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可拾的“小恶”，真的是“非人力所能为之”。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明证：后代的智慧者总是重复着古圣先哲们的教诲，哀叹着古圣先贤们的哀叹。他们一次次的感悟，一次次地对人类充满了希望，又一次次地失望乃至绝望。人类如果是可塑之材，何必用得着一代又一代的智者重复着那些陈词滥调，直至出现了一批忧心忡忡的“未来学家”。
战争之外，人类更是无所不能。自以为高于其他动物一等的人类，想做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坏事时，果然就做出来了。我们常常在电视中看到肉食动物们血淋淋的捕杀场面，胆小兼弱智者认为殊为可怕。其实与人类的凶残相比，其他动物是微不足道的。其他动物的捕杀仅仅是出于本能，基本上离不开食色性也。除了淘气如猫者拿垂死的猎物玩耍，其他动物的捕杀往往是一齿封喉，全速毙命。它们并不从残杀中取乐，它们只是出于生理需要而非心理需要。
再看看人类，从商纣时的炮烙开始，在如何残忍地对待同类方面将智慧逐渐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并不以惩罚为主要目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惩罚），而纯粹是为了从中取乐。从刑罚的角度看，炮烙，以及古罗马的角斗场应该算是最温柔的。中国古代的“五刑”虽能致人残缺，其中也蕴含了相当的智慧，但也相对温柔，因为即使有冤情，总算是针对犯人，行刑者脸面上还涂有一点“正义”的油彩。尽管如此，也还是有让其他动物们啧啧称奇的地方。比如剐刑，一般先从双眼上方的皮上下刀，待其遮住双眼，才在其余处下刀，在刀法及下刀顺序和次数方面还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就像现在饭店里“百斩鸭”一样。为此，行刑的刽子手才有了水平高下之分。如果在现在，极有可能评定一套专项技术职称。并且有可能评上职称的还有钉竹签、烙肌肤、下油锅等。
在更多的时候，人类的残忍是莫名其妙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和德国军人最能体现这一禽兽不如的特点。而德国人在集中营中的做法，比起日本人还是逊色了点。日本人曾经拿活人体做细菌试验，曾经在活人体上割取器官。日本人在屠杀中国人时，曾经把一个孕妇的肚子活活剖开，居然是为了看看里面的胎儿！后人谈到这些时，往往会感慨说：是人干的事吗？惟一正确的答案是：只有人才能干得出来。
人类对同类如此，对其他动物也同样。造成生物种类不断减少的非人类莫属。近年就有颇能体现人类智慧的两例。一是取活熊胆汁。取法是将活熊放置笼中绑牢，在胆脏部位开一小口。每天让活熊有吃有喝，而有人享用胆汁时，即用注射器从熊胆中抽出胆汁。每次从熊体上抽取胆汁时，熊们都撕肝裂胆地惨叫不止，真正地撕肝裂胆啊！时间一久，熊们每见取汁人走来，都吓得浑身发抖。这样的折磨，其中的痛苦，想象一下都觉得不寒而栗。二是吃活猴脑。吃法是将活猴置于饭桌下绑牢，饭桌中央的开口处正好可伸出半个猴脑袋。用专用工具将猴脑袋卡紧，然后用快刀将猴的头骨削去如锅盖样的一圈。此时即可看见依然冒着热气正活动着的活猴脑，白白嫩嫩的，有点像正煮着的老豆腐。食客拿着小勺舀出来进餐，而猴子则在桌子底下痛苦地嚎叫、呻吟，直至死亡。
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环境保护者每年都在公布骇人的数字，似乎人类将失去最后一块水草丰美的田野。其他动物们直至被河水毒死也不明白：动物家族们生活了千万年的地方，祖祖辈辈都愉快地生活的地方，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死亡陷阱？动物们真是弱智啊！它们有所不知，最近科学家们公布了一顶研究成果：人类从远古时候起就开始破坏生态环境。
人类的智慧还体现为另一个特征，那就是欺骗。即使将欺骗上升为计策、谋略，但其目的不外乎是想从同类或其他动物那里获取利益，说穿了就是虚伪和狡诈。有谁见过一只狼和另外一只狼交上朋友，仅仅是为了窃取一只兔子？又有谁见过一只小狗假惺惺地爱上另外一只老狗，仅仅是为了老狗死后能得到一份遗产——两处狗舍、三块骨头？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提倡仁爱之心。这恰恰说明，人类正在远离仁爱。而仁爱，本是所有动物的共有之心。在这点上，仁爱之心不仅不是人类所独有，而且比起其他动物要减少许多。比如人类的母爱不会超过一只母鸡的水平。母鸡在呵护她的小鸡时，敢于向一只大她几倍的狗进攻。人言“虎毒不食子”，可武则天女皇就能亲手掐死自己的孩子。至于父子相残之事，更是数不胜数。这一数字在权力角逐的中心——宫廷政变中尤其频繁。而宫廷的特征，除去权力中心以外，更是一个充满了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一类官员声音的地方，每天大喇叭里宣读的全是仁义礼智信，全是治国良方，可这些东西一旦遇上权力甚至是小小的色相，则一下子变得虚弱不堪。
人类自称是“感情的动物”，但除了一些感天动地的久远故事和摆在桌面上以供炫耀的金婚老人，人间每天都在发生着多少幕让人羞于启齿也懒于启齿的破事啊！人类发明了婚姻，离婚率却步步高升，婚姻的残酷性古来有之。古代妇女几乎是男子的私人财产，就是婚姻产生的最显著负效应之一。在现代，西方人在“性”方面比较开放，也就是更接近于动物本能，在婚姻牢笼之外有了更多可能和选择，所以有效减少了残酷的程度和家庭暴力的发生。而在东方，由于婚姻牢笼相对牢固，人类的婚姻生活离动物性更远一些，人们（尤其是相对弱者的女性）的情绪始终处于低落状态，悲剧的发生在所难免，因失恋而自杀的事，以及情杀、奸杀、泼硫酸等都时有耳闻。可喜的是，近年来由于人们逐渐向动物性靠拢，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
五色扰目，五音乱耳，而懂得了思考的人类，则扰乱了心智。扰乱了心智，必然会扰乱一切。
所以总是有更多的难题向人类涌来，在所有理论都站不住脚的时候，连宗教都有些招架不住了，于是出现了所谓邪教。但邪教是以精神毒品来治疗精神癌症，到底不得善果。人类会思考的“优势”最终还是走进了死胡同。人们公认，二十一世纪是心理疾病的世纪。其实那仅仅是因为，人类在玩尽了大自然，也玩尽了自身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可怜、很弱小，才发现自己果然连禽兽都不如。
苏东坡真的“不辞长作岭南人”吗？
？ 袁 昕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灸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红楼梦》的性与爱
？ 徐振辉
“风月宝鉴”与“裸女骷髅”
美人骷髅梦中欢，
宝鉴谁能反面看？
纵有此公惊心画，
怎敌情天孽海宽！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设计了一件摄影作品：七个年轻美丽的裸女组成一个恐怖的骷髅，菲利普·哈斯曼把他与裸女一起摄下，取名为《达利和裸女骷髅》。这个美丽而惊心动魄的画面自然会使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以及贾瑞不听道士劝告，受情蛊惑，枉动风月，竭精而死。尽管思想倾向与艺术旨归的不同，但揭示生与死、爱欲与毁灭、美丽与恐怖的矛盾性方面，达利与曹雪芹是异曲同工的。比较而言，达利这件艺术品比曹雪芹的风月宝鉴的警世意义更为显豁，它把正反面的内容融为一体，以“妄想判断”的超现实手法使艺术伤口更有惊人的直观性。
把生与死、美女与骷髅组合起来的警世主题在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源渊。从枚乘的“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七发》）到苏轼的“黄沙枯髑髅，本是桃李面”（《骷髅赞》），警醒人们，美色诱惑、男人纵欲即走向死亡之墓；人生无常，短暂的生命与爱情很快会走向毁灭。由此产生两种观念：一是政治的，历代统治者认为女人是祸水，是不祥之物，严禁她们干预朝纲；一是宗教的，情欲成为戒律，色即是空。
《红楼梦》中这类生与死、美色与恐惧的对比很多，如“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第一回），“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第八回）。但《红楼梦》中形象的含量大大超过理念的含量，虽然小说宣扬了色空观念，但仍有许多痴男怨女要享受爱情的欢乐，毫不惧怕死亡：自由婚姻不可得而毋宁死，尤三姐、司棋是也；失去心中的恋人，情愿抛弃温柔乡而出家，宝玉是也。
所以，《红楼梦》与达利的这幅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有区别的。首先，《红楼梦》的形象意义是由“大旨谈情”到对爱情的肯定。冯梦龙曰：“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情史·序》）曹雪芹的观点是和他一致的。其次是“风月宝鉴”是对“皮肤滥淫”者的警告，作者提倡一种平等、尊重、体贴女性的“意淫”。第三，为女儿们去死，也是死得其所，是种美好的情怀。宝玉的这种生命观和爱情观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还是值得肯定的。
太虚幻境中有副对联：“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晚韶华〕曲有云：“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然而在生生世世的“情天孽海”中，人们仍无视人生之无常，不怕美好之背后的幻灭，并以生命之活力追求爱情，战胜死亡。尤其是关怀体贴女孩子的“意淫”心理和行为，成为贾宝玉独有的人格秉赋，也是《红楼梦》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