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景明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9…16
本站发布时间：2010…9…16 18：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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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从一元到多元，是社会进入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检讨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思想控制，才能为今天的思想解放扫除障碍。当权者为维护政治权利或为国家的安定，着意塑造政治共识与政治文化的一致性。达到这个目的之最直接方式是促进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将政治标准、信仰、规范与态度等，通过各种途径向国民传播、灌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可以是一种自然学习的过程，也可以是主动的诱导式默化过程，更为甚者，便是积极的甚至强行的思想灌输过程，试图把人变为统一思想及统一言论的政治动物。
中华文化强调人的羣体与社会属性，强调人的可塑性，否定个人自私动机的合法性 。这种文化背景有利政治社会化。虽然五四运动后引进西方文化曾蔚成风气，孙中山等先驱者都有一套从哲学、伦理到政治、文化方面的主张，但到四十年代中国都没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一种深入民众的思想体系。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连年战乱终于停止，安定的局面对顚沛了半生的中国人，犹如大旱之后的甘露。亿万中国人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当时的社会环境为政治社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引入马列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文化「克己」的传统相结合，并用专政手段压制异己、控制传播媒介与教育，实行对人的「思想改造」。
本文将探讨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在青少年中推行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英雄教育；讨论英雄教育对青少年的思维、行为方式的影响，并简要论及英雄教育及强制的政治社会化在实行开放政策的中国所遇到的排斥与抗拒。
一、藉英雄形象推行政治社会化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四九年公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逆德教育的内容，即一直沿用至今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所谓社会义觉悟、共产主义道德，是「新中国」采用的崭新的道德标准，马列对此都没有全面系统的论述，老师和家长对它更是陌生。于是英雄形象的借用，便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社会化最方便、最直接的手段。通过宣传机器和教课书，不断塑造英雄形象来引导青少年，用形象化的方式来统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树立一种标准的人格式给他们参照，以便对照镜子里的英雄，不断地「检查自己，改造自己」，以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多少年来为小学生所熟知的故事如孔融让梨、司马光打破水缸救小朋友等，都已过时，崇高的革命英雄教育不屑一顾。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例如：为保护红军伤员而死在军阀侧刀下的十四岁共产党员刘胡兰、朝鲜战场上用胸膛堵住敌人碉堡枪眼的黄继光、手托炸药包与敌军工事同归于尽的董存瑞等等，这批战火英雄充斥了当时的教科书及影戏舞台。
此外，在「全盘苏化」的五十年代，通向西方的门全都堵死，苏联社会被美化为人间乐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鼓舞中国人顺从地听从共产党的指挥、热情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大动力 。苏联英雄的形象通过文学作品、舞台、银幕震撼这一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灵，其中最具影响力是十月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奥斯特罗夫斯基。这个忠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普通工人，透过他的自传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中国青少年的偶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一段书中名句成为当时争取进步的青少年的座右铭。
五七年反右运动后，教育部发出通知在中学和范学设置政治课，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毛泽东试图利用个人崇拜和更严密的思想控制来达致全国上下的团结，以应付四面楚歌的局面。为配合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更为强化的政治社会化，一批英雄榜样又被树立起来。这些样板人物就是五十年代战斗英雄的效仿者，例如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滚扑烈火的青年女工向秀丽，舍身救列车的士兵欧阳海等等。其中成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化身，在全国大张旗鼓掀起学习运动的便是「革命的螺丝钉」雷锋了。从六三年初到四人帮下台、华国锋上台时期，以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八十年代，每一次政治动员，都把雷锋请出来。
除了众多「真人真事」的英雄外，文学作品及影戏舞台也是英雄的天下。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二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要求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写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东西。革命作家笔下的主角，个个都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智勇双全，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没有半点瑕疵的革命英雄。
以政治社会化为目的思想教育，重点在于教学生如何模仿那些不畏艰难困苦，英勇顽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模范；效学那些以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不惜犠牲个人性命的英雄，而不是教他们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做一个诚实、自爱自重和守法的普通人。
二、英雄教育的积极作用
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几乎全部都有下列的几个共通特征：
首先是出身寒苦，于是苦大仇深，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坚定的阶级立场，强烈的阶级意识。如果出身富贵之家，就背叛自己的家庭，脱胎换骨，站到革命一边来。阶级性的表现在于对党、对领袖的热爱与忠心。「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其次是爱憎分明；对阶级斗争有高度警惕性，斗争性强。雷锋的名句之一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第三是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与服从性。「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党叫干啥就干啥」，做党的驯服工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个人服从集体」。
第四是无私、忘我、克己奉公。「每时每刻所关心的都是革命事业、革命利益、革命前途。」为了革命的需要，犠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在日常生活中将党和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第五是具备坚毅的品格，百折不挠的意志。舒适享受、吃喝玩乐、谈情说爱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所不齿。
英雄教育在文革前的一代青少年，取得相当效果。他们绝大多数都有团队精神。信任党、热爱社会主义，努表现自己在政治上、学业上的上进心，争取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视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分子。他们是「革命之子，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虽然无产阶级英雄并不以他们的学业成绩、学术成就见称于世，但他们刻苦进取、不畏困难的精神却激励着一代英雄崇拜者。虽然当时毕业后分配工作的好与坏，主要在乎政治表现，其次才是学业成绩，但是文革前绝大多数学生都学习英雄听党的话，积极响应党的「向科学堡垒进军」的号召，勤奋用功。大学生中因读书用功过度而患上精衰弱症的，不在少数。青少年追随英雄奉行苦行僧主义，认为朴素的生活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大学生一日三餐都吃学校食堂简单的饭菜。无论伙食多恶劣也没有人公开抱怨。青年人难免在心里有过吃得好、穿得美之类俗念，但「讲吃讲穿」则是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上进的青年都会自我反省，以压抑各种非革命化的念头。
吃苦耐劳的品格是英雄教育最显著的功用，十多岁的城市少年担粪桶压得双肩红肿，挖田弄得双手满是血泡，他脑海中浮现着英雄的形象，毫不以为自己在吃苦受罪，而认为是在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文革中，背着行李、干粮，学当年红军长征，跋涉在穷山恶水间的，不是少数充满冒险精神的热血青年，而是千千万万为英雄大无气概鼓舞的红卫兵。其后上山下乡运动中，几百万城市青少年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刚毅的品格。革命英雄的影子到处可见。
三、英雄教育的负面影响
竭力效学英雄模范的青少年，确实培养出坚毅的品格、纪律性、服从性、服从「革命大局」的需要，绝对相信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崇拜革命领袖等等品德。先进的学生往往在毕业分配志愿表「个人志愿」一栏上填写「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尽管有着以上种种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但是英雄教育下的产品却欠缺独立思考的能力及理性的判断力。强制的政治社会剥夺了人的自我意识、想象力与创造性，从而破坏了人性。刻意效仿英雄言行举止的青少年，须压抑、批判自己正常的人性表现。在所谓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同时，失却了自我，怀疑自己与生俱来的理性的判断能力和个人良知。他们的思维受「英雄体词藻」的束缚，不敢怀疑教条，迷信权威，盲目的英雄效仿者渐渐成为一个人性不健全的人，这便是英雄教育的可悲之处。
崇拜及效仿英雄偶像本是人的天性。古今中外，对青少年教育的内容都少不了英雄教育。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伟人、英雄，鼓舞、激励着年青人发奋向上，唤起他们心灵中美好的情感。而大陆近几十年在强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推行的英雄教育，却是用英雄楷模的准则来要求每一个青少年，暂且不论这些英雄的品性是否真实，是否完全值得效学。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采用脱离实际的高标准，等于对学生的知识教育施用天才教育法一样，结果或者有个别学生达到预期效果，却糟踏了绝大多数学生！
对儿童要求过苛的家长，多半会迫使孩子说谎，令他们无所适从，社会教育也是一样。最可悲的是，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环境中，渐渐连自己也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什么是真实的现实。例如一个渴望长大后当舞蹈家的小学生，不会在老师同学面前坦白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文中她会写道：「我长大以后做一个文艺工作者，歌颂祖国的锦绣河山……」》之类全国小学生统一采用的党性语言。
许多正常的心态，例如对异性的爱慕、对物质的响往、
对个人前途的考虑等等，都被认为是腐败的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对照英雄的榜样，自我反省，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他们在思想革命化的过程中随时在自我搏斗、抑制、批判自己的人性。
在英雄高大的形象下，一般人显得渺小，青少年要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自我批评、向党、团组织「交心」，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每当党的方针、政策，党团支部的决定，有什么和个人本来想法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极少怀疑上级，更不容自己怀疑党的正确性，只会怀疑自己的理性与良知，认为自己「阶级觉悟低」，因而不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立场不穏或者上了阶级敌人的当。
在模仿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中，人便渐渐失去或不再信任自的理性判断能力，一味盲从。抒发豪情壮志，爱憎分明的「英雄语体」是全国统一使用的语言；英雄的行为举止是青少年争相效学的榜样。以革命日记闻名全国雷锋之后，日记英雄曾出不穷。为革命献出生命后日记得以公诸于世的有王杰、刘英俊等。活着的雷锋则何止千万。夜夜灯下，不知多少少年在苦苦思索，推敲出字字句句铿锵作响的革命日记。大学生、中学生课余去教室扫地、抹桌椅门窗，去军属、烈属家帮忙家务，到处寻求可以证明他像雷锋一样的事来做。所有这些显然要比求学求知重要、高尚得多。
一位青年军官的女朋友是个品学兼优的共青团员，其父曾因贪污劳改，在服刑中病死。两人相爱八年之后准备结婚。婚前半个月男的来信，大意是：因你的家庭问题，组织上不批准我的结婚申请。在革命和个人幸福之间，我选择了革命。
文化大革命为效学英雄，渴望做英雄的青少年提供「史无前例」的机会。
当他们挥动小红书，接受一切英雄之中最伟大的英雄──毛泽东主席的检阅时，心中的激动，所受到的鼓舞非语言所能形容。他们竟有机会像真正的英雄一样拿起真刀真枪，与「敌人」拼搏，「敢把皇帝拉下马」，「砍掉脑袋不过碗口大个疤！」英烈之气，直冲云霄。红卫兵将教学大楼当做碉堡、英勇作战；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在红旗下冲锋。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每一项都受到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所鼓舞。
四、「恨」和「假」的教育
毛泽东时代的强行政治社会化将伦理道德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完全以政治考虑，对传统道德及现代文明所公认的道德原则予取予舍，将政治觉悟、阶级意识列为人的美德之一。用阶级斗争观念取代或批判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批判孝道、师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观念。不干涉别人思想或限制别人言论的自由，原是一般文明国家尊重的道德准绳，但却被剔除于共产主义道德范围之外，因它被视为不利无产阶级统治意识。道德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混是思想现代化的最严重问题，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十分强调所谓「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意识，这种「恨」的教育又与青少年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