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头脑看待的历史常常留有余地，以便对复杂纠葛进行分析，并且不显示人都在得胜，正确总占上风——从长远的角度看，这是对的。《人类的传统，承诺与斗争》——他正在考虑的几个题目中的一个——就意味着除了其他事件还有与邪恶事实的争斗。有时事实会非常顽固和邪恶。
他在黑死病这一事实上陷入困惑。他写了关于灾难使人高贵的一章——现在认为写得太草率了——三种灾难依次为：洪水，火灾，鼠疫。为此他不得不阅读大量有关书籍。他终于找到写作的切入口，并受保罗·库如夫《微生物的猎手》一书的鼓励，借用作者的材料，再注入宗教信仰，然后扩展他的著说，解释这些严加看守的黑祸是如何在整个历史中一直是人类灵魂的兴奋剂（好在再也不那么急切地需要了）。然而他发现黑死病流传期间人类英雄行为的记录非常少。所有记录下来的内容都是关于那个时期是如何的恐怖，我们人类的行为，充其量，也不比吃了毒药的老鼠的惊慌失措好多少。不管怎样，这就是历史记录所显示的东西。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字里行间寻找英雄业绩，尽管他以诗人的情感在研究中加上了一点儿创新——直感，让我们这样说。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情感。直感太多可能会贬损其学术性，使他成为空谈家，而其他同行只会乐得引以为戒。
但突然他的思想开始走神。他意识到自己劳累过度了，而他却不能摆脱，这正是劳累过度的通常表现。劳累过度带来一连串忧虑和失眠。他躺在床上想着黑死病和倍受折磨的人类可能陷入的可悲行为。旧记录上那些生动的描述反复在他脑海中出现。起先只是黑死病使他苦恼，后来他对人类辉煌的信心开始崩溃。一个裂了缝的手铃通报一辆敞开的马车正穿过黑死病流行的伦敦街道，人们再一次被叫唤出去搬运死人。这让他又一次想起拿破仑的事业和战争中成堆的尸体。当文伍德·瑞德已经写了“人类的殉道”，他问自己，为什么还要写“人类的伟大游行”？他发现他在批评自己的早期作品，关于伟大的亚历山大的“年轻的征服者”。
他曾以自豪的口吻述说那个故事。如今在这个黑暗的早上，它却让他有了相反的感觉。他头脑里有某种东西在与他产生冲突，在向他挑战。“你的亚历山大，”它说，“你的伟大的亚历山大，亚里斯多德的学生，按照你的说法，是这个世界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实际上，你知道，他只是一个缺乏教养的败家子。你为什么要颠倒事实？纯粹出于偶然——大多历史故事都是偶然的。他发现自己在一个腐朽的，人人自顾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没有一个成年人能管住他，给他应有的教训，他很走运，有一支完全由他支配的装备完善的军队。他并没有做任何努力，一切都是垂手而得。他叫那些傻瓜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当你写到他把希腊文明带给波斯、埃及和印度时，你不过是将早已发生的事记在他的功劳簿上。为什么？希腊文明与他没有一点关系。他利用了它。他将它拣起，掷过可怜的大流士头顶。打烂它——就像今天的那些独裁者很可能破坏你们的文明一样——没有人敢反对他们。他将属于希腊的荣耀变成碎片，再由罗马人将其拾起。他浪费了马其顿人的骑兵和步兵方阵，就像我们今天的傻瓜要浪费航空飞行一样。没有一点好处；没有一点结果。亚历山大只是没有目标的世界中一个毫无才智的偶然现象。想想他的屠杀和掠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悲惨生活，世上普通人的生活。为什么你要写有关亚历山大的这些浮华的东西？还有关于凯撒的——有关所有可怜的人类英雄的？为何你要坚持这样做，约瑟夫？如果说你以前不知道，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报纸应该告诉你。可为什么你要假装那种命运正在展开？正是这些导致了英国方式，板球，和不列颠王国。还有什么可说？为何你要继续这样？你歌颂的那些伟人从来就不存在。人类的事情比你写的要复杂得多，微妙得多。圣人是罪人，哲学家是傻瓜，宗教乃胡言乱语。如果有金子，那也是在石英里。还是正视眼前的现实吧。也许为此可以做些什么。”
他站起来，在屋中来回走动。
“可是我以为几年前就没有这些疑问了，”他说，“如果我这样想，怎么能继续写‘人类的盛典’？在这本书上我已经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了。”
他感觉像一个古代的隐士受到恶魔的责难。不过古代隐士至少还可以祈祷，在胸前画十字，驱除恶魔。
约瑟夫·戴维斯先生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试着这样做。可是当他跪着时却感觉像在演戏。他不相信谁会听他的诉说。他不相信如今谁还会相信什么——除了牧师、教士、教皇。这些人已经习惯跪着，脑海里全是空洞的陈词滥调。
他只祷告了一半，便又站了起来。他无法祷告。
3
可是这个奇怪的感觉——是否可以称作精神双重性？——这种自我怀疑，这种为保证选择正确的努力，并不是搅乱戴维斯宁静的惟一原因。其他一些与他的文学工作并不直接相关的事情也同时影响他那极为敏感的头脑。
当他沿着瑞根大街从皮可迪里车站朝俱乐部走去时，各种不尽人意的事，新的旧的，相互交叠着缠绕心头。每一件都在刺激他，为难他，并进入他的潜意识中，每当他试图打消一个，另一个便立刻出现。天空灰灰的，浓云密布，这样的天气于他丝毫无助——事实上与他绝对不对劲。他自然地想到如果他今天穿的是外套而不是薄薄的柏帛丽外衣，则要聪明得多，同时他感到空气又湿又闷。
在所有这些烦恼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做父亲了。很少有男人能非常冷静地面对这种情况；它唤醒大脑所有各种被忽视以及未被开凿的区域。至今还没有心理分析家对未来父亲大脑里想像的潜流做一番调查。也没有人试图对未来父亲做一番访问。在这里，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约瑟夫·戴维斯先生身上。他对他的妻子早已经有一种奇怪的模糊不清的感觉，妻子这样快就将父亲的责任和焦虑强加进他已经发热的精神活动中，期待使得戴维斯的困惑变本加厉。
此时，那种想像的微妙感受又出现了。文人的大脑里积累的一大堆名叫词汇的锋利工具，时不时会割伤自己。两三年前，当他想到他的妻子时，“不可思议”一词突然出现在他脑海。还有“超脱尘世”。她比他小十五岁，结婚时，她还是个小姑娘，然而，他不得不认识到，她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
一开始，他单纯、直接、恳切地爱她，而她似乎也爱他。对她，他并没有想许多；他只是像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一样爱她。他们的早期婚姻生活是自然幸福的；她学会为他打字，两人相亲相爱，难舍难分。后来，不知不觉渐渐地就有了变化。他对她的满意消失了，而她则好像离他远了。他越来越觉得从她那里得不到反应。
接着就出现那个令人难忘的晚上，那天晚上她说：“除非让我生个孩子，否则我不知道自己对那一类事情是否还会在乎。”
那一类事情！玫瑰，温情，私语，黄昏，月光，夜莺，爱情诗——那一类事情！原来如此！
“你的经济没问题。”她说。
事情好像就那样决定了。
也曾有过许多次争执，但婉转的语言总是影响精确的表达。然后她的目的就达到了。他向她明确表示，一开始他表现的不愿意完全是由于她的缘故，但现在他们俩得绑在一条船上度过这段经历。他们将使生活“更加丰富”。这个建议一被接受，他的想像似乎立刻像开了闭的水。他将“那一类事情”深深地埋在情感的花床之下，并竭尽全力地忘却她奇怪的不属于人类的言语。
然而，在一切都安排停当后，他的不安仍然在加深，而她也离他更远。
一切似乎在增长，但正是这样，另一种奇怪的忧虑又涌上他心头。如果她总有一些或完全是这种性情，如果他没能发现，那会怎样？在他们初婚的几个月里，当他的眼睛看着她，她的眼睛看着他时，他们的眼睛相遇，心跳在同一拍上，就好像俩人的手相碰。可是现在，她的手在那里就像个幻觉，他的手碰不到它，而他的目光则总也遇不上她深深的凝望。她那漆黑的眼睛变得不可接近，“深不可测”一词立刻出现在他脑海中。她仔细打量他，却什么也没显露。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丈夫和妻子之间应该变得更轻松，更熟悉，可她却变得越来越陌生。
大多数对妻子不满的丈夫，喜剧文学的包袱，谚语的智慧，都证明了一个饶舌妻子的可怕，但那种可怕比起一个沉默的女人，一个沉默有思想的女人，就不值一提了。一个破口大骂的妻子会没完没了地说一些烦人的事，但打归打爱归爱，而一个沉默的女人说出了一切。
近来她总是好像在观察他。她的沉默充满了对他疑神疑鬼的自我意识的谴责，对此他却无法自辩。
当他与那个年轻的、黑黑的、羞答答的姑娘结婚时，他是将她全部置于自己的保护下的。那时他绝不会感到恐惧——这个词用在一个妻子身上是奇怪的，我们在这里用的是它最薄弱最温和的含义。但后来他对妻子的忧虑和不安不断加剧以至几乎产生这种心情。
当然从一开始他就发觉她身上有些微妙的不同寻常的东西，包括她的长相。但那时他只是觉得那正是她迷人的地方。她既不高大也不臃肿，但骨骼宽阔；她那两条粗眉毛和深灰色的双眼分得异常开；丰满的嘴唇，两边嘴角下弯，显得有些严肃，有时会做出心不在焉的蠕动。早先他觉得这一切十分“出众”，但后来他却宁愿认为那是“异常”。她的异常远远超过她苏格兰血统所具有的那一点异国情调。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她的家人，他们十分奇怪，几乎根本见不到他们。她第一次出现在他的世界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故事。他在出版商的鸡尾酒会上遇见她，她被邀请参加倒不是因为她的成就而是因为她的雄心大志，那时她告诉他，她那住在荷波里梓郊区的家人反对她学习和写作的愿望。她只是把他们称作“人们”。她获得过格拉思高等学校的奖学金，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上了大学，到了伦敦。她写过诗歌，她告诉他说，并且希望出书。
不过，伦敦，她说，并不完全像她想像的那样。伦敦让她吃惊，让她害怕，让她不知所措。伦敦看上去越来越奇怪。她始终无法习惯这里。人们总是说最不可靠的话，做最不可靠的事。
“我常常感到，”她说，“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不过，你知道，那又让我有一种在我出生的岛上家里一样的感觉。你是否有过那种感觉？这里的人看起来对世界和自我是那么自信。”
正是因为她说的这些话才使约瑟夫·戴维斯先生想到要在生活中引导这个文静的，拿不定主意的可爱的年轻人。遇到这样一位聪明的年轻女子，这样单纯，这样愿意接受教导，而且，还没有开始不理智地匆忙走进生活，实在是出人意料的事。把一个白人女孩看作一个小精灵不是非常公正的事。在他眼里，她就像一张可以涂墨描彩的白纸。
他对她想的越来越多，心里充满了开掘金矿的冲动，并对她产生了爱情。他完全陷入了情网。
当他提出要读一些她写的诗时，她说她不愿意别人读她的诗，她只想将诗印刷成书，自己来读。她的诗就像一位传教士翻译的中国诗，大多是一幅幅生动的写意画。从出版的角度，再看看那些对当代诗人的批评，以及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评论家，他不认为这些诗会成功。然而，她的诗有一种特有的简洁、坦率和微微忧伤的味道。
得知她住在布鲁斯柏瑞的学生宿舍，他与她建立了联系，并能很自由地带她去四周转转。也许，有一段时间，他只想做她的第一个情人，但她却坚持婚姻是她惟一与他相处的方式。
当婚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两个头戴帽子，身着细平布衣服，骨瘦如柴的渔夫突然光临伦敦，来“看看他”。她变出来的这两个家人，是最令人吃惊，最想像不到的，除了有和她一样的黑肤色和深灰色的眼睛，他们没有一点与她相像的地方。尽管他们也强壮，但没有她所表现出的优雅和拘谨。
“你要好好看护她，”他们对他说，“因为她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她比我们好，这我们知道。我们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听了她的话让她来伦敦，但是事情已无法挽回，你得到了她。”
“她很可爱。你们是在告诉我这个吗？”戴维斯说。那个兄长面有愠色，回答道：“是的。我们在告诉你。”
他们在伦敦一直呆到婚礼举行，款待他们有点像用海草做牲口饲料。他们似乎不停地现察他，不断交换赫布里鹿岛人对他的看法。他们浑身充满说不出的东西。
无论他对他们说什么，他们的回答总是“哦”——只有“哦”。不是带有疑问的“哦”，而是模糊不清的应答。
由于富于责任，且又有些半信半疑和忧虑，他们在登记处喝了个酩酊大醉。戴维斯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维多利亚站台，当时他正带着她坐火车去游览巴黎景观。他们严肃地带着一脸什么都不信任的神色站在一起，既没有做手势又没有挥手告别，但是都举起红红的大手，好像说：“我们在这里。”
当护栏最终遮住了他们，他打开车窗，转过身去时，正遇上她充满爱意的眼光，她对他说：“现在你要让我看看真的世界，看看所有那些城市、湖泊、山峦，在那里我们将感到如同回到家中一样。”
只是她似乎从来没有感到回到家中。
自从那两个家人走后，她再没有向他说起过自己的家，只是偶尔与他们有书信往来。她从来没有表现出很关心他们的样子。然而那个很快就清楚的事实却表明她与他们似乎更近更亲，这个事实就是，她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