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大清洗，懂得党的约束力量的人恐怕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不为自己辩护。
他们毕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现在与党抗争将意味着与过去彻底决裂。沉默还有另一
个原因。他们深知事情已无可挽回。开口申辩结果只能更糟。
赫恩施塔特和蔡瑟也加入了乌布利希巩固权力过程中众多受害者的行列。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赫恩施塔特曾效力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华沙建立了一个
出色的情报网。他吸收的两名间谍，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尔莎·施特伯和德国驻莫斯
科大使馆外交官凯格尔，曾及时提供了德国定于1941年进攻苏联的情报。得知自己
过去作出的贡献如今已被一笔勾销，他一定痛苦万分。我对赫恩施塔特满怀同情。
虽然他在东德被打入了另册，但在我的争取下，80年代我们拍了一部反映他在情报
工作上的卓越贡献的纪录片给年轻的情报人员看。尽管得不到官方的承认，至少他
在间谍中将受到怀念。
多年后，我读了赫恩施塔特在位于梅泽堡的国家中央档案馆工作期间写的日记。
人们可以从这本日记中感受到他苦苦思考一个不断出现的疑问：“难道我比党更聪
明吗？”虽然他受到党的迫害并对官方推行的那一套僵硬理论的后果看得很清楚，
这个疑问仍在折磨着他。和蔡瑟、阿克曼一样，他把种种疑问埋藏在心里，只在笔
记里记下自己的心路历程，留给后代。在他之前，无数的共产党员默默地忍受了屈
辱。赫恩施塔特也不例外。他们都严守一条共产党员的基本准则：永远不做对党不
利的事。
没有一个人想过向那些恶毒攻击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的敌人提供炮弹。知识
分子还要多一层精神负担。他们总是试图博得一个致力于工人阶级胜利的党的信任。
我父亲和其他作家、思想家经常在党的会议上小心翼翼地回答严厉的质问。在东德，
“知识分子”一词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安全部内都带有贬义的意味。许多人为了
表白自己没有“脱离群众”或“骄傲自大”，拼命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对打着工
人阶级旗号所做的种种蠢事忍气吞声。不承认这种心态的巨大影响，就很难解释为
什么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信仰不变。
蔡瑟被解除安全部部长的职务后，我本人的工作以及我领导的局都发生了变动。
我仍留在情报局，被任命为新任局长沃尔韦伯的副手。沃尔韦伯很少过问具体的情
报工作，但对我们搜集的政治情报兴趣盎然。他身材矮胖，嘴上总是叼着一支雪茄。
每逢讨论政治情报时，他喜欢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不停地踱来踱去，推测西德各种人
物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是否有什么可乘之机。
沃尔韦伯同主管反谍报机构的米尔克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反谍报机构的任
务是肃清国内的特务。米尔克反对我主管国外情报工作。他把我看成是竞争对手。
无论我俩同级时，还是后来他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成了我的上司时，他一直在背
后捣我的鬼。30年代，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内惩办纳粹匪徒的暗杀小组成员，对敌人
残酷无情。1953年，党决定审查他在处理1953年起义时是否工作不力。他因此一蹶
不振。我于是先于他被提升为沃尔韦伯的副手之一。他始终对我耿耿于怀。许多年
后，我才知道，沃尔韦伯被解职后，克格勃派驻柏林的人皮托夫拉诺夫和苏联驻民
主德国大使格奥尔吉·普希金与乌布利希讨论继任的人选。普希金说：“你们还找
什么？有一个现成的人嘛！沃尔夫。”但最终这一位置还是给了米尔克。他是乌布
利希的警犬。
即使是依照情报这一行里适用的独特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米尔克也是一个性格
不健全的人，还是一个健身狂。他对搜集情报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不仅是他下令
24小时监视持不同政见的嫌疑分子，还监视自己同事。他急于在领导人中发现隐藏
的叛徒，并向我许诺，如果我能够从豆945年后存放纳粹档案的西柏林美国文件中心
搞到某种证据，证明有哪个东德政治家在第三帝国时期曾与纳粹同流合污的话，他
将授予我崇高的荣誉。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多低级趣味的材料他都要收进
办公室保险柜的红夹子里去。
一次，我下面的一个人颇为困惑地向我汇报说，他看见昂纳克（当时是自由德
国青年联盟的头头，后来成为东德领导人）在一个黄昏把司机打发走后，偷偷钻入
东柏林的僻静小巷中。我一听就知道，昂纳克一定是去和情妇幽会。那时他已结婚，
妻子也是一名国家干部。我把这件事当笑话说给米尔克听。“这种材料无需放在档
案里，”我边说边准备随手将材料扔掉。“别扔，别扔！”这位反谍报机构的首脑
忙不迭地阻止我。“把材料给我。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用？”于是他的红夹子里收
藏的昂纳克一生中不甚光彩的材料当中又多了一份。几十年后的1989年，当检察官
搜查米尔克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这份材料。
清洗一旦开始就难以止住。4年后，乌布利希施展手腕，又一次把沃尔韦伯免职，
安排米尔克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到1989年才下台。米尔克
的辞职犹如一场闹剧。他在东德议会上装模作样地和大家告别说：“我爱你们所有
的人。”
隐面人
第五章 边干边学
50年代初的德国像一张巨大无比的蛛网。各种公开或秘密的关系交织在一起，
错综复杂。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阵营里的人都有难言之隐或是秘而不宣的特殊关系。
没有一件事黑白分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信赖。看到的外表往往是假相。人人生
活在神经高度紧张之中，彼此相互猜疑。比利·怀尔德拍摄的反映美占区生活的电
影，尤其是《域外恋》这部片子，以及我弟弟拍摄的反映俄占区初期日子的电影，
均捕捉到了这种气氛。
两个德国均称，它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鉴于战后德国的分裂源于战胜国
之间的利害冲突，我个人觉得这一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无法实现。1953年6月东
德境内的骚乱也坚定了华盛顿和伦敦的信心：击退苏联势力扩张的战略一定会奏效。
由于受到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压力，统一的希望更加渺茫。西方把重新武装
西德，将其拉入西方军事同盟置于议程之首。尽管如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
人仍然死抱住德国统一的口号不放，全然不顾大批的东德公民移居海外。
我国领导人最关切的是设法使东德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无
法摆脱“第二个德国”与生俱来的脆弱感。一种近乎于荒诞的爱国主义崇拜应运而
生。我们设计了自己的军礼服。我本人就有5套。对一个从未服过役的人来说，成就
可谓不小。在这期间，乌布利希鼓吹的一个颇为奇怪的想法是再次使用军事象征手
段。鉴于我们曾批评西德沿袭希特勒军队的好战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一做法无异于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951年在东柏林举行的苏联阵营内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第一
次公开演奏了传统的军乐。我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对此深感不安。我们一直认为，
这种尚武主义与音乐的结合构成了纳粹主义的温床。当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转过
身，问和我一起站在观礼台上的俄国犹太人作家爱伦堡对此有何感想。他像典型的
俄国人那样耸耸肩，回答说：“德国人一向喜欢正步走。”
与此同时，我们新成立不久的情报局正在埋头熟悉情报这一行。一个情报机构
刚成立时，难免会受到墨菲法则的影响。在科技领域尤其易于犯错误或是作出错误
的判断。
50年代期间，成千上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源源不断地通过当时几乎完
全开放的边境，移居西柏林和西德。1953年6月的起义之后，外流的人数大幅度增加。
起义后的3年里，民主德国1800万人口中有将近50万人逃到西德。
我们的间谍混杂在人群里进入西德并不困难。他们通常年纪很轻，坚信共产主
义。日后取得的不少成就都是靠这批人铺的路。他们到了西德后，一般被收容在难
民营里并受到盘问。不过只要事先编好一个可信的理由，比如想投奔在西德的亲戚，
夹在大批新移民里很容易蒙混过关。我们的人打出各种各样的幌子，如想隐瞒过去
曾是纳粹党员或党卫军成员的历史，但被发现了，或是发泄过对政府的不满言论。
我们甚至还把这类含有“污点”的材料放进其他部保存的关于此人的个人档案里。
即使西德反谍报机构设法搞到了哪个间谍在东德的档案，也难辨真伪。我们局不用
西德有亲戚的人，以防西德情报机构仿效我们的办法，也通过亲属关系打入到我们
内部。
每一名派到西德的间谍都执行一项预定的任务。间谍的培训采取人盯人的办法。
每名间谍的训练由主管这项任务的联络官负责。训练的内容仅限于情报工作的基本
知识以及获取我们所需情报的一些技巧。让他们掌握与自己任务无关的知识和技能
毫无意义。这样做有时反而使他们的任务不必要地复杂化，从而增大风险。时机成
熟时，我们还把间谍从西德召回东德，接受新的训练。
我们的间谍去的是西德，一个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语言和文化的国家。这显然是
一个有利条件。苏联派间谍渗透到美国就难多了。反之亦然。随着两个德国分裂的
日益加剧，派人潜入西德越来越难。柏林墙修建后，中间混有我们间谍的络绎不绝
的东德移民一下子变成涓涓细流。这意味着，间谍事先为自己编造好的履历更要滴
水不漏。即便如此，西德还是处于劣势。因为从西德移居东德的人寥若晨星。这样
的人一旦到了东德，马上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过话说回来，西德也不太需要派人去
东德。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大批对现实不满的东德公民中间收买人做间谍。 在西德站稳脚跟需要一系列的官僚机构的手续。为了应付这些手续，我们的大
部分间谍通常先找一份简单的体力活干上一段时间。具有某种手艺或在某个行业有
工作经验的人选因此更受欢迎。但不是所有的间谍都经过这一阶段。前面已提到过，
当时东德移居海外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理工科的学生都在我们感兴趣的公司或研
究机构里找到了工作。此外，我们还通过与西德科学家非正式的接触了解到一些情
况。他们中不少人对原子弹和生物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忧心忡仲。广岛和长崎遭到
原子弹的袭击使他们身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批人成了我们套取情报的方便来源。
有些间谍设法打入了严格保密的单位。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然而，
刺探到作出重大决策的波恩军事与政治核心的内部机密则难上加难。
1953年的动荡过去之后，次年在波恩召开的西方盟国外长会议成为我们最关注
的对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我国门口召开这样的会议。上面会要我搜集什么样的情
报，我心里没底。苏联人像往常一样要我们制定出一项具体的行动方案。抱着碰碰
运气的心理，我绞尽脑汁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希望我的部下能够搞到大量的高质
量的情报。
莫斯科派来的特别顾问仔细研究了摊在我办公桌上的草图，然后像一名找到发
动机故障原因的修理工一样对我说：“会议期间还需要有一个‘玛莉娜’。”我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玛莉娜一词在俄语里是山莓的意思。不消说，我们的这位克格
勃朋友这里不会指水果甜食。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在俄语土话里还有妓院
的意思。他是指我们的人应设法把偶尔走出会场的官员引到妓院里消遣消遣。
当年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色情搞情报。此事过去多年后我才摸索出了一套办
法。可我不想在苏联同事面前显得自己幼稚无知，于是指示部下火速将位于东柏林
南面的一栋我们有时用的小房子改造成一个妓院兼陷阱。客厅里安装了窃听器。卧
室的灯具里面藏了一台红外线闪光照相机。当时这类器材还十分落后。摄影师不得
不龟缩在卧室狭小的衣橱里，直到屋里的人离开才能出来。
下一个难题是物色合适的妓女。我们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缉捕队队长的高级
官员（1945年到1949年期间，东德与西德携手打击卖淫和色情行业。）。他一副不
修边幅的样子。尽管卖淫这一最古老的行业在我们这个清教徒的新社会里转入了地
下，可他对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们了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们
带到了穆拉克贷。这一带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场中最差的。我那时的上司干了
一辈子情报工作，对这种事早已见多不怪。他打电话告诉我：“那儿的女人，一马
克让你玩你都不想沾她们的边儿。”
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正统的理论置诸脑后，本能地求助于自由经济的刺激手段。
在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一个牛奶饮食店里，我们遇到几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尽管
她们白天都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但表示为了社会主义祖国，愿意晚上再干一份不那
么正当的活儿。根据制定的计划，我们派一些人分散到西柏林新闻中心以及外长会
议地点附近的餐馆和酒吧里，伺机邀请与会的官员或顾问共饮。如果谈得投机，便
把他们领回“玛莉娜”，参加有姑娘陪伴的“小型晚会”。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然而午夜时分，我的电话突然响了。出现了一个“未曾
料到的情况”。有人要求对这些女孩进行卫生检查。结果发现其中一位并不像自己
所说的那样检点。她患有淋病。我下令将她从这次行动中除名。
西方外长会议开幕了。我们布置好了的人等得心急火燎，可没有一位客人上钩。
那一年西方部长们的幕僚们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