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
法术。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
。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
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
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
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
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
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
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
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
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
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
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
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
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
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
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
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
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
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
，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
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
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
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
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
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
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
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
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
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
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
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
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
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
，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
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
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
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
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
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
，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
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
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
，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
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
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
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
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
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
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
，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
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
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
，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
。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
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
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
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
，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乙、清代地方政府
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时派出，事完撤销。清
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
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
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
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
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
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
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
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中国人做到总督、巡
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
有一个岳钟麟。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
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
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
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
的。
丙、清代的各禁区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
，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我们已讲过：满
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
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
。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
。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
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
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
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
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
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
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
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
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
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
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
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
士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
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
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
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
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
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
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
道府者布满国中。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
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
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
等之义者。”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
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
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
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邹容也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
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
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
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
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
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邹容这一说法，也说
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
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
事腐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
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
影响。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
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
之居心。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
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
分别论之的。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
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
，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
。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
，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
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
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
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
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