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老师让我们轮流以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论据阐述纳粹敌人的观点。另一些同学则
运用反法西斯的观点予以驳斥。我对这种挑战很感兴趣，绞尽脑汁想出赞成纳粹的
种种理由。有些平庸的同学也许是害怕自己共产党员的声誉受到玷污，只是敷衍了
事地重复课本里的话。一次，老师严厉批评了我的同学未能有力地反击我提出的纳
粹理论。“真要有一天需要你们跟纳粹分子面对面地辩论，你们这些人岂不傻眼了？”
他大吼道。在这种展开意识形态交锋的辩论会上，我遇到的惟一劲敌是莱昂哈德。
1949年，他从东德逃到南斯拉夫。日后在德国以及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成为
一名屈指可数的苏联问题专家。我的一生充满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莱昂哈德教授
最终运用他在共产国际学校里练就的本领反对苏联，而我却利用学到的知识一直捍
卫这一制度。
在共产国际学校，我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米·施腾策。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
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亲施腾策曾是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在达豪集
中营被纳粹杀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我俩刚认识时，她有一位
西班牙男友。我们的相爱始于离开学校之后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欢她独立的
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30年代时，她的母亲在一次对涉嫌从事反苏
活动的外国侨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后来被释放）。埃米从小在伊万诺沃这个工业城
市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她的这种性格。
布莱希特在给妻子的信里谈到俩人之间始终存在的“第三因素”，即他俩共同
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们对这种看法似乎不屑
一顾。但在一个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狱或掉脑袋的年代里，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
中维系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纽带。尽管我与埃米在结婚将近30年后离婚，
以后又结过两次婚，她始终是我的一位知音，并且通过管理柏林我父亲的档案馆一
直与我们全家保持联系。
1943年5月16日，我的生活又发生一次突变。这天，我们一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
赫然写着：鉴于纳粹仆从国与热爱自由国家的情况迥异，共产国际及其学校将予以
解散。毋庸讳言，这一决定背后有政治背景。解散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和西方盟国达
成的妥协。西方把共产国际看做是在他们的老窝里煽动革命的一个危险组织。
我分配的时机极其幸运。前一批毕业学员肩负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的使命被空
投到德国，却不幸中了第三帝国反谍报机构的圈套。德国的反谍报机构一直冒充抵
抗组织与苏联保持无线电联系，而苏联当局对此信而不疑。结果这批学员尽数落入
盖世太保和军事反谍报机构的手中，全部罹难。他们的牺牲使我们这批人幸免于重
蹈覆辙的厄运。我们于是被分配到附近一家农庄里，搞机械维修，兼管给白采尔科
维河上的驳船卸货。
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仍然令我们吃惊。老师不是总说，共产国际是永恒的，是
共产党的最高形式吗？但平时受到的教育都是让我们不加怀疑地绝对服从命令。我
们已经习惯于把党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确的。于是，我们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也许因为父亲是知名作家的缘故，我被分配到德国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兼评
论员。党的领导人觉得我适合干这一行。该电台是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德国共产党的
喉舌。于是我回到莫斯科。20岁那年，我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并参加了在卢克斯饭
店威廉·皮克房间里举行的各次会议。皮克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
统。这家饭店在外国共产党人遭清洗的日子里曾处在风口浪尖上。正是在这儿，我
还认识了战后成为东德国家领导人的乌布利希和其他人。
与此同时，埃米被派往前线，通过麦克风用德语向德军喊话，对敌展开心理战。
她手持话筒沿着敌人的战壕走来走去，告诉德国士兵，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呼吁
他们缴枪投降。1944年9月24日，她在戈梅利受重伤。由于担心再次分手会是永别，
我们举行了婚礼。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俩始终天各一方。
翌年5月，终于迎来了胜利。法西斯德国被打垮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父亲与
莫斯科街头的人群一起欢呼雀跃的情景。康尼此时已在德国。他参加了攻克柏林的
战斗，并因作战英勇荣获六枚勋章。他写信给我们说，盼望在德国团聚。我开始收
拾行装。在共产国际学校的时候，人人都知道，送我们来这里学习就是为了将来盟
国最终战胜法西斯之后把我们派回德国。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临。
隐面人
第三章 斯大林的学生
离开德国到莫斯科那年我11岁。11年后又重返德国。人们常笑称我是半个俄国
人，有时甚至带点批评的味道。但我从来没有把这看做是对我的侮辱。俄国人的关
照在我的一生中太重要了。德国共产党内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在苏联度过的青少年
时代以及俄罗斯人民博大的气质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以后的岁月里，遇到同苏联人
发生争执时，我凭借与苏联非同一般的关系说话较少顾忌，也更有分量。
日后我每次到莫斯科出差，一有机会，就从德国官员的身份中溜出来，像一个
我所熟悉的莫斯科人那样漫步街头，与人攀谈。比起柏林和柏林人，我对这座城市
和它的市民了解更深。我会重返基茨洛夫斯基街上我们住过的那栋楼。现在这座楼
的门口挂着一块铜牌，纪念父亲和弟弟。我还去探望住在阿尔巴特区的许多老朋友。
我和挚友阿利克一同穿过我们以前住过的小区，步行到高尔基大街。现在它又恢复
了革命前的老名字，特维尔大街。阿利克在二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如今是一位德语
教授。学生时代，我俩常常排几个小时的队，为在著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看一场塔
拉索娃扮演的安娜·卡列尼娜。要么去看学校附近的一家犹太人剧场的主角上演的
戏。我俩都喜欢俄罗斯古典作品，还有19世纪欧洲大师的作品，如海涅、巴尔扎克、
高尔斯华绥和马丁·杜·加尔，以及文笔简洁遒劲的海明威。1941年夏天我俩重逢
时，曾泛舟莫斯科河上，划到僻静的河弯处，一起背诵勃洛克和叶赛宁的诗。
离开莫斯科后的悠悠岁月里，这座城市常令我梦绕魂牵。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
朋友们不一样，从未打算在苏联过一辈子。德国仍然是我的故乡。再说党派我到共
产国际学校学习以及去广播电台工作就是为了回国这一天做准备。那时我23岁，踌
躇满志，对返回德国后的情况想得非常简单。我们在校时，意识形态教育占了很大
比重。训练的重点放在如何肃清战败德国的残敌上。然而，一旦面对国破家亡的同
胞、亲眼目睹了自己曾热烈拥戴过的大独裁者可耻覆灭，我受到的震撼难以想象。
我们这些从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启蒙者，决心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天壤之别。我们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
国的苏联占领区内建立共产党政权，而是成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法西斯同盟，
当然是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和所有的共产党人均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一种策略，
而且是绝对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惨痛教训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斩尽杀绝。实际
上，斯大林最初对在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虑，
他想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时有多种选择。
返回德国后的情形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痛苦压抑得多。许多年后，弟弟在他拍
的一部电影《那年我十九岁》中反映了这种痛苦的心情。电影描写了一群天真热情
的年轻人在得知极其野蛮暴行的真相之后的心理感受。年轻正直的主人公与他所处
的乱世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红军的迫近，各城镇的市长忙不迭地卷起纳粹旗子，
有的干脆把旗子中间自圈里的黑卐剪掉了事。
康尼作为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参与了在苏联占领区筹建一个新政权的工作，我随
党的机关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与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
小批人4月先从莫斯科返回柏林。一个月后，5月27日，我和其他人身着崭新的西装
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军用飞机回国。从空中望下去，战后的土地满目疮痍。
我们这批人成分五花八门。既有老共产党员，又有父母是老共产党员的德国战
俘。回到德国后会是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没有谱。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许共产党
在德国合法存在。没有人高谈阔论建设一个新德国。谁都知道，当务之急是解决德
国人的衣食住行，以渡过难关。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国。这是我们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国令我们既
激动又伤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国城镇千疮百孔。飞行途中，被夷为废墟的华沙
从机翼下掠过。整个城市荡然无存。瓦砾中灰烟缕缕，好像从烧死人的木柴堆里冒
出来的。我们这架飞机是在柏林刚刚开放使用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上降落的首架飞机。
三年后的柏林危机期间，这个机场成为盟国空运的交通枢纽。当时没人想到遭到如
此严重破坏的柏林还能重建。 我们这些共产国际的孩子受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渴望清算自己同胞的纳粹历
史并真诚地相信，凭借在学校学到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能荡尽纳粹流毒，建立一个
新德国。然而，整天跟这些曾对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欢呼呐喊过的人们生活在一起
比我想象的难得多。大多数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纳粹在他们的助纣为
虐之下或打着他们的旗号犯下了累累罪行。没有谁因纳粹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负罪，
或反省自己的责任。埃米有一次听到几个妇女议论我们电台播放的关于德国战争罪
行的报道：“德国男人绝干不出这样的事！”德国男人这种说法完全是鼓吹极端民
族主义的希特勒式的语言！这种论调她们听了整整12年。
许多德国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不少人认为，我们从苏联搬回来了另一种独裁制
度。西方国家后来曾挖苦我们用红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
为。当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国人中，我们这些德国共产党人大概属于对斯大林
的罪行感觉最迟钝的，因为是苏联把我们从死亡或监禁中解救出来。对周围发生的
一切不管有何疑虑，也无法与希特勒残暴政权下的经历相比。我根本不可能把我们
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做是暴政。对于我和我这一代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支解
放力量。它的方式也许有些粗暴，但我们始终认为，归根结底它是一支代表进步的
力量。当时没有人可以说服我接受与此相反的任何观点。
这种态度日后决定了我们在冷战期间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每当听到有人骂
我们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说的是否属实？”而是“他们攻击我们是否有
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自我辩解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再也听不进批评意见。
那时我们非常幼稚。我以为，德国人从战败的重击下醒过来后，越来越多的人
会感激苏联人把他们从希特勒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并对他们的救星表示热烈的欢迎。
实际情况跟我想的大相径庭。在我住的居民区内，有一家纳粹分子被赶出了他们那
套宽敞的住房后，左邻右舍开始为谁有资格搬进去而争吵不休。德国作为一个世界
大国虽已垮台，而德国人仍为争夺个人的“生存空间”斤斤计较，我不无厌恶地想。
更令我气愤的是，有一家人声称他们从未加入过纳粹党，因此最有资格住进这套房
子。实际上，他们是当地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曾向当局出卖过5名共产党员！
对当时宣传的建设一个人道主义的和热爱和平的社会与现实的矛盾，我怎么竟
然会丝毫没有察觉？我想那是因为我在苏联成长的经历使我成了半个俄国人，感情
上同情俄国人渴望对无恶不作的德国复仇的愿望。我以为，局势恢复平静后，报复
情绪会逐渐消失，从而在德俄之间建立一种谁也不谋求压倒对方的新关系。
回到德国后没几天，乌布利希…一接见了我们，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各自在苏联
占领区内的工作职责。我被分配到柏林广播电台当编辑。广播电台设在英国占领区
内的一栋大楼里，这里曾是戈培尔主持的帝国广播电台所在地，现在掌握在苏联人
手里。开始我不想听从乌布利希的分配，因为我是学工程学出身，对宣传鼓动那一
套所知甚少，虽然小时候在抵抗纳粹运动中曾接触过宣传工作。我问乌布利希，什
么时候能让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学的学业。他不客气地说：“让你干啥就干啥。
现在不是考虑造飞机的时候。”刚开始时心里一点儿没底儿，干起来后却发现对外
采访和撰写外事评论其实极有意思（我的笔名是迈克尔·托姆斯）。我们的广播电
台位于远离苏占区的英占区，因而成了刚刚揭开帷幕的冷战中的一个前哨阵地。远
离位于东柏林的党的总部意味着我们可以相对独立地工作。不错，我手上是有一份
乌布利希在莫斯科时写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小册子，里面强调了共同反对法西斯
的任务。可当初除了这本小册子外，我再无其他的政治文件。
我经常见到乌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个叫“民主论坛”的节目里，乌布利希代
表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是共产党，1946年在苏占区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
讲了话。他尖厉的嗓音和浓重的萨克森口音严重地影响了播音效果。我当时完全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建议乌布利希以后让播音员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