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不出门了，天寒地冻，确实没什么可看。张栋家里人也希望张栋能多呆在家里，唠唠嗑，毕竟假期很短。很宝贵。我努力把自己当作张栋家的一员，在日常生活中去感受满足与快乐。能够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吃饭的时候我大口大口地咽着我不适应的酸白菜，以表示我爱吃，这么吃了几天以后，我确实爱吃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无法适应他们的拉屎习惯。
因为屋里没有卫生设施，那一带的居民都到一个半露天的公共厕所去解决问题。一跨进厕所我就惊呆了，满地都是屎橛和尿迹。但是你尽管迈步进去，因为寒冷的天气已经把所有肮脏的东西冻得像铁一样硬，不但一点不粘脚，而且还没有一点臭气。
但是坑位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发亮的冰，蹲在上面总觉得要滑倒。如果一时半会儿拉不出来，你就得马上收场，不然屁股会被冻掉。接连几天我都没法大便，张栋只好领我去附近的儿童医院上厕所（一站多路，暖气，极大的享受！）。儿童医院的大门口有一个有轨电车的车站，每天早晨当我从医院出来时正是赶着上班的高峰时间，站牌下总是站着一大群人，嘴里喷着白汽，不时地跺着脚。我喜欢站下来看一会儿。
哈尔滨的女人普遍毛孔比较粗，浓妆艳抹，皮肤透出青白色，总带给我一种结实又实在的感觉，而男人大多看起来拖沓、暗淡，浑身一股莫合烟味。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样的女人就是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做饭、生孩子、挨骂，心里难免生出一种莫名的不平的情绪。
我注意到一个背影。差不多有一米七的个头，挺拔，上身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夹克式羽绒服，像高粱种子一样饱满，两腿修长，脚蹬一双黑色的马靴，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拖在脑后，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白色的长围巾。电车到站的时候等车的人一窝蜂地往上挤，而她落在人群的最后面没有动。电车开走以后，站牌下剩下不多的几个人。她朝前站了站，转脸向来车的方向瞟了一眼，又转回去朝着大街。由于她动作太快，我没能看清她的模样，只觉得她的睫毛似乎特别长。张栋有点冻得受不了了，他催我说走吧，我恳求他再等片刻。但是过了好一会儿，她都没有转过脸来。
我心里想不看也许更好，因为背影如此好看，那张脸如果平平或者很丑的话，会让人觉得很难受的，而事情又往往如此。仿佛是为了驳斥我的想法，她忽然完全地转过脸来。一双清澈、碧蓝的大眼睛，微微向里回，比这一月的寒风还要冷。我又一次被惊呆了，只觉得喉咙口发紧，热血上涌。她看着我这个方向，但是在那双空阔、深邃的眼睛中我找不到那个有些慌乱的自己。我低下头，脸羞得通红，好像我刚才的想法已经被她察觉。我都没敢细看她的脸，当她脸转回去的时候，我的脑袋里才开始回想她的五官，始终想不真切。我很想上前两步和她站到一条线上，那样我可以装作很自然地侧脸看到她，但是旋即我又想到自己这一身打扮，破皮帽、旧棉衣，当时我确实自惭形秽，没有勇气让那样一双眼睛去看到我的穷酸相。但是不再看上一眼我又于心不甘，所以我为难极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而心力却在无声无息中耗尽。当电车终于把她咣当咣当地载走时，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才想起张栋来。
他已经走出去一小段，正站着等我，缩着肩，套着手套的双手合拢着罩着鼻子。他冲我一甩头，示意我跟上他。
张栋对我刚才的表现并不太在意，他边走边轻描淡写对我说，是二毛子。我没听懂，他进一步为我解释了一下。远在沙俄时代就有不少俄国人逃难到哈尔滨，他们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几代下来以后，除了那些难以改变的生理特征，他们与当地人已没什么区别。那些纯种的俄国人被称作老毛子，而那些俄国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就叫二毛子。我问他，是不是所有的二毛子都这么好看？张栋说，也不是，有的特别丑，丑得像头肥猪。尽管张栋的语气中颇多轻蔑的成份，但是我还是马上想到安娜—卡列尼娜、冬尼娅和脖子上的安娜等等，回忆起一个形象，联想着那双眼睛，心就狂跳一阵。为了不让张栋觉得我少见多怪，我就没再吭声。第二天早晨去上厕所时，我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皮帽就走出了门。张栋的母亲说，这样不行，大侄子，你会冻成冰棍的。我说，没关系，反正没多远，我跑着去，就当是早锻炼。
张栋的脸色很不好看，我估计他已敏感地想到，我是因为那套行头难看而不肯穿的。
但是我烦不了那么多了，坚持要这么做。张栋没有办法，最后对我说了一句带有恐吓色彩的话，你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不适合锻炼，因为这么冷的空气猛吸进去会把你的肺呛坏的！但是结果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糟，我虽然被冻得直流清水鼻涕，但是自我感觉好了许多，我想如果再见到那个二毛子的话，我会站到她的紧跟前去以便更仔细地看看她。因为我已走熟了这条路，所以张栋提出不再陪我去了。每天他去那个半露天公厕拉屎时，我就动身往儿童医院跑。我乐意如此，因为一个人更自由，不用顾忌什么。全天之中就这一小段独处时间，所以只要在风雪中还抗得住，我就尽可能地在外面多盘桓一会儿。
一连几天张栋家里人好像在悄悄地合计什么事情，而且看他们的神态，还是一件什么大事。张栋似乎不想让我知道，我在旁边的时候，张栋就沉着脸让家里人不要再说了。有一次他大嫂子忍不住叫了一句，就说给你同学听有什么关系！但是张栋马上就急眼了，死活不让说。我自觉地走到外屋去，逗他们家大哥二哥的孩子玩。
年关更近了，节日的气氛更为浓烈，我愈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张栋的二哥从外面扛了一条巨大的猪腿回来，全家人都来看，都说这个后丘买得好。他们家的年货包括包好的饺子都用塑料布盖着，存放在门外的一间小技屋里，那里是天然的冰箱。但是晚上睡觉之前都要记得把那条猪腿扛到屋里来，以防夜里被人偷掉。平常的饭桌上仍然没有什么肉，至多有很少的一些腌肉丁，以酸白菜和粉丝为主，这样的食物一定要趁热吃，如果凉了再吃，我觉得就容易伤感。鲜肉是留到过年才吃的，还有，他们把青椒也叫做青菜，好像比较贵，也要留到过年才吃。可能是天气的缘故，我特别想吃肉，想吃肥肉，最好能让我大块大块地吃，但是我知道这一家的每一项支出都是精打细算的，不能随便打乱，不是不够慷慨，而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每当我想吃肉时，我都为我的想法感到羞愧。
大年二十六的早晨张栋有些含糊地跟我说，今天不能陪我，他要跟他爸出去有点事情。我当然说，没关系，你尽管去好了。我注意到他穿了一身格外整洁的衣服，他老爷子也一改平常邋里邋塌的作派，穿了一件海军蓝的呢大衣，有好几道有些发白的整齐的折痕，扣子都镀了金，亮闪闪的，只有左边袖口的扣子是一枚普通的塑料纽扣，显然是后来补上去的。他老人家还专门刮了胡子，刮得很干净，只有下巴底下还残留着几根半黑半白的，被他的孙子指了出来。他老人家用手摸到那几根，坚决地用力把它们生扯了下来，然后便咳嗽着出了门。我的同学张栋提着两瓶酒和一只扎好的礼盒小心地跟在了后面。那一天我过得特别压抑，张栋不在，我觉得坐在这个家里等着吃饭有点尴尬，又不能把遭到冷遇的情绪表露出来。到了中午张栋的大嫂子注意到了我，她小声地对我说，大兄弟，我跟你说，张栋跟俺爸去看对象了，这件事家里早商量好了的，就等张栋放寒假回来双方见一面。我说，帮谁看对象？大嫂子说，就张栋呀，俺爸岁数大了，希望小儿子这件事早点定下来，也好了了他的心愿。没有时间陪你，你可别生气呀，大兄弟。我连忙说，哪能呢。最后大嫂子关照我说，千万不要跟张栋说我告诉过你，不然他要发脾气的，他大概怕传出去会被你们同学笑话吧。我感到相当诧异，我问到，张栋会发脾气吗？大嫂子说，唉哟，脾气可大了，在这个家里除了老爷子，就数他啦。直到傍晚大色擦黑时那父子俩才回来。老爷子已经喝多了，说话嗓门特别大，吩咐张栋他妈赶快把床整好，他要躺下先睡一觉。他妈说，现在睡呀，还没吃饭呢。老爷子用唱戏的调子说，老婆子，不吃啦，已经吃饱了。张栋好象也喝了酒，连耳朵、脖子都是红的，坐在床边眼光发直。一家人都拥到里屋去问情况，似乎这一趟看得很满意，全家人都很喜悦（张栋大学一毕业就和那个相中的姑娘结了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女儿。这两件事都甚合张栋老爷子的心意，他已有了两个孙子，很想有个孙女，于是张栋就生了一个女儿。第三年张栋的父亲心满意足地死于心肌梗塞）。为了让他们畅所欲言，我披上大衣出了门，原想是去厕所小便，但是却越走越远。
我一路走一路问，倒了好几趟车才到了火车站。过年前往南方去的所有车次的票都卖完了，我多花了五十块钱才从一个票贩子手中买到了一张大年二十人去上海的票，而且没有座位。但是我握着这张票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等我回到张栋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天黑，风雪，差点迷路，最后还是儿童医院帮我确定了方位）。
张栋他们全家的女眷和孩子都在灯下坐着，桌上饭碗杯盏什么的还没有撤。见我安全回来了，她们全都松了一口气，张栋母亲数落我说，你到哪去了呀，也不吭一声，张栋他们全出去找你了，连他爸都去啦，你到底去哪了呀？我意识到自己闯祸了，于是没敢照实说，只是说出门随便转了转。大嫂子也对我说，你不知道，大兄弟，哈尔滨的治安不好，不比你们那，杀人越货的特别多，尤其像你这样的外地人经常出事，一刀捅了随便往路边雪里一埋，谁也找不着。说话间张栋的父亲从外面进来了，摘下帽子拍打着身上的雪。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埋头往里屋走。大嫂子二嫂子连忙站起来，把凳子移开给他让路。我也赶紧站了起来，紧贴着墙。过了一会儿，张栋他们弟兄三个陆续回来了，鼻头都清一色地冻得红红的。二嫂子下锅台把桌上的饭菜再热一下，因为张栋他们为了找我都还没吃饭。张栋的母亲吆喝两个孩子赶快回去睡觉，孩子赖着不肯走。要是在往常这两个孩子早睡下了，因为我的过失，他们得以多玩了一会儿，他们似乎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吃饭的时候，老爷子在里屋一个劲地咳嗽，咳得很厉害。张栋的母亲有些抱怨地说，肯定是受了风寒。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很自责，就因为我的一点小意外，竟然连带着把这一大家子的生活给搞乱了，实在不应该。我希望这个家里谁能站出来骂我两句，那样我会好受些，但是没人这么做。张栋他们弟兄三人全都沉着脸不说话，很响地吃饭、喝汤、捋鼻涕。
终于躺下的时候，张栋在黑暗中压低了嗓门对我说，你去火车站的吧？我吃了一惊，问到，你怎么知道？张栋没有回答我，而是继续问到，买到票了吗？我说，买到了，后天上午的。张栋翻了几个身，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对我的行为一定感到很不满。我们睡在一个被窝卷中，他的不满更加让我局促不安。但是我转念一想，这么多天来我确实拿不准他和他一家到底是不是希望我留下来过年，我使劲地观察了还是拿不准，所以我这么做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就在我被烟墙烘得半梦半醒的时候，张栋忽然一骨碌坐了起来，他对我说，你实在要去火车站应该告诉我，我可以陪你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嗓门偏大，这个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清他的话。我觉得问题严重了，连忙也坐了起来，上下摸了几把，终于摸到了他的胳膊，一把把它抓牢。我近乎哀求地对他说，千万别误会，我并没有打算去火车站，这完全是个意外。没想到张栋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我的进一步解释。有句老话说得很好，一句谎言会带来更多的谎言。现在我只能硬着头皮为张栋编造一个所谓的意外了。
我的脑筋还没有彻底醒过来，还处在刚才那个梦的惯性中，所以我只好顺着我的梦往下说了。还记得那个二毛子吗？我从儿童医院上完厕所出来，正准备回家，她从我后面冲上来，向车站奔了过去。四十一路电车正在靠站。她从我身边跑过时带起了一阵香气袭人的旋风，使我站立不稳。我看到她先在后车门站着等了一会儿，又迅速地跑到前车门上了车。自始至终我没能看到她的脸，当时我想今天我看不到的话，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再碰到了。于是我在后车门就要关上的刹那毅然蹿上车去。车开动起来以后，我想往车的前面挪一挪，但是车里非常挤，大家穿得都很臃肿，所以根本动弹不得，我只能眼巴巴地伸长脖子往前面看，但是她被遮得严严实实的，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到。我只能看见两排握着吊环的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眼把她的手从几十只手中认了出来。只有那只手才会是她的手，近乎透明的皮肤下面一定流淌着淡蓝色的血，而对我来说，那简直不是血，是酒精中的酒精。车到站有人下车的时候，我就不失时机地往前移一移。眼看着那只手越来越近了，我已能用我发热的目光慢慢地把它的每一个毛孔注满，我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她的手虽然裸露着却永远不会觉得冷。等我们肩并肩时，我是不是应该鼓起勇气和她说句话？我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时她下车了，我也尾随她下了车。为了不让她发现我，我一直注意保持着与她的距离。她逛街的时候，我也逛街；她上车的时候，我也毫不犹豫地上车。天黑了下来，我就让自己离她近一些，以免走失；路灯亮起，我又让自己退后几步，回到原来的位置。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她已经被完全地摄人了我的瞳孔，所以我的眼球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