过西洋，因为其富强是建立在广大农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做法是将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进于乡村：团体组织引进一分，即可引进一分科学技术，同样科学技术引进一分，又可推动团体组织一分。为此，我们在邹平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并兼理县金库，流通处不贷款给个体农民，只贷给农民组成的合作社，以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促进农民组织，又促进了科学技术。例如邹平孙家镇为棉花集散地，农民将生产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运给青岛纱厂。我们即做棉种改良工作，推广纱厂需要的长绒棉（美棉），纱厂高价收购，农民欢迎。我们还计划在当地自办纱厂，这样可以农工结合，增加农村财富，后因七七事变，未及实现。
搞乡村运动，我本从主观认识出发，而在农村破产的客观形势推动下，运动有了较大较广泛的发展，于是我们连续三年举行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在山东邹平，随后两次先后在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这三次会议的记录由章元善、许仕廉编辑，以《乡村建设实验》为题交商务印书馆出版。附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做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的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出家，在内心并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常常像要解决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我在廿岁时曾经想出家，后来没有；可是到现在还常常觉着出家的味道。）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第30节 抗战以来自述（1）
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
1940年底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为在海外建立民盟的言论机关，1941年作者被推赴香港筹办《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报纸创刊，作者被任命为报社社长，主持该报工作。《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即写成于此时，并在《光明报》连载达一个半月之久。文中扼要记述了作者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至1941年离渝赴港之前四年间所参与的种种重要活动。五十年前的这些往事，因时移事易，有些细节已无多大意义，故现在重新刊出时略有删节。至于文章中的多处“天窗”，则系当年被香港当局新闻机构所检扣的部分，因作者无法填补，只得付诸阙如。
编者
引言
我努力的是什么？这原是要读者看了这篇自述之后，从四五年事实经过中认出的。但今亦不妨先指点出来：
一、是国内的团结；
二、是民众的发动。
发动民众为抗战所必需，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这是人人都知道应需努力的事。努力者正多其人，我亦不过追从国人之后之一份。事无新奇，不足称述。不过我四五年间翻来覆去，努力不已，不是这件，就是那件，自始至终，一贯不移。述说出来，使国人关心这两大问题者，亦可得其消息之一斑。
我第一个念头原在发动民众，因为意想中全国一致对外不成问题，后来晓得事情不这样简单，还必须先求团结才行，否则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动手发动民众，愈发动即愈冲突，冲突大了，国事便不可为。但如有人问我：定要团结好了，再发动民众，事实是否能许可呢？我回答不出。我总强调“团结第一”就是了。
我是个谨慎人，我□□□□□□□□□□，像共产党一样，可以去发动民众。我当然要从团结入手，求取全国有计划的合于理的民众大动员（此事我有主张计划见后）。无奈我的气力薄弱，事情不易成功，至今天还盘旋在团结问题上，没有进展，因此四五年间所努力的，核实了仍只是团结一事而已。试看后文自明。我今天受同人委托，办理本报，仍是为了团结运动。现在自述其四五年来努力经过，藉以求教于当世贤达，亦正是表出本报宗旨的一种工作，倘得各方读者同情指教，使团结运动得些进益，岂非大局之幸乎。祝之祝之！
在本篇的叙述上，拟将最近在重庆我们一些朋友，为团结而奔走的一段经过叙列为开卷第一章，然后翻回头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直叙到最近，使与开端的叙述环扣起来，其顺序约略如下：
（一）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三）“八一三”以后的文章
（四）国防参议会
（五）访问延安
（六）国民参政会
（七）改善兵役的运动
（八）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十）统一建国同志会
（十一）1940年4月间的一个提案
（十二）总结全文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第31节 抗战以来自述（2）
一、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
这一段经过，我看见曾有两个刊物提说到。一是陶百川先生主编的《中央周刊》似用《劝驾记》为题，一是邹韬奋先生写的《抗战以来》第七十五节《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不过，都语焉不详。我现在较精确地记述当回事实（其中自然仍省略许多），读者不妨取以与前两文相印证。
这一段经过，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为止的，其内容如下。其时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对于1月间新四军事件表示抗议，用书面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说：在他们所提善后办法十二条未经政府裁夺前，即不出席参政会。而参政会已定3月1日开会，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参政同人，不便坐视，特于2月22日集会商谈。当日在座者，计有张君劢、罗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钧儒、邹韬奋等各位，黄炎培、冷等各位，而前届参政员章伯钧、张申府亦参加，连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谈结果，推定左、罗及我共三人，负责起草几条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根据。当晚左、罗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换意见，而委托我来执笔。23日晚我写好之后，通知各位朋友于24日集会。大家看了，我所写好的无甚修改，即依年龄为顺序而签名。第一为张表方（澜）先生，第二为褚辅成先生，余不必细数。除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褚先生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列名。
我写的共四条，其条文如下：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1939年春作者自重庆大后方出发，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途中常昼伏夜行，历尽艰险。八个月后返抵洛阳。（前排右三为作者，其左为随行秘书，其右为随行军事参谋王靖波）。
蒋公的表示十六人签名的一份，又在四条前后加了头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准备呈给蒋公。中共方面，则约了周恩来、董必武两位来面谈。周谈话甚多，总其要点，不外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