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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是他对他全部人生的总结，也是他的最高智慧。
我了解我爸爸，其实他并不天生具备这种美德；其实他只是希望自己具备这种美德，希望我能养成这种美德。但当一个人向往美德时，美德也会显示于他。终于这种美德潜伏到他的气质中，荣耀顽强地支撑着他快要毁灭的肉体。
他对我微笑着，将生活的苦难隐在嘴角的皱纹里，一种成熟的纯洁浮上他的嘴角。那真是一个好看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对爸爸发出一种道歉的笑。我觉得这个笑其实是我代我妈妈发出的。
我们回到新搬迁的家，那是一片崭新的住宅小区，草坪整洁有序，绿得纯正。有着写意的宁静。望着这片漂亮的房子，我突然很感慨地笑着问爸爸：如果当年就有这样的房子，你说我妈还会不回来吗？
爸爸没有笑：历史没有如果两个字。
什么都是新的，却保留着我小时候的玩具与用品。 爸爸问还有印象吗？我说，当然有了，只是什么都缩水了。缩水的包括我的爸爸。
我开始仔细地观察爸爸。我从小就注意到他的高大及与他高大不相称的孩童般的顽劣，现在这个大男孩老了，也瘦了。那是男人的瘦法，他的肩胛骨还是十分宽大，只是残忍地耸出来，像一只衰老的黄牛，扛着一身肋骨和皮——凸起的肋骨和垮下的皮，还有这些年来的苦痛。还有很尖的胳膊肘。他穿着一件黄色的衬衫，袖子领子里都灌着风。头发和眉毛都精心梳理过，服服帖帖，只是头发染得过黑，像一顶假发。眼睛有些虚肿，嘴唇干到爆皮。
爸爸起身开窗，我说我来，他不肯，叫我坐下，哪里舒服就坐哪里。他也不要我搀，他甩开我的手略做生气地说：你是搀我还是拿我当拐？他不要感觉自己病倒了。骄傲的爸爸是回避这些的，强壮曾是他的特色。我记得小时候爸爸经常 把自行车连同坐在车上的我一同扛上楼去。这样的爸爸怎么也不像会生病的人，他的高大健壮仿佛就是他健康的保证。现在他的牛高马大只是一种虚设，里面的部件全坏了：胃被切了一半，肝硬化，在心脏那里装了个小小的仪器。
我安静地坐在一旁，看他为我关窗。雨水顺着他的手势被完全地关在外面，我感觉到那份温暖及爸爸带给我的安全。对于女儿，那就是幸福。
现在我看到了他的背，他那消瘦如搓衣板的背微驼，衬衫皱皱巴巴愁眉苦脸着。当一个人在背后受到打击，他的背也会显得特别忧伤和敏感，充满了正义和人情味。他猛地一挺脊梁骨，带动一身的肋骨哗哗作响，像对我打在他后背的目光不堪负荷。他头也不回：哥儿们，你看爸爸变了吗？爸爸还是叫我哥儿们，好像我小学刚刚放学回家一样。
我避重就轻地说：就是变矮了。
说完这句话，我就哭了。 爸爸在我泪水之间变了形，真的矮了起来。我知道是爸爸这个忧伤的背牵动了我全部的情感。
爸爸一回头就看见他泪流满面的女儿，看见我的眼泪如何像下雨一样一串串地往下落。他呆了，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却又不知道错在哪里。怎么了？爸爸说错什么了？他只是一味地问我，想安慰我，却不知道他也已是老泪纵横。他对自己泪水的浑然无知，更牵动了我。
我们父女二人就这样隔着老远，相对垂泪了好一会儿。 爸爸缄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失败，六年的监狱生活更是只字不提。而我把海外这些年的生活全部倒给了爸爸，包括我的逃家、结婚、离婚和流浪。
第二十四章 历史没有如果两个字（2）
爸爸一边听一边心痛地点点头，表情却不吃惊。我说过人在背后遭受过打击，他就会产生一种第六感知，预料得到一些背着他发生的事情，哪怕是隔了重洋。
我一直在哭，就像当年对着我妈妈痛哭。只是这时的哭已经是成年人的哭法，不再是当年那样的哭天喊地。那份威胁那种发泄，只有小孩子做出来才奏效。现在哭得内敛多了，两脚前后搭着，像是穿了窄裙逼出个很淑女的仪态，一只手臂横跨胸部支撑另一只手的胳膊肘，得以支撑的手臂高抬着，随时准备拭泪。
爸爸全看见了，他坐着，没有说话，不安慰我。不像我的继父那样走上前给我一个安慰式的拥抱，也没有递上一张纸巾，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心里很罪过很心疼地看着我。除了这样听着看着，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合适。一个男人屡屡受挫，最后连自己的健康也搭上，他怪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我。
爸爸真的病得很严重，远比我想像的严重。而这些我在美国时并不知道。 爸爸苦笑：写在纸上的日子当然要比实际的好了。男人的痛苦总是隐藏得比女人深。他们对我封锁消息，当然是为了我好。现在我和他们又一起对爸爸封锁消息，当然也是为了他好。
我经常需要为父亲跑医院和药店。我经常这样一个人走过上海的大街小巷，一直走下去，一直找下去。我总感觉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爸爸知道我中文有限，每次上药店，他都为我写好一张中文纸条。我并不需要多说话，只要付对钱就行。而对钞票我向来是不糊涂的。可是那天我把爸爸的纸条弄丢了，只能用有口音的中文向老板娘求救。
老板娘看着我，用很蹩脚的英语问我是日本人吗？我说不是。那是韩国人吗？也不是。我告诉她我是中国人，是上海人。当我用英语交待自己是中国人时，心态有点敏感、自尊、窝囊、慌张，有点底气不足，还有点自惭形秽，恨不能与人打上一架的不平衡。但是，我找不到人打架——没有人可以为此事负责。我仿佛又变成那个初到美国的十二岁小姑娘，非常弱小无助。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后面有亲切的英语。我回头，一双蓝眼睛对我说：我会讲中文。他用流利的中文向老板娘解释我的需要，而且没有忘记对老板娘说一句：给张收据。
一个讲英文的中国女子，一个讲中文的美国男子，老板娘想这两个人到底谁是外国人呀？这时是两千年的上海，什么事情都可能在这座城市发生。一个在银行门口捡到一枚别针而幸运得到工作的乡下小子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银行家，昨天发生在纽约，今天就可能发生在上海。没有这样的故事在后面支持着，移民城市会寂寞的。
出了药店，他问我是给自己买药吗？
不，是给我爸爸。他身体一直不好。你呢？
是给我太太。她自从来了上海总觉得胸闷，不适应。
谢谢你帮助了我。我掏出香烟，自己点上一支，又问，你要吗？
不，谢谢。他微笑地拒绝了，想想又笑道，如果我和你熟一些，我会叫你戒掉。吸烟有害健康。
那如果我和你熟一些，我会说，你真烦，口气像我妈妈。
那我会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不爱听，但这是为了你好。
我会说，我知道。我笑了，顺势又递上一支烟，来一根吗﹖
你最好戒掉。吸烟有害健康。
你真烦，口气像我妈妈。
对不起，我知道你不爱听，但这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
我们都笑了。他伸出一只手：我叫阿牛。
阿牛？好名字。我叫海伦。
接下来，两人喝了杯咖啡，攀谈起来。 阿牛是在上海工作的美国人，他的祖辈就到过上海，为了寻找机会。现在他们又来了，同样也是为了寻找机会。只是他的祖辈买张船票就来了，而他在台北学习了两年中文，能讲很好很好的中文，能为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做翻译。每年圣诞节才回家，回到三藩市，那里还是老样子，朋友们还是做同样的工作，家里一切如故。感觉他们都在等着他回家。那种感觉挺好的。
相应地，我说起我的情况。他问：你爸爸为什么要把你送到美国去呢？
因为他们根据常识来判断，都觉得把我送到美国对我更好。他们大概以为到了美国就能上哈佛，到了美国就能够幸福，可惜错了，至少在我身上是错的。我对阿牛说，我觉得我爸爸把我送到美国是错误的。如果我在上海可能会快乐些。很可能是另一种成长，另一种心态。但怎么说都会更合理一些。
那你想家吗？
我很难定义家。我妈妈在美国，我爸爸在中国，你说我到底是想哪个家呢？我在中国生活了十二年，在美国也生活了十二年，你说我应该更想哪里？要说想念，也许是我生命中错过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的家。对于我，家，需要重新定义。
我对他讲起一个中国女孩的成长史，有点乱，不能按照一个思路讲下去，总是需要不断地补充说明。 比如讲到我在美国的经历，就会不断地回头提及我在中国的成长；谈着我的中国经历，又要不断地谈起美国的人与事。他虽然能讲很好的中文，但对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显然缺乏了解，根据他的提问我已经判断出了这一点。于是我需要从我妈妈出国的年代讲起，我妈妈出国只允许带三十美金，跟现在一些有钱的上海人在美国置产是两个时代。虽然我才回到上海几个月，但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故事，或者说我们家的故事附着厚厚的黯淡的历史。如果发生在二十年后的中国，故事可能不会是这种发展。应该不会。
当这个中国女子用英语讲完这个成长故事时，我感觉到她已经将她的历史讲给他听了。这也就是后来我写这本小说的构思。
然后呢？
然后呀，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又在上海了。
他问：你想留在这里？
我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在这里。
他也沉默了一会，说：出去了才会想回来，没有出去，想的就是要出去了。如果你留在这里，大概迟早你会像你妈妈一样，总想离开这里。
也许他是对的，我知道我的妈妈在我体内的那部分基因会如何的不安分。
那个女孩子找到自己的东西了吗？
她连自己要找什么都不知道，她怎么找？
希望下次见到你时，能听到下面的故事。
希望下次见到我时，你能听到我用中文讲下面的故事。
第二十五章 失落的版图，失落的心（1）
日子零碎地过去，我已经在上海两年了。不短不长的日子，而这种不短不长的感觉，实则是对回国的热忱一点一点地消失，对所有不习惯一点一点地习惯。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的“融入”热忱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一点一点地开高走高；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再一点一点地回落走低。直到趋于平稳——就是那种有点悲观无奈的自我放逐。心里总有遗憾，带着一团驱之不散的烟雾，似乎有一个阻碍物，使我无法在“融入”这条路上走得更顺利些。这个阻碍物无疑就是另一半文化带给我的。
上海下着上海的雨；三藩市吹着三藩市的风。上海和三藩市，我分不出我更眷恋哪里。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中国，我不可能真正地融入任何一种文化。
我在上海一所颇有名气的大学学习中国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母语又恢复了她的地位。语言实在奇妙，就像一条通道，可以进入一片湮没的天地。没有通道的时候，你迷惘，现在通道有了，你更迷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迷惘，尤其是在中华文化如此高大幽深的山岳之中。
教授对我很好，但我仍能感受到那份友好的距离感。就像一个西方人突然对京剧产生兴趣，会让一个中国人陡增好感，但他有所保留，因为不相信你能真正地理解它。比如我说我想写文革，教授立刻说，你写不了的。你们这一代人已经不了解中国了，何况你是国外长大的。比如你谈《红楼梦》，必须说出点道道来，别来虚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真货。
同时我也在一所中学教英语。教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是我当年出国的年纪。以今天一个成年人的目光来看这些孩子，我绝对相信我小学班主任当年对爸爸说的，孩子就应该活泼，孩子就应该有孩子的样子。当我看到一些少年老成郁郁寡欢的孩子，心里常常为他们着急，认定他们的一生不会快乐。
当然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写作。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就是在家人的鼾声中完成的。
我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很快书的封面就设计出来了，上面醒目地写着：？美？宋海伦。编辑的解释是，这样有利销量，别说你是美国公民，就是那些拿了绿卡的也都打上个？美？。现在像你这样有国外成长背景的人，像Ｃｏｃｏ李玟，就很红。我开玩笑：你这样一搞，我还以为我写的不是中国文学是外国文学呢。他笑了：当然你写的不能归纳成“外国文学”，既然不能算是“外国文学”，我们也就应该把它“认”下来。当他说“认”字时，点了点头，目光庄严而神圣，像一个慈善家收留一个不能正名的孩子。那种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毫不陌生。我在美国深受其累。我拔腿想逃，抱着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要的不是这些。
书出版了，没有太大的反响。人群中有声音说：又是一本写海外的，不就是苦呀奋斗呀发财呀什么的，再夹一两个外国情人，刚看那一两本觉得还挺新鲜的，看多了没有什么意思。我能感受到他的潜台词——这类作品写不出什么气候，只能在书店占那么小小的一片，就算有人看，也是以猎奇的目光。中国的巨作，应该产生在中国本土，总之不可能在海外。
似乎没有人对我的内心世界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我在美国过什么水准的生活。而我的水准总是让人失望的。可是有一天我收到署名“你最最最忠实的读者”的来信，我一下子就猜到是大卫，只有继父热衷于这种不太好笑的小把戏。信中说我小说出版他十分高兴，因为他终于有希望可以从我这里收回以前对我的投资了。又说这些年来我流浪四处的惟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