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又砸东西了。妈妈立刻痛哭，说与他无法过下去了。 爸爸却像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委屈地站在那里，天真地撅着上嘴唇，他想：你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我砸点东西又算什么。他真诚地认为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他吵架的时候，会突然拒绝做一个成年人，像孩子一样说话，像孩子一样砸东西。像是对自身属性的厌倦进行调整的方式：抛弃自身的属性。
起先是摔一些便宜而且响动大的东西像碗儿啊盘儿镜子啊什么的，后来砸东西的档次越来越高，像收音机啊，台灯埃越是砸贵的，越是解恨。妈妈痛恨这一点。砸东西完全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每每这时，她都哼哼一笑，痛恨他到了极点。
姨夫第一次出国回来带回了三大件，就把他们家原有的音响送给我们。一次吵架，我爸爸操起玻璃杯就往音响上扔。妈妈眼急手快，冲上前护驾。 杯子就砸到了妈妈的背上。而这件事在以后的三百次争吵中被妈妈提起，每次都眼泪汪汪。她控诉道：你还敢用杯子砸我。她不认为这与事实不符，在她的记忆里这就是事实。 爸爸被她这么一哭一闹心里一慌一乱：我砸过人吗？不可能吧。脸上却是孩子式的抵死不从。 爸爸不打人，不好意思，像是自己这么个大块头打人明摆着以强欺弱，只是砸砸东西消耗一下过剩的体力。
后来呢？我问，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就有了你了。
这么快？
大姨既轻又爽地一笑：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电视，早早地就睡觉去了。同时她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就是那种挺让人讨厌的大人的目光，像探测器进行一种摸底性质的观察探索，甚至有点像调戏——不知道我听懂了没有，又担心我听懂了。 阿姨整个过程的乐趣就像是自我娱乐。有点像上海弄堂里冒出的一两个小流氓，没多大恶意的，同样也没多大胆量的，只是对过路的女子搭搭讪，过过嘴瘾。骂回去，他们也不生气。他们巴不得你骂呢。
其实我哪里有她想像的天真。我也学弄堂里的那些老到的漂亮大姐姐，拿出对待调戏的姿态：不屑理睬就是最佳的蔑视。像鲁迅笔下的大清国留学生把脖子扭几扭，挺着我还根本挺不起来的胸脯走了。
大姨又说：再说你爸爸妈妈吧，他们不是因为你妈妈来美国才不好的。他们在上海就不好，就一直吵架。
我知道。我说，我一个不吵闹的孩子却有一对吵闹的父母。
知道就好。
那他们如果在国内会离婚吗？
大姨认真地把这个问题想了一下，说：那可能不会。那就那么凑合、将就着过吧。
我就是讨厌这样。
我走在前面，大姨在后面叫：你妈妈一直想着你，她在美国一落脚就回去看你了。
我生气地加快脚步，说：我知道，可我就是不想被她这样子。
我想表达的是：她不可以在事业婚姻家庭各方面都美满后想到我，需要我，我不是个玩具，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她不可以这样。当然现在我可以分析出当年的情绪而且用语言概括。而那时语言表达尚未成熟，只是一味的不甘心。诉诸言语是成年人的事，孩子只会诉诸情绪。
第十章 我才是牺牲品呢（1）
这时天开始暗了下来，风更紧了。又是冬天，太阳早早地收工了，只留下一小条，风一吹，连这一小条也心虚地缩到云后去。教堂的歌声本来就又远又细，天色一灰就完全侵蚀了它，终于化成烟散向万家灯火中。
发生在你爸爸妈妈之间的事情只是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你和你妈妈的关系是你们两人的关系。听阿姨说，我和你妈妈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失去你外公，我们的爸爸，我愿意用任何东西换他的一天，或者一个小时。而你和你妈妈有一大段路要走。人们会为各种原因犯错，这不等于你就不爱他们了。你可能更爱他们，因为你看待他是一个人。这段话阿姨显然是准备过的，讲得非常流利，像背课文。
我不知道能不能再相信我妈咪了。
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她爱你。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我感觉她更爱美国。
那是因为你心里对你妈妈的抱怨妨碍了你意识到这一点。
那又怎么样？她又有孩子了。她已经不需要我了。她又要抛弃我了，像六年前那样。
抛弃？她想，这个孩子英语还没学好，中文已经不行了。 阿姨说，大人的事情你不懂。
我是不懂，我就是不懂她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明白，如果是我爸爸先来美国，他不会和我妈咪离婚的。他不会这样的。
两边的房子亮起五颜六色的灯及“圣诞快乐”的字样，字迹不算精致，应该不是华人家庭，中国人的英文写得都很漂亮。风是越来越大，太阳早被刮跑了。我们连忙翻仰了衣领，不是怕冷，而是怕被风掳了去。天色暗了，现在还在路上闲逛的，恐怕都不是什么良民。我们往回走。
我妈妈正在厨房里做好吃的光明节的油煎饼。这时的妈妈已经是个标准的汉堡包家的媳妇了，她学会做许多犹太食物。她明明知道我和阿姨干什么去了，仍装得一无所知的样子问：你们去哪里了？大家都在等你们。
阿姨也装得与妈妈没有通气合谋过的样子，转过脸大着嗓子对我说：怎么，还担心你女儿被我拐走了吗？这么久没见我外甥女，还不许我们说点悄悄话呀。
两姐妹说话期间交换眼神，妈妈像是在问怎么样了，阿姨还她一个眼神：该说的我都说了。妈妈就想从我脸上印证，发现我并没有和解之意：那种由于误解而不理解的敌意没有从脸上退去，而由于了解而更不理解的敌意已经明明白白地上了脸。她又去盯她姐姐，意思是：那恐怕不该说的你也说了吧。
这时，一个俊俏的白人青年向我走来：你一定就是海伦吧？我听了关于你的许多事情。
我一下认出了他，他的父亲曾经也这样向我走来。一样的步伐、表情和语调。父子二人神似形不似，他可比他父亲英俊多了。颧骨高高的下面有一层阴影，就是那种最耐看的脸型，就是那种只能在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上看到的脸型。
他们一定说了我不少坏话。
他笑笑，又是与他父亲一样的笑，笑得偏袒。
我是婷婷，海伦的表姐。婷婷的眼睛一扑一扑的，完全是在撒网。
她撒出去的网立刻有了收获。杰生对她突如其来且气势壮观的笑容回报了一个彬彬有礼的笑容，他并没有因为太习惯这种目光而使自己的笑容显出丝毫的懈担只是笑得有些疲倦——对司空见惯的女性爱慕的乏味、菲薄，及自己无法冲出这片宠爱重围的绝望。当后来我知道杰生的故事时，回忆起他的这个笑，才确定了那种绝望，确定了当时的形容是准确的。
但是杰生不知道自己带有绝望色彩的微笑更能激起她们的兴奋。她们确定他是珍贵的，那么多情的眼睛，而他的手臂却是空的，空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他的专情了。那是最难得的男人。
大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背景是深蓝色的丝绒窗帘，火炉里噼啪噼啪的干柴烈火声，火焰跃跃欲试的舞蹈，让人觉得温暖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逼近这个家庭。它温柔地辅开光芒，照在过时的沙发上，墙上的壁画，淡红色的光一层一层地扑上去。梦幻般地好看起来。火光使大家都显得亲切些，我们的表情、语气和服饰，在这温暖的火光里跟着亲切起来。
半圆形的沙发，丰盛的小点，火炉边上的礼物盒和扑出热气的火苗，这些毕竟是浓烈气氛的所在。以为多年期望的氛围终于有了着落，我们也就不像平日那样容易生气、彼此不原谅。所有的眼神都是和善的，气氛是团结的。说些简单的话，没有话外音。他们说他们的光明节过一天点亮一支蜡烛，光明节结束的时候这九头烛台就全亮了。我们说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从初一到十五，直到吃了汤圆这个节才算画上句号。他们说逾越节是犹太人出埃及时得到启示在门框上抹绵羊羔的血。我们说中国人贴红色春联和门神也是为了辟邪，这大概是你们的那个摩西顺便教我们中国人的。讲着讲着，已经有点五千年前是一家的感觉。
终于到了拆礼物的时候。妈妈对夫家每一个人的喜好和需要精确了解，不像前几年手忙脚乱地打听她夫家四代喜欢什么。她公公喜欢瓷器，婆婆喜欢丝绸，杰生喜欢球类用品，他比较实在。大卫九十三岁的祖父最好对付，随便送他什么，他都会像恰合心意那样双手交叉地往胸前一拍，然后给人一个结实的拥抱，说他喜欢极了，说这正是他想要的。任何人拆礼物，大家都腾地一下分享欢乐。其实都事先打听过对方喜欢什么，拆礼物的时候仍然强打起兴致，很识趣地装出一副儿童般天真又吃惊的表情，开着一张虚情假意的口。大家替他发出“噢”的声音，好像这礼物他们也有份一样。
杰生伸过头悄声对我说：父母离婚时我也不高兴，不过你得往好处想想。 比如，你就可以得到两份礼物了。现在他在父亲家，过会儿他母亲会来接他去舅舅家。
婷婷像一切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在喜欢的人面前有着过分的活泼，而且讲出的话比平时蠢十倍。她挑起一封信：哦，杰生你的。杰生拆到卡片，没有说话，只是快快收好，躲在跳跃的火苗后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祝我节日快乐什么。
是谁？婷婷问。她的下巴略微地上仰，脸成三十五度倾斜，眼睛飘忽着。她知道自己这个角度是相当迷人的。
只是一个朋友。
你女朋友吗？婷婷又问。她仍然保持着那种最佳角度。
不是。杰生像被人击中要害似的迅速地驳回。
这种迅速马上被婷婷解读成男人对自己在乎的女人吃醋的安抚。那就好，婷婷嗔道，像占了上风的女人那样笑了笑，得意与自信都有了。接着又问：那是谁呀？
第十章 我才是牺牲品呢（2）
杰生匆忙地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们，然后转向逐渐形成局势的火苗：他是史蒂文，我高中同学。对了，他让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没有人太多地注意，包括婷婷。她最多只是发现她的最佳角度有点自作多情，他根本没有注意，他在想别的事情。至于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拆完礼物在花园里有个小小派对。这个家庭常常会看到这种双语广播。起先大家都是讲英文的，讲着讲着就你讲你的英文，我讲我的中文。讲中文的女主人与讲英文的男主人并没有因此冷落对方，他们互相不忘交换一下外人看不到更看不懂的眼神，像偷情一样，又像在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这边情况不错。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这种目光的交流也被放弃了。
他们讲中国话，谈中国事，吃中国菜，像一艘谈笑风生的中国船驶入美国。大卫反而像一个少数族裔。他知道他永远无法走进他们的话题，他们的谈话，满满的历史，重重的乡情。他，一个异国人，更是心里心外被排斥得远远的。刚才两个民族的类似在这时完全不算数的。他曾对我妈妈说，你和你的姐姐还有那些朋友都会说英语，为什么在一起总是说中文？他们笑，他也跟着笑，尽管什么也听不懂。不笑，多孤独呀；笑过，才知道更孤独。他领着他的儿子进书房聊天，就像摩西领着族人出埃及一样。
对于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政治曾经是他们的最爱，现在只是拿来调情，还有怀旧。他们最高兴就是在一起聊聊过去的事情，唱一些老歌，觉得非常亲近。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都会在他乡与故乡、物质与精神之间挣扎，难有解脱之日。
婷婷姐姐用英语问：你们都在唱些什么？为什么这么高兴？
姨夫笑笑，用中国腔的英语翻译了一遍。同时向大姨和我妈妈看了一眼，觉得自己翻译得不透彻，需要她们的协助；更是希望把这种事情变成集体行动，如同那个年代从来没有个体行为一样。
婷婷姐姐的疑问更大了：你们不是说文革很苦吗，那你们为什么还唱歌？还唱得这么快乐？
哦，哦，嗯这个吗……姨夫小声地回应道，我感觉到他声带的抖颤，像在课堂上被学生一个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考倒，很茫然地又向我妈妈和阿姨望去，再次希望有人分担这个问题。
现在想来，仍能感觉到姨夫的抖颤和茫然。他知道他们与他们在美国成长的子女在某些方面永远无法沟通，如同忠字舞和摇滚乐永远唱不到一起。
我的妈妈也立刻看了我一眼，很是提防的看法，像是看到我几年后的模样。是的，妈妈比我更早料到那么一天。
阿姨用嘴努努婷婷手上的食品，笑道：光看看现在他们吃的东西，炸薯条加可乐，已经不能再美国化了。他们懂什么中国？他们怎么可能懂文革？他们看文革就跟老外看文革一样，以为就是打砸抢……
我妈妈突然打断她：打、砸、抢，砸跟抢，我是做过。不过我这辈子没打过人，当红卫兵抄家我也没跟着他们去打人。我也不是说自己没打过人就什么的，但我就觉得吧，打人不对。
妈咪，你刚刚就打过我。我突然提醒她。
妈妈呆了一下，不知道我会冒出这么一嗓子。我要她知道她这辈子再也没有资格说她没有打过人了。
姨夫和阿姨笑了，这是成年人对孩子自以为是的纠正这种稚拙的行为善意的嘲笑。他们认为打孩子不叫打人。 阿姨连忙替我妈妈教训道：你妈妈为什么打你？因为你妈妈爱你。你要是街上的野孩子，你妈妈还懒得打你呢。
我说：那就让我当街上的野孩子吧。
咱们这代人呀。姨夫面对自己就像面对实验室里一次失败的实验，手指头点兵点将：咱们都是牺牲品。手扫到我妈妈那就停止了，后面是我、婷婷表姐和小表弟。
我在心里说，把我划进去呀把我划进去呀。我也是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