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小刘。他全名叫刘贵祥，今年五十岁，属牛，大我一轮半，现在土壤研究院的微机室工作。他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在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过两年，毕业以后就进了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的土壤研究院。这个文凭不硬，新时期以来他一直为此苦恼，很想得个机会去进修，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后来他还是通过成人自学考试于一九八八年获得了大学本科的资格。那一年他虚四十岁，不但专转了本，而且一反常态地人了党。刘贵祥对我说（印像中其他一些年届不惑之年的朋友也都喜欢这么说，所以可以称之为不惑宣言），他现在的想法两样啦，虽然晚了点，但是他还是想争取一下，弄个一官半职，也好换一套稍微大一点的住房。但是倒霉事接二连三地到了，使他无力招架。先是六岁的儿子刘刚得了一场结核性脑膜炎，然后就是他老父亲的去世，再接下来是在老家的妹妹刘贵香梦幻般地被自己家的摩托车碾断了腿到省城来治疗，到了年底，他和老婆林志敏就分居了。分居三年之后，两人终于离了婚，法院把儿子判给了他。谈到其中的缘由刘贵样一直语焉不详，我问到他时，他也不正面回答，只是给我打比喻。平常他们两个人就磨合得不好，拌嘴斗气是家常便饭。林志敏是本地人，在水利研究所做会计，每次吵完架就把衣服揣进包里回娘家住上十天半个月。刘贵祥有时为了耳根清静还会故意挑起事端，干上一架，把林志敏于走。所以他们离婚是一点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刘贵祥真的有决心离婚。他这个人蔫儿叭卿的，有谋无断，我原以为他会和林志敏绑在一起沉到底的，实在没想到他还会浮上来。
当然最先浮上来的还是林志敏，她的水性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有了外遇，而刘贵祥直到改革开放的中期才在自己家的床上发现这一点。
在此之前他还发现了住宅楼高层供水不足的症结所在。当时刘贵祥还在土院的房产科上班，科长让他负责院家属区的旧楼改建工程。从中学开始他就爱好无线电，万用表、电烙铁。二极管等等一直是他生活的必需品，他的能力也在默默的实践中得到了稳步的提高。他动手设计了一个补压器，装在楼道的拐角处，外加一台小型的增压泵，从此这座楼四楼以上的住户就再也没有用水之虞了。就我所知，这是刘贵祥无线电生涯的巅峰。另外他还改良过电视机的电路，据说可以省电百分之七十，这项听起来很玄乎的成果通过了有关部门若干次的专家认证，并且被列人了那一年的省星火科技战略计划。后来不知怎么的就不了了之了，连他自己也不爱再提，似乎那成了他难以启齿的一个隐私。和那一次相比，这个小小的补压器却为他带来了不少实惠。起初土院的领导并不怎么重视，因为他们自己家大都住在四楼以下。但是补压器的名声却不胜而走，好几家单位都来请刘贵祥为他们解决困扰多年的高层用水问题。刘贵祥包工包料，一只补压器收一百块钱，而实际成本不到五十块钱。
一只补压器管一座楼，而有时一家单位就有几十座老楼，所以刘贵祥不得不把我也拉来，在他家连夜赶制。我只能干些外围的粗活，主要工作就是做补压器的外壳。
所有的工序都需手工完成，再加上工具不顺手，我干得累极了。所以我建议他把补压器的价格提高到每只一百五十块。刘贵样一拍脑门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一百五十块一只的补压器仍然很好卖，于是我们又把价格提到了二百块。刘贵祥有了些不安，他非常顶真地对我说，不能再提了，再提就二百五啦，十足的二百五。
房产科长听说刘贵祥在外面干私活干疯了很是生气，但是一生气就有了灵感，他和刘贵祥商量了一个公私兼顾的方案。科长把科里的两个临时工派给刘贵祥，让他领着他们一起于，可以在上班时间光明正大地干，因为那就是他的新工作。虽然这么做大部分收益都被单位拿了，刘贵祥还是觉得不错，钱少挣了点，但是心里踏实，再加上单位还能在工具、场地等方面提供不少便利。
房产科长的脑袋要比刘贵样活络得多，他更早地意识到这是一项专利。而刘贵祥本人只知道在一只补压器制作完成以后用黑墨把里面的电路板和所有部件统统涂上，以防别人窥破其中的奥妙。省里的专利局刚成立不久，刘贵祥去咨询了一下，申请专利还需要一笔钱，大概要两千块左右，他犯起了犹豫。这时科长非常慷慨地决定由单位出这笔钱。专利号很快就批了下来，不过专利权归刘贵祥和土院房产科共同所有。拿到专利证书以后刘贵样又有些不乐意了，他跟我抱怨说，房产科是谁？
男的还是女的？房产科还会搞发明吗？正好土院开始评职称了，在科长的关心下，这项专利还真的派上了用场，刘贵样破例拿到了中级职称。他的心里又平衡了，也就不再追究专利权的归属了。年过半百的房产科长被席卷全国的破墙开店之风吹得意气风发，他向院里申请立项，准备贷款办厂，大规模生产这种补压器。土壤研究院比它研究的任何一块土壤都更贫瘠，所以院领导听说有挣钱的路数，当然全力支持。筹备工作刚开始就碰到了问题，表面上看是产品的命名权问题，而实际上是利益划分问题。科长老用上下级关系来压刘贵祥，迟迟不和他谈钱的事。刘贵祥心里不舒服，于是他以一种老农民的固执坚持要把产品命名为“贵祥”牌补压器。而科长认为，“贵祥”这个名字不好听，太土气，而且这是土院的产品，用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怕是不妥。刘贵祥说，土院产品的名字就应该土气嘛，再说你总不能叫“土壤”牌或者“土院”牌吧，那就不是土气的问题了，完全就是土。最后，这个问题还是由院长亲自定夺的，他想了想，说，我看就叫“大地”牌吧，这里面有土，说明是我们土院的产品，而且“大地”听起来也大气。于是就这么定了，刘贵祥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是也不便再说什么。
就在贷款刚刚落实的时候，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种叫做“水龙王”的产品，其功能与“大地”牌补压器相同，造型。工艺看起来都不错，而且卖得也不贵，单价是七十八块五毛。房产科长和刘贵祥都傻掉了。房产科长傻掉之后头脑仍足够清醒，他买来一只“水龙王”，让刘贵祥拆开深人研究一下。而科长本人已研究过“水龙王”的外壳和包装，上面注明的出品地是镇江扬中县，从地理关系上来判断，“水龙王”的来路确实值得怀疑。刘贵祥的研究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怀疑，“水龙王”
和“大地”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如果不是嫡亲兄弟，也至少是同母异父。房产科长一拍桌子理直气壮地说，没关系，我们有专利证书，告他们！让他们赔钱，让他们关门！经过三个月的东奔西跑，房产科长和房产科职工刘贵祥确实赔了不少车马费进去，同时还没开张的大地补压器厂也确实就此关门大吉。生产“水龙王”的厂家出示了多种证书，这是扬中县政府为了发展本县乡镇经济特地从广东引进的专利产品（专利号还比刘贵祥的要小一百多号），并且他们严正警告房产科长，如果土院胆敢生产“大地”牌补压器，就得承担侵权的罪名。“水龙王”一边应付着“大地”
的纠缠，一边从容地推出了第二代更新产品。国家专利局在刘贵祥的再三追问下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工作有不够细致的地方，由于“水龙王”的专利登记在前，所以他们正在考虑注销“大地”牌补压器的专利号。刘贵祥不敢再追究下去了，如果他的专利证书被收回的话，那他的中级职称岂不是也要收回？还有那么多他亲手做的正在使用的补压器，如果让“水龙王”知道了，那可怎么得了！赔钱还是小事，这臭名声可如何担戴得起！他越想越觉得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恶梦，对无线电几十年如一日的痴迷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搞了半天，搞了半辈子，搞出来的都是别人搞过的东西，再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从那时起他的兴趣开始向电脑转移了，很快又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六七十年代喜欢鼓捣无线电的人，要是换在八九十年代他们肯定会热衷于计算机，那份痴迷十分相像，我也说不清是什么道理。
房产科长的新事业就这样流产了，他比刘贵样还要伤心。本来补压器的专利证书一式两份，一份刘贵祥留着，另一份由房产科保存。房产科长把后一份撕成两半，扔进了废纸篓，准备安安静静地等待退休。关于专利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房产科长先后有过多次堪称精辟的言论，给刘贵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初他动员刘贵样去申请专利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专利那可是个好东西啊，小刘，就好比大街上走着的一个女人，你第一个发现了她，但是她不是你的。你用黑墨把她的脸涂上，别人用鼻子就能把她嗅出来；你把她藏在地窖里也没用，她还不是你的；你整天拿枪守着她也守不住，没准你撒泡尿，她就跟人跑了。所以你必须要和她去领证！领了证以后，她就是你的了，因为这专利权就像婚姻一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别的男人就只能看，不能于啦。懂了吧？肯定还有很多男人等着和她领证呢，所以你动作必须要快，一定要抢在前面。后来房产科长又不无感慨地说，这个证看来领了也是白领啊，不属于你的，迟早都会不属于你。他妈的个头，专利权这东西想起来确实也不太合理，就好比大街上走着的一个女人，她只要在大街上走，就会不断地被别人看见嘛，你说对不对，总不能不让人看吧？为什么第一个看见的就可以干，第二个看见的就只能看呢？说到底，这都是人定的规矩，什么权不权的都是扯蛋！刘贵样离婚的时候还清楚地回忆起老科长的这番话，有了这样的理论准备，离婚这件事并没有给他带来过多的痛苦。
刘贵祥拉我过去帮他干活那会儿，我才十七岁，刚跨进大学校门不久，也是在东南大学，和他一样，只是专业不同，我在动力工程系读书。我之所以会报考南京的学校，而没到当时最想去的北京去，也与刘贵样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说到。
只要有我参与制作的补压器，哪怕是只出了一点点的力气，每只刘贵样都坚持付我二十块钱。他原先坚决要付我三十的，经我更为坚决的要求才降到二十。我还是觉得太多了，就忙了那一阵子，竟然挣到四百多块钱。当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四十元整（汇款单、橡皮章、每月十号，因为我父母他们每月五号发工资），而现在一下子额外多出差不多一年的生活费，我真不知道这日子应该横着过还是竖着过了。
好不容易捱到放寒假的那一大，我二话没说买了一张火车票，就踏上了去塞外明珠哈尔滨的旅程。之所以选择去哈尔滨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我有一个哈尔滨籍的同学，叫张栋，和我玩得不错；其二，我喜欢“哈尔滨”这个名字，听起来显得特别遥远，为此我还专门查过字典，“哈尔滨”是俄语的音译，意思是，晒渔网的地方。
没想到晒渔网的地方竞然会那么冷。火车出了山海关以后，车窗外肃杀的景象就迫使我不得不开始想象哈尔滨的天气（火车里有暖气，让人头疼，但是不冷），随着列车的行进，我想象中的气温也在不断地下降。但是到了以后我发现这东方的巴黎比我想象的还要冷，出了火车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啦，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穿。我同学张栋家住在道外区一片像贫民窟似的平房里，全家老少三代九口人挤在不满二十平方的空间里，没有暖气，靠烟墙取暖。我的到来更添了这一家的窘迫，他们对我越热情，我越觉得过意不去。房间被隔成好几个小间，最大的一间是张栋的老父亲和母亲住的。他父亲是个退休工人，上了岁数了，脾气很大，在这个家里绝对说一不二，每天晚上都要烫上一小壶酒，边喝边骂人，挨骂的主要是张栋的母亲。张栋的两个哥哥都已成家，到哪都夹着装烟叶的饭盒，他们和父亲一样，跟老婆说话时口气特别冲，动辄开骂。相对而言张栋的二哥骂得少一点，他喜欢动手。张栋的二嫂经常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眼泪汪汪地在锅台边飞快地包着饺子。
我完全看懵了，心里想做男人原来可以做得这么快活，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同学张栋是他父亲老年得的子，再加上考上了大学，所以在家里虽然不吭声但是很有地位，家里最大的一张床被腾了出来让给张栋和我睡。开始几天吃了早饭以后张栋就陪着我出门转，因为我衣服太单薄，所以我不得不套上一件张栋父亲的蓝色的旧棉大衣，再戴上张栋大哥的破皮帽。棉大衣的腋下绽了线，我走一段就要用手把露出来的发黄的老棉絮往里塞一塞。一般我们要转到天黑才回去，回去吃了晚饭又出门，去兆林公园看冰灯，那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冰雪节，聚集了来自好多国家和地区的冰雕艺术家。回到家时张栋他们家里人都睡下了。我觉得张栋不愿意在家里多呆，也不愿意我多了解他们家的情况。没两天该转的地方都转了个遍，中央街。斯大林公园、太阳岛等等一项接着一项，在刺骨的朔风中我觉得我的眼睛看不动了。我忽然一想，张栋把日程排得这么满，是不是想让我早点看完早点回去？他邀请我来玩可能只是随口说说的，没想到我这个楞头青说来就来了。眼看着还有十多天就要过年，我呆在这里确实不方便。于是我便自己提了出来。谁知遭到张栋他们一家的激烈反对，他们说大老远来的，怎么能不过年就走？张栋的母亲眉头总是紧锁着，她说是不是嫌我们家穷，吃不上什么好的又睡不上一个安稳觉？·我一听吓坏了，赶紧收回了我的话。当时我对北方人有说不出的好感，总是担心自己不能欣赏北方人的直爽和豪迈，总是担心自己被北方人看作一个内心曲里拐弯的南方人。
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