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死亡。尤其是关怀体贴女孩子的“意淫”心理和行为，成为贾宝玉独有的人格秉赋，也是《红楼梦》的一条最美丽的风景线。
警幻仙姑与锁骨菩萨
缠绵绣帐散甜香，
万丈迷津怯虎狼。
啼怨情天谁指点，
风流警幻辟慈航。
常领宝玉游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既是神仙，又是将妹子秦可卿许配于他的凡间之人，是仙又是人，其中扑朔迷离，既实又虚，让读者好生困惑。不过，我们从有关的志怪、佛典等著作中，可以探测出作者笔下的警幻是有从文化源流中借鉴的原型的。
《续玄怪录》载，昔延州有妇人颇有姿貌，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死后有西域胡僧于其墓敬礼焚香赞叹。人怪之，僧曰：“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众人不信，开墓视之，见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
《传灯录》中记述与此相似。僧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延沼禅师）曰：“金沙滩上马郎妇。”贤女马郎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淫人。凡与交者，永绝其淫。死葬后一梵僧掘之，乃锁子骨也。
《韵府续编》中说得更为明确，马郎妇即观音大士之化身也。
观音菩萨以慈悲普渡众生，还担负这种“佛妓”的世俗化任务，实为崇高。《华严经》曰：“先以欲钩牵，后令成佛智。”宝玉领略与警幻妹（实为警幻所化）的云雨之事，就从色欲向“意淫”升华，达到“自色悟空”的境界。警幻的任务是唤醒宝玉的性意识，并告诫他对待女性的正确态度。
人类性意识的唤醒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个标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里，借一个“绿鹅”的故事反映了一个乡下少年被压抑的性意识的觉醒。性不是罪恶的东西，它是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现，人类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程度，以科学进步代替神学和愚昧的时代，才有可能把性当作一个健康美好的话题。十九世纪末写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劳伦斯说：“我总是力图……使性关系变成有意义的和珍贵的，而不是可耻的。……我真诚地相信需要建立一种东西——性意识，因为这是所有真正的美和温存的源泉，这两种事物……可以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中国虽然没有经过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明清以来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市民意识的觉醒，一批具有启蒙思想的文人如提倡“童心”的李贽、崇尚“至情”的汤显祖、注重“性灵”的袁宏道，他们的新观念荡决着“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他们重视人的价值和真挚爱情的力量，这些都对《红楼梦》的创作起了重大的思想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明清贵族士大夫阶层纵欲、生活奢糜，也成了—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败坏着社会风气。清代李渔的小说《肉蒲团》写未央生的一切放荡都是他达到出家觉悟的必经之路，但淫秽过多，显然不能与《红楼梦》宣扬的“意淫”相比。而警幻对宝玉的性启蒙则既是对他走上人生之路的指点，也是对社会淫糜风气的反拨。所以，曹雪芹以锁骨菩萨这个原型写警幻仙姑，既体现佛教的普渡，又是积极的性爱；既是儿女私情，又是社会生活大事。
疗妒有无方？
含酸醋语玉肠柔，
蛇蝎心机使断头。
莫道百年能息妒，
津舟风浪美人愁。
《红楼梦》的第八十回“王道士胡谄妒妇方”是段诙谐轻松的文字，不一定有多少深刻的思想意义，但从结构上来说，是段因果性的故事，因为有上半回“美香菱屈受贪夫棒”，故才有此与之对称的内容；宝玉向王道士提出“妒妇方”又是由上半回中夏金桂醋海风波而引起的。
妒妇是个社会性、情感性的问题，并非病理性问题，所以不可能以药方来治。因有宝玉痴问（是关心香菱的情痴），便有道士的“胡谄”。以秋梨、冰糖、陈皮的润肺开胃药天天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王道士的油嘴只是让宝玉开心一笑，他倒老实，说：“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
妇女的妒嫉，实在是一夫多妻的不合理婚姻制度造成的。夏金桂的虐待香菱，不能只从她恶劣的本性上找原因。王熙凤的泼醋，借刀杀人害死尤二姐，比夏金桂更为毒辣。这一房专宠而起家庭风波甚至致人死命的骇人听闻的事，正史和小说戏剧中甚多。另一种妒嫉只是语言上的含酸拈醋，如黛玉，她虽然也是为了专宠，但只能算是无伤大雅的“小性儿”。因为柔弱忠厚的黛玉在品性上与凤姐金桂有本质的差别。所以对嫉妒之性也要作具体分析。
王道士认为人死了就不会妒忌了，其实不然。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诺皋记上》有“妒妇津”的故事。相传晋泰始中，刘伯玉妻段氏性妒忌，伯玉常在妻前读《洛神赋》，对妻说：“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矣。”妻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吾死，何愁不为水神？”当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她托梦告诉伯玉：“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伯玉后来终身不敢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都自坏衣服自毁妆饰才敢，不然，风波爆发，危及性命。这虽是个神话，但也见妇女为获爱情的专一，此恨绵绵，死而不已，且图复仇，殃及无辜妇女，真可叹可笑。由此可见嫉妒之情，既深且厉，人神共怒也。
秽器·生命之门
肠中爬出真奇语，
恶骂因人有异篇。
生命之门非秽器，
开花结果亦天然。
曹雪芹写低贱鄙俗的人不避粗话，倘在如今则要被编审者删削；而聪明的作家就用□□□来表示，但也被读者讥为“黄色幻想曲”。
《红楼梦》第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云轩里召将飞符”，写春燕娘听春燕姑妈挑唆后大骂春燕：“……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穠里掉出来的，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女儿当然是自己生的，但偏要说出秽器，既羞辱女儿，又作贱自己，这就是春燕娘的粗鄙。
这类话到赵姨娘嘴里就有了些变化。第六十回因芳官以茉莉粉代蔷薇硝给贾环；赵姨娘知道后骂贾环“被那起穠崽子耍弄”，自己“没有穠本事”。当贾环不满地指出她娘怕探春时，赵姨娘似被戳了肺，喊骂道：“我肠子爬出来的，我再怕不成！”
到了程本出现，校改者认为脂本的文句不雅，就有了改动。春燕娘骂春燕是“你是我自己生出来的”，“穠崽子”改为“毛崽子”，“没有穠本事”改为“没有什么本事”。雅驯是雅驯了，但缺少了那种生活原生态的语言感觉。
从文学的、教化的角度看，似乎小说中不应出现这些粗俗的话语，但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形式是最原始的、真实的，勿需掩饰；尽管文人书面语称之为“私”、“阴”，但叫那些粗人能如此说吗？于是文学作品就处于二难的尴尬：保持真实人物的真实口语，就必然沾荤带黑，被认为粗鄙；让语言雅驯，就不能毕肖声口，无个性化可言。看来曹雪芹在写到粗俗人物或雅人日常谈话时，选择了前者，他那时看来没有语言使用上的顾虑，也不怕“黄”的贬斥。传阅他、评论他作品的许多人似乎也没有人说他语言粗鄙。
当然，最好还是在二难中行中庸之道，呈粗而不脏。“我肠子里爬出来的”，这句话即是一例。因为赵姨娘的这句话比春燕娘的话稍微好听一些。也许她不愿自己作贱自己，用了句不确的话以借代。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法，但与程高本的改句比较，是谬误的，又是艺术的。这也可说是赵姨娘的语言技巧。
其实，女性生殖器是人类的生命之门，既是神秘的，又是自然的，更是伟大的，不能以秽器视之。从生物学的眼光看，人体生殖器正与花卉一样负担着养育下一代生命的神圣而艰巨的任务。植物与动物（包括人）竟有如此之不同：在植物为花，永远为人们欣赏、赞美；在动物和人则为秽器，只好讳言之。如果自述，倒也无事；如果别人如此说，即是骂人。仔细想起来，语言作用的主客体是如此不同，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如果真正尊重妇女的伟大与价值，提到这生命之门，应该毫不感到亵渎粗野。画家在画裸女时，会被当作人物美来欣赏，为什么作家写女性的私处，会当作不文明、不美呢？作家真有点冤枉了也。
天子门生 门生天子
——再提翁同龢
？ 山 谷
常熟是一个县一级规模的小城市，却是国务院第二批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西南角上的翁家巷是清朝两代帝师翁同龢的故居，一座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的官僚宅院，现在被辟为翁同龢纪念馆。翁家是常熟大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进士及第，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历官工部、兵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曾为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咸丰六年会试殿试列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他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位皇帝授课，历官协办大学士，刑部、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处领班。
翁同龢晚年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被慈禧太后以皇上的名义“开缺回籍”。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同年十月，他再度被追加罪责，诏令“永不叙用”。
翁同龢一生不乏政绩，清末四大奇案中的“葛毕氏”案得到平反昭雪首功当归于他。其时翁同龢的身份是内阁学士派署刑部右侍郎，照史学家们的说法是，“倘非翁同龢细心推求，则杨乃武冤沉海底。此案平反之端，发于翁同龢”。当然细数他的政绩还有很多很多，但为后人不断谈论的还是他与戊戌变法的牵连。康有为称他是维新变法的导师，当代不少学人也极力称赞他是改革派人物，对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翁师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好感，特别是对他晚年的境况，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常熟虞山，人称十里青山，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在这连绵的青山下，度过自己的余生。这个悲剧性的人物凸现在蜿蜒的山间小道上，满头白发，身著青衣素衫，拄着拐杖，踽踽独行，与他所处的时代一样，充满了大幕将谢的哀伤与凄迷。
有关这个时期的翁同龢的材料颇多，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这位“门生天子、天子门生”的晚年境况。《苌楚斋随笔三笔》卷二有个关于“翁同龢五不居士”的说法，作者刘声木这样说：
常熟翁文恭公同龢，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获遣家居后，自号“五不居士”，并谓一不穿公服，二不会客，三不写字，四不入城，五不写信，有欧阳文忠公“六一居士”之遗风。文恭以书法名当代，颇得苏文忠公神理。晚年间复作画，亦格老气苍，非同凡近。其文采风流，映照一时，亦未可遽没。
这是个不真实的传闻记录。多少阅读一些古典文学的人，便会知道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或“六一居士”的由来。他别号六一居士，在《六一居士传》中自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阳修的“六一”是多么潇洒，老来琴棋书画，读书喝酒，而翁同龢在常熟家乡，被软禁在家中，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惟以读书诵经了却残生，内心充满了无比的痛苦，这种生存状态岂是欧阳修所能比拟的。无可奈何的苟延残喘与放达恣肆的个性自由，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苌楚斋随笔》的作者将翁同龢的“五不”与欧阳修的“六一”相提并论，实在是错弹之极。
出入宫帷能与皇帝造膝独对的两代帝师，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地狱，其际遇反差如此之大，精神创痛深巨，委实让人生出无限的同情。看看他遭遣后的情况，对于他的整个人生以及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重要启示。
即便如此，这个“五不”也不符合翁同龢被开缺回家，以及被追加罪责革职编管在籍后的实际情况。五月他回到家乡，不久便去九江他侄儿处，急不可待地冀望皇上给予重新任用；“永不叙用”后，除了不能穿官服，行动不太自由外，几乎一切如常，他的书法在这个时期获得突飞猛进，“日临汉碑帖数十字”，“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上门求墨宝的人很多，他尽可能给予满足，时不时还乘兴画上几笔；不断地与他在京城中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书翰往来；在虞山鹁鸽峰下祖茔旁修建了一处住宅，名为“瓶庐”，自号“瓶庐居士”，在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加给他的更重的迫害时，用写字、读书、读经的办法打发时光。荧荧青灯下，他还整理修订了几十年不曾间断的日记，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必要的准备，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不安。
考究翁同龢的一生，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与甲午风云分不开的。
在甲午中日对抗问题上，翁同龢是积极主战的，依照一般的常理说法，他是一位爱国者，而李鸿章作为主和派人物，且后来在战败后，又是被派往日本负责和谈签约的全权代表，似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卖国贼，这个说法多少太简单了些。
在晚清的政治现实中，一系列的国家变故，出现了波诡云谲的复杂的政治局面，面对世界列强的欺侮，审时度势地处理内政外交需要明智、清醒的措施，而绝不能意气用事。不能简单地用主战或主和，来作为爱国还是卖国的分野。
中日战争的前奏是日本侵略朝鲜，而中国其时是朝鲜的宗主国。处理这个问题，按照恭亲王的说法，主和派有三种选择，一为收朝鲜改藩属为行省；二为派重兵代其守国；三为使朝鲜对各国开放以抵制日本的阴谋。但是已为军机大臣且主管财政的翁同龢，却不同意上述主张，认为“均格不得行”，而是“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在翁同龢等人看来，西方列强的实力，中国无以相比，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