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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性强弱是衡量青少年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能因为斗争性差，而被关在先进青年的组织──共青团的大门之外。这一代人成长的三十多年来，斗争之声不绝于耳。斗地主、富农、右派、走资派；运动间隙时与坏人坏事作斗争，要不然就斗自己──斗私批修。
在中国这样一个重亲情、重家庭观念的国家，文革中竟会有大量的青少年告发自己父母的「反革命言论」，带领红卫兵去抄自己的家。实际上，被「政治化」了的革命小将，正是受到他们无时或忘的英雄形象的激励，才做出这番「大义凛然」的革命行动，以证明他们坚定的立场和斗争性。
在批斗「牛鬼蛇神」的大会上，那些上前去对自己的师长、同学拳打脚踢的青少年，战胜了他们内心的良知，去表现斗争性，他们竭力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不做一个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者。因为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这一段毛主席语录，几乎在每一次要动拳脚的斗争会前，与会者都要齐声诵读。
英雄教育的虚伪性不仅在于效学英雄的一方要不断自欺欺人，被迫在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会交心谈话，斗私会上说谎度日，更在于各路英雄的塑造：如前所述，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政治社会化不断强化，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及文化部门的首要任务，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或一批英雄出予以配合，例如文革前要青年下乡上山，就大举宣扬邢燕子、董加耕；每次加强思想控制，就宣扬雷锋精神。英雄的形象要光辉、高大，故片面渲染、夸张、粉饰，用谎言加工，自不可免。
一旦做了甚么英烈事迹，入团入党不用说，马上会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企图效仿英雄扬名天下的一个拙劣例子是文革的「护桥英雄」刘学保，他与企图炸毁桥梁的反革命分子搏斗，终于打死坏人但炸残了自己的左手；他被授予「英雄」称号，从一个普通士兵很快升为排长，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最后当上兰州军区党委委员。其英雄事迹载于《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头版，并写进小学课本。怎料十八年后真相大白，原来他为了成为英雄，竟然不惜炸桥、杀人，并故意炸掉自己的手指，然后诈称和「阶级敌人」搏斗受伤 。
五、政治共识的瓦解
毛泽东时代的学生大都循规蹈矩、勤奋好学。用中共党中央八六年秋定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无疑要比现在的学生更有理想，更守纪律，更具备共产主义道德。但这一羣羣顺从的小绵羊，仿佛着了魔似的，竟在短时间内转了性，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有的手持钢条，鞭打他所敬爱的师长；有的视亲生父母为阶级敌人，批之斗之。红卫兵捣毁庙宇，砸烂文物。学生组成的战斗队到处串连，把全国搅得天翻地覆，在这场民族大灾难中充当了帮凶的角色。
当年国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检阅台上，检阅下面挥动着红旗高喊革命口号，操着整齐步伐而过的青少年时心中应会为后继有人而感到寛慰，为他们能造就出一代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接班人而自豪。当他们今日仍然坚持用同一模式来统一青少年思想时，也许忘了这些对他们十分崇敬的革命后代和后来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革命小将，正是同一批人。他们之所以会受蒙蔽，正因为他们是英雄教育的产品。
社会最有潜质及最伟大的财富，莫过于人的独立思维能力与创造意识，这同时也是个人价值的所在与个人快乐的源泉之一。强制的政治社会化可以把人改造为容易指挥和控制的政治动物，但是这样的政治动物，由于缺乏良知和独立思考能力，则会变成世间最可怕的东西，例如德国希特拉时代的纳粹党人，中国文革时的红卫兵。
文革以后，尤其是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五十年代起通过强行政治社会化而成的政治共识已一一瓦解。首先，共产主义理想大大削弱，苏联早已不是天堂，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地狱，所谓共产主义事业，国家前途，原来是少数人的利益和特权的美丽包装。这些人不惜为了个人私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文革一代青少年都有被骗的感觉。
雷锋曾真诚地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人（指中国以外）没有得到解放」。如果克勤克俭、节省每一分钱的雷锋知道，这三分之二的「穷人」中，大多数都过着比中国人更富足的生活，那雷锋的革命热忱是否会大打折扣呢？另一项共识，对个人利益的贬抑，也逐渐消失。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大锅饭的新经济政策推行，长期压抑的的个人欲望开始脱缰而驰，西方观念的流入，对追求个人利益合法化也有一定作用。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已成为和现代青年的实际思想完全脱节的教条。
此外，强行推行政治社会化的三两个重要条件，即党的威信、党组织的社会阶层的严密控制，对言论的控制亦已削弱。
文革前的一代青少年之所以努力学英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效学才有前途，不仅是政治上的前途，也是事业上的前途，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不论你如何优秀，也许连进入大学机会也被剥夺。当年选送的留苏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出身贫苦，对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现在录取大学生，选送留学生则几乎完全取决于学业成绩。
文革惨痛的经验已证明强制的政治社会化造就出一代盲目的革命追随者，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祸害。何况在已经发生了刻变的中国社会，坚持原先的政治共识，采取过去一套思想政治工作的形或和内容己行不通了。
六、结语
借用无产级革命英雄的形象，推行强制政治社会化，把政治意识形态与道德准则搅拌在一起向青少年灌输，用违背人性、理想化的行为模式来要求他们，图把全国青少年的思想行为统一在同一个模式里。这种思想教育方法培养出文革前大批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以又红又专为人生目标的青少年。但是「英雄教育」在刻意改造他的过程中，扭曲了他们自然的人性，令他们缺乏清醒、活泼的思维能力与博爱之心，从而不能形成正常的心态与独立、健全的人格。而这些却是先于一切道德之前，为文明社会的道德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对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的反思，关于西方及中国现况的了解、认识，加上西方思潮的流入，在政治压力的降低，经济开放了的中国社会，渐渐形成各种不同的，对官方正统政治观念的反叛意识，以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探索，这些思潮被官方统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如果罔顾客观社会条件的改变，人民价值观念的转化，试图再通过政治社会化来灌输那些一成不变的政治观念，「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话，要么再回头施行高压政治，否则就只是枉费心机，原先的一套政治社会化及英雄教育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下已施展不开了。雷锋已失去号召力。中国需要提倡新的政治共识；它应建立在法制、良知及理性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中的精神、汲取当今世界的先进思想、普世价值。这个中国思想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不是雷锋精神能解决的。在信仰缺失的今天，出现了韩寒一代，他们以良知判断是非，用常识理性解构教条，让我们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