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街上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们，想象着他们在纳粹政权下的表现，我不禁脊背一阵发
凉。这种感觉只有一个德国人才会有。对于纳粹暴行，他们究竟了解多少？内心深
处又隐藏了多少昔日罪恶的秘密？也许大城市更容易抹去往昔的痕迹，置身德国小
镇，我却无法排除对自己同胞产生的不愉快的念头。
纳粹此时已冻结了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并没收了全部的财产。苏联的庇护救了我
们一家。在一个剧作家朋友的帮助下，父亲在莫斯科老城区一条建于19世纪的小街
上找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小街弯弯曲曲，曲径通幽。它的前面就是深受文人艺
术家们偏爱的阿尔巴特大道。1934年3月，我和母亲、弟弟随父亲搬进新居。
我们开始慢慢适应了这种陌生的语言和文化。同院孩子们的粗鲁让我害怕。他
们常跟在我们后面喊：“德国人，胡椒，香肠，泡菜！”，还笑话我们的短裤腿。
我和弟弟于是央求母亲，非要穿长裤腿的裤子。母亲拗不过我们，只好答应。她叹
口气说：“现在你们该算是穿戴合格的小大人了！”
不过，我和弟弟很快就喜欢上了周围的新环境。我们这两个在德国乡村长大的
孩子对繁华的城市生活感到相当刺激。那时候，人们还把葵花籽皮随地吐在人行道
上。马车咕隆隆驶过街道。莫斯科其实还是一个“大村子”，一个土里土气的城市。
我和弟弟开始上的是李卜克内西德语学校（这是一所为讲德语的孩子开办的学校，
以领导1919年1月德国斯巴达同盟起义的社会党人领袖的名字命名。起义失败后不久，
李卜克内西即在柏林遭暗杀），以后又转到一所俄国高中。等我们长到13或14岁时，
已经和当地孩子一样，讲一口带有莫斯科口音的地道俄语了。我们有两个特别要好
的朋友，乔治和维克多·费希尔。他们的父亲是美国记者路易·费希尔。我的别名
“米沙”就是他们给起的，一直延用至今。弟弟不甘落后，也按康尼的发音起了个
俄国名字，叫“科利亚”。
在我印象中，30年代的莫斯科是个明暗交替的时代。城市变化日新月异。此时
我已是一个很爱思考的少年，斯大林在我眼里再也不是什么善良的魔法师了。然而，
莫斯科周围接二连三拔地而起的高层公寓楼群，街上川流不息的取代了马车的黑色
轿车确实让人有种目不暇接之感，好像真的有谁魔杖一挥，把一个旧日的莫斯科变
成了未来世界。美观大方的地铁站也投入了使用。车站的灯饰属装饰艺术派风格，
深入地下的楼梯式电梯令人目眩。下午放学后，我们常去观赏地铁站穹隆的屋顶。
它真像一座巨大的地下教堂。20年代的缺粮现象此时有所缓解。虽然盖了许多新楼，
父亲的朋友们，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里的人，却宁愿留在彼此为邻的旧家。每
年5月1日都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这一天的新闻常常包括当时重大的事件，如切柳
什金的探险队征服了北极后大胆地从北冰洋的浮冰群中脱险。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倾
注不亚于西方孩子对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或棒球队的痴迷。
我和康尼无比激动地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它相当于西方的童子军。我们学
唱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战斗歌曲和歌颂祖国的歌曲。每逢11月苏联革命节来到时，
少先队员们便排着整齐的队伍从红场前走过，向列宁墓上那个小个子高呼颂扬的口
号。周末，我们一家到莫斯科郊外的乡下采草莓和蘑菇。虽然住在城里，父亲依然
坚持热爱大自然的生活习惯。不过，我很留恋德国的精美食品。苏联人粗糙的饭菜，
比如作为主食的养麦面粥和酸牛奶，实在引不起我的胃口，日后我逐渐习惯，爱上
了所有俄式饭菜。我包的俄国水饺在西伯利亚以西这一带没人比得上。不过对于养
麦面粥，我始终没有好感，也许是小时候吃伤了的缘故。
夏天，我被送到少先队夏令营并被任命为我们这一群孩子的头儿。在给父亲的
信中，我抱怨夏令营的燕麦片粥如何难吃，营地纪律如何死板。父亲的回信充满了
惯常的乐观。他要我和其他孩子组成一个委员会展开斗争。“告诉他们，斯大林和
党不容许这种浪费现象。质量才是重要的。你作为一名优秀少先队员，尤其是一个
负责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吵架。你和其他小组的头儿应该一起找营地负责人交涉……
孩子，不要为此垂头丧气。”
苏联现在成了我们惟一的家。1939年，我过16岁生日时取得了苏联国籍。父亲
从巴黎来信说：“现在你是苏联人民中的一员了。”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可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自己性格中并没有父亲那种乌托邦式的激情。我属于更
实际的一类人。当然，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大清洗的时代。昔日
的老革命常常被安上种种骇人的罪名，遭到处决或被流放到北极圈内的集中营。人
民内务委员会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撒下的大网正在我们认识的流亡苏
联的朋友和熟人身边收紧。对此，我们这些孩子感到迷惑不解。多年来我们受到的
教育是，苏联是社会进步和人道主义的灯塔。
大人们的沉默和支吾瞒不过孩子的眼睛。我们隐隐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了解
周围的环境。在1936年至1938年，学校的许多老师先后失踪。德语学校也被关闭。
我们这些孩子注意到，大人们当着那些失踪者家属的面绝口不提“失踪”的人。不
用人教，我们马上自动遵守了这一怪异的礼节。许多年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一时期
共产党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斯大林个人应负的责任。但在当时，他是领袖，一个
父亲般的人物。学校教室的墙上高高悬挂着他的画像。那张有着方下巴，蓄着胡子
的脸好似一个预言家似地俯视着我们。在我们眼里，他和他的著作都是丝毫不容指
摘和怀疑的。1937年，这部杀人机器达到最高转儿。我们认识的一个熟人弗洛赫被
捕。他以前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及其他国家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他给妻子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斯大林同志对此完全不知情”。
当然，父母尽量避免让我们觉察到他们对这场血腥清洗的恐惧。尽管心中怀有
疑虑和失望，但他们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仍视苏联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31年，他们首次访问苏联后，曾不无骄傲地这样告诉我们。
我现在才知道，父亲当时也发发可危。虽然妻儿因在苏联居住已成为苏联公民，
但他本人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并不是苏联公民。他仍可持德国护照旅行，尽管
德国已剥夺了他的国籍。他向苏联政府提出前往西班牙的申请。他想以医生身份参
加正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法西斯势力浴血奋战的国际旅。纳粹军队在西班牙这
块土地上检验了他们可怕的军事实力，为日后侵略其他弱小国家做准备。欧洲各国
的左派志愿人士纷纷涌入西班牙，与反对西班牙军事叛乱分子的共和派并肩战斗。
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还把参加国际旅当做离开苏联、逃避清洗的一条生路。几十年
后，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父亲在谈到去西班牙的计划时说：“我不会乖乖坐在
这里，等他们来逮捕我。”虽然我听说此事时已是一个成人，这话仍让我感到内心
一阵刺痛。显然，30年代父母对我们隐瞒了他们深深的忧虑和真实的想法。我们因
此也无法知道在莫斯科的许多朋友默默忍受的痛苦和悲哀。
父亲最终没去成西班牙。他的申请被搁置了一年，始终没有回音。在苏联的德
国人圈子里，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相继失踪。父母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绝望般的痛
苦。一天晚上，门铃突然响了。一向举止沉稳的父亲一下子弹跳起来，歇斯底里地
骂了一句脏话。原来是一个邻居急着跟我们借一件家什，他这才恢复了往常的机敏。
但从此以后他的手总是颤抖不停。
也许流亡国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有人保护了他。我知道这段时间他曾与其
中的一位领导人威廉·皮克通过信。皮克对父亲极为尊重。也许他不过是运气好而
已。1938年、父亲终于获准离开莫斯科，前往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
被当做敌国公民拘留起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拘留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国护照。19
40年夏天，纳粹入侵法国后，情况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关押在韦尔内集中营的犯
人将被转交给德国当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死无疑。这期间他好像有过一次机
会流亡美国，但为此他必须在表格上申明自己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放弃了。无论
何时何地，他对党始终赤胆忠心。三年中，母亲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当局批准父亲
成为苏联公民，这样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苏联这个他曾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地方。
1940年8月，他终于获得了苏联国籍。
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流亡者们更是举日维艰。
苏联当局一直把我们当做遭受第三帝国迫害和追捕的对象加以保护，如今却接到指
示，今后要注意与希特勒的关系。像我们这样被纳粹赶出德国的人，对苏联领导人
同希特勒达成的交易尤其难以理解。上面向我们共青团员传达说，这是斯大林挽救
伟大的苏联的惟一办法。西方大国曾巴望这个共产党国家在纳粹的剑上“流尽最后
一滴血”。当时这个解释似乎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我和弟弟感到了父母的抵触情
绪。他们认为共产党跟多年来逼他们流亡的这个独裁者做交易实在令人作呕。
我和弟弟急于适应新环境，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俄国人。在学校，我们
整天讲俄语，晚上回家才听到德语。同学们叫我米沙我很开心，因为这样人们会以
为我是俄国人。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从广播里听希特勒讲话他声嘶力竭地鼓吹
第三帝国如何辉煌伟大。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开始攻读航空工程学。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
根据巴巴罗莎计划对苏联大举发起进攻后，我的学业猝然中断。1941年，德军步步
逼近莫斯科。作家协会成员的家属，包括我们一家被疏散到莫斯科4000英里以外的
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市。时至今日，我对那次穿越乌拉尔山的长达三周之久
的艰苦旅行仍然记忆犹新。每隔一小时左右，我们的火车就要停靠到一边，给对面
开赴前线的军车让路。父亲一路上照顾体弱多病的俄国著名诗人安娜·艾哈迈托娃。
她的两任丈夫均在清洗中失踪，一个儿子被关进监狱。经过批准，我负责每天给她
送饭。分配给她的口粮是400克黑面包，外加温开水。她躺在那儿，失神的脸上满是
倦容。昔日俄国文学之魂就这样被当局打入另册。但同车的知识分子仍一如既往，
对她十分尊敬。
阿拉木图是个闭塞之地，根本听不到莫斯科的消息，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消息
了。这是个美丽的城市，只有40万居民。现在突然涌入100万前来避难的外地人，居
住条件变得拥挤不堪。1942年，康尼参加了红军。由于当时航空工程专业的学生被
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材，我没有被征入伍。虽然外面谣传红军损失惨重，我那时
少不更事，盲目乐观，想也没想弟弟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学习期间，我接受了军训。
我在班里个子最高，每次都由我在华氏100多度的高温下扛着马克西姆重机枪沉甸甸
的三角架，而每天的伙食定量只有500克。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次体尝挨饿
的滋味。好在从莫斯科撤到本地的一群知识分子帮了我们的忙，尤其是莫斯科电影
制片厂的人。晚上，我们跑去找著名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听他朗读电影剧本
《恐怖的伊凡大帝》里的片断。电影开拍后，我们成了群众演员，扮演被击退的德
国武士。沾了过去受过跳伞训练的光，电影里的特技镜头都交给我演，报酬比一般
人高三倍。战时清苦单调的生活因参与拍摄这部电影得到了一点调剂。
大学刚读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电报，署名“EKKI尔科夫”。“EKKI”
四个字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缩写。签署人是执委会干部部部长。电报命我立
即赶赴偏僻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首都乌法报到。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以及流亡的德
国共产党领导人已从重围中的莫斯科转移到了这里。
党决定送我上位于乌法40英里外的库什纳连科沃村里的共产国际学校。来自沦
陷的欧洲国家及朝鲜的共产党人在这里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做准备，并为今后的政治
任务接受培训。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已习惯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暗暗为自己无法
成为一名苏联飞机设计师而感到遗憾。遗憾归遗憾，我当时深信，抗击希特勒比我
的学业更重要，更光荣。
共产国际是一个宣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极其秘密。
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已完全长大成人。一切听从党召唤的观念早已在脑
海中根深蒂固。党要我们跳，我们马上问：“跳多高？”学校里施行严格的保密制
度。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我的假名是库特·弗尔斯特。我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带
劲儿。虽然学校里所有的德国青年早在莫斯科时就已相熟，但彼此仍以假名相称。
这是我们早期接触到的一点秘密工作知识。我们学习如何使用机枪、步枪和手枪，
如何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弹，以及秘密接头和传递情报等间谍的基本技术。政治教育
则着眼于战胜希特勒之后的日子。没人怀疑，我们这些学员日后将组成一个反法西
斯的民主力量统一战线。同时，我们还接受了宣传技能方面的全面训练。在一门课
上，老师让我们轮流以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论据阐述纳粹敌人的观点。另一些同学则
运用反法西斯的观点予以驳斥。我对这种挑战很感兴趣，绞尽脑汁想出赞成纳粹的
种种理由。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