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早上出门，远远听到一个女人在哭，他仔细听了一会儿，吩咐手下去把这女人抓来，一审问，果然是个谋杀亲夫的罪犯。子产是怎么知道的呢？
哭声有问题。为了亲人而哭，他刚生病的时候，哭声里会带着忧虑；临死的时候，哭声里会带着恐惧；已经死了，哭声里则会充满悲哀。
子产说：“她老公已经死了，可是她哭声里却是恐惧而不是悲哀，所以我知道，这当中一定有奸情。”
韩非讲这个故事，不是要称颂子产是郑国的福尔摩斯，恰恰相反，他觉得子产多此一举。因为你子产的身份不是警察、探长，你是郑国的执政，相当于国家总理。不去搞制度建设而亲自去破案，那么多案子你总理一个人破得过来吗？这就是老子说的，“以智治国，国之贼也。”
就好比打鸟，鸟群有几百只眼睛盯着你，你只有两只眼睛看着鸟，你怎么看得过来？所以说，“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术，邑中道也。”《广雅》更直接：“术，道也。”
老子谈“道”，韩非发挥老子，谈“术”也谈“道”。这两个字的本义，都是道路。引申义后来当然是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道是冰清玉洁的形而上，术成了肮脏污秽的下水沟。但至少在开始时界限并不明显。《老子》阴谋诡计的东西也不少；而至少在韩非自己看来，他的术修炼到一定境界，也就正是“虚静之道”。
君主怎样才能破尽臣下千奇百怪的招数，而面对无数臣下灼灼如贼的眼睛，却不露一个破绽呢？韩非说：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主道》）
这么玄玄乎乎的一段话，可以有请金庸老爷子来翻译一下。
令狐冲一颗心怦怦乱跳，手心发热，喃喃地道：“根本无招，如何可破？根本无招，如何可破？”斗然之间，眼前出现了一个生平从所未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风清扬道：“要切肉，总得有肉可切；要斩柴，总得有柴可斩；敌人要破你剑招，你须得有剑招给人家来破才成。……真正上乘的剑术，则是能制人而决不能为人所制。”
也就是说，君主的真实想法一旦暴露，就会被臣下利用，所以君主一定要玩神秘。长得跟面瘫似的，平常不出现，出现了也就站在高高的城门楼子上招招手，一开口说的都是毫无信息量的套话，但会在臣下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颁布法令，那可就是快若闪电，势比雷霆，绝不容人有抗拒逃避的余地了。这样就可以做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虽然这样也会导致领袖比较缺乏个人魅力，但咱本来也不靠魅力拉选票。
当然，韩非为君主设计这么一个方案很容易，正如金庸描写独孤九剑天下无敌很容易，真要无招胜有招，谈何容易？
萧公权先生替他算过，按韩非的设计，一个君主除了专制权力什么都不能爱；同时要悄无声息地“明烛群奸，操纵百吏，不耽嗜好，不阿亲幸，不动声色，不挠议论，不出好恶，不昧利害”，其自律能力之强韧，与儒家鼓吹的尧舜圣德相比，也不会输得太多。一部中国史，除了极少数“雄猜之主”（也得是在其鼎盛期），就没几个皇帝能接近韩非的这个标准。
《难势篇》里，韩非宣称，自己的理论是以材质一般的君主为出发点的。这向来颇为学者称道，被认为是很符合现代制度设计之精神的。其实，只要是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哪里是正常人类能干的？这注定是句空话。
三、无招的总诀式，是立法。
韩非在很多地方举例说过什么是术。从这些地方看，术的含义很宽泛。韩非也两次谈过术是什么，《难三》里谈得也很宽泛，无非说术就是跟大臣们玩阴的，但《定法》篇里界定得非常详密。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安排工作岗位，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独自掌握的。
《韩非子》里，很多地方都强调过君主一个个观察臣下是做不到的，应该用法来考核，则这里法与术的界限似乎模糊了。《定法》又批评申不害的术并不完善，有这样一句：
申子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
“申子未尽于法也”一句里的“法”字，学者们多认为是“术”字之误，这大概是对的。但“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显然是一条公开颁行的法规。韩昭侯睡觉，管帽子的给他加了件衣服，韩昭侯醒来后，却把管衣服的和管帽子的一并治罪了，因为前者失职，后者越位。这个有名的故事，就是对这条法规的执行。
如此说来，所谓“申子未尽于术也”，其实是在说申不害立法不善。
回过头来再看韩非对商鞅的批评，所谓商鞅“徒法而无术”，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商鞅的法律执行得很好，但是立法时却没充分考虑到防范奸邪夺权的问题。
大体上，《韩非子》里谈论用人术、制驭术的时候，很大程度都是在谈该怎样立法让臣下不敢为非作歹。很显然，立法是术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术是“人主之所执”，很大程度是在强调立法权必须为君主所独享（那些小伎俩性质的术，君主也不可能做到垄断）；所谓“法莫如显，术不欲见”也有这层意思：法律要公开，但立法过程可决不能公开——商鞅变法时，曾宣言“不和于俗”“不谋于众”云云，其中逻辑一脉相承。
另外，韩非给“能法之士”定的标准是“强毅而劲直”。显然，在执法时要做到不畏豪强，不恤民生，这项素质特别关键。但立法不太需要这个。君主立法时要找人出谋划策，“远见而明察”的“智术之士”，倒确实用得上。
也就是说，韩非说的术，其中包括立法；韩非说的法，主要是指司法；至于势，不用说，当然是行政。
给立法、司法、行政分别归类，大概可以说明韩非已经认识到这三种国家权力的性质、职能各不相同。甚至应该说，韩非已经意识到三权分立意味着什么。所以，作为一个绝对尊王的人，韩非要集法术势之大成，也就是说，司法、立法、行政的权力必须垄断于一人之手。
还是那句话，怎样组织一个庞大的政体，技术问题上，韩非的眼光往往让人不得不叹服其非常“现代”。但你要是想从他那里寻觅通往现代政治的道路，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在逆向行驶。
怎样治理老百姓
企业税负太重，足额交税必死。为此修订相关法规，这是理想中的现代法制；死不死的不管，税你给我交了再说，这是法家；法律不合理由它去，税就别交了，这是儒家；平常你少交税我记着但不管，哪天看你不顺眼就把这当成治你的罪名，这叫阳儒阴法。
韩非说，明主治国，治吏不治民。
他劝国君收拾坏蛋。照他的标准，体制内的坏蛋固然都是朝廷显贵；体制外的坏蛋，大体也称得上社会贤达。换普罗大众的观点，上述二者都进入了中上层阶级，是成功人士。
韩同学为君主出谋划策，对这些成功人士的内心阴暗面抉隐发微，抓痛脚、点死穴的手法尤其精妙，足以成为后世君主收拾他们的九阴真经。中上层阶级对这本书也是神经高度紧张，知识分子骂不绝口不说，再有著名的例子如，在门阀强盛的东晋，晋元帝司马睿一给太子看《韩非子》，世家大族就立刻行动起来，一边上书表示抗议，一边觉得有策划一场政变的必要。
中上层阶级的功能，一是对暴君的掣肘，二是构成了暴君和暴民之间的缓冲。韩非知其一不知其二，相信其理论的秦始皇出雷霆手段，企图把中间等级扫荡干净，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朝亡了。
小韩这“一双冷眼”何等犀利，为什么竟会见不及此？一方面，是直到战国末期，历史还是“敌人内部矛盾”的历史，统治阶级打来打去，人民群众确实没折腾出什么大动静。另一方面，大概还得怨他贵族出身，两眼只盯着上看，没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看不到民众的厉害，也就不觉得有留个缓冲区的必要。
韩非反智，但并不怎样热衷直接谈愚民。他的“术”，精彩纷呈、诡诈百出的地方全在收拾成功人士。《显学》里一段关于老百姓的论述是被反复引用的，大意说：人民的智商就跟婴儿差不多，不能懂得政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很多政策明明是为他们好，他们却怨气很大。大概韩非认为，愚民诚然是对的，但民愚已经是事实，所以就不用怎么额外浪费精神了。
事实尚不止此。另引一段也主张人民是笨蛋的话来做比较，希罗多德《历史》里说：
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
区别很明显。韩非把人民当婴儿，希腊人却和儒生们一样，比之为奔流、泛滥的河。婴儿柔弱，洪水却几乎是不可抗力。
认为人民愚蠢而强大，接下来才会恐惧“水能覆舟”或者琢磨如何使“民心可用”；但像韩非这样把人民看得既愚蠢又软弱，对老百姓的反抗，就只会喊“用刑用刑用刑！”小韩虽然给老子做过注释，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警句，他却给看漏了，或者解偏了。
该怎样糊弄老百姓或操纵民意，小韩这个阴谋大师可能是最没招的一个。相反，其余诸子却往往都有一套。
老子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策越精明，老百姓就越会钻空子，所以要愚民效果好，政策也要含混。这等于是预言：小韩你这么搞，是在诱导老百姓变成刁民嘛。
再如跟小韩一样属法家的商鞅，因为在基层摸爬滚打锻炼过，对民众的认识，就跟小韩很不同。要“弱民”，他是有成套的执行方案可以拿出来。
孔夫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名言，后半句怎么解释聚讼纷纭，其实真正的微言大义却在前一半。什么叫“使由之”？就是顺毛捋，不折腾。后来孟子进一步提炼了一个听起来就非常儒法合一的词，叫“仁术”。小韩鄙视仁义道德，对这些门面货的安抚、防震功能，认识就很不够。
孟子有些毛病，和现在的某些舆论领袖其实很像。谈历史，往往捏造；谈地理，河流改道；谈治国，不考虑行政成本；谈学术，来来去去只会引用几句经典。但他民本立场鲜明，对当权派抨击猛烈，点评时事善于说尖刻的俏皮话。要跟“普世价值”对接，先秦诸子中没有谁比他更合适。假如今天孟老师跟小韩在微博上展开骂战，拼逻辑小韩胜过不止一筹，但孟老师的粉丝肯定直接把小韩同学给淹了。
墨子是宗教领袖，装神弄鬼是绝活。靠宗教狂热发动群众，全世界都是惯技。秦以后墨家号称绝迹，但其实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里，都飘荡着他的幽灵。小韩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邪，但人家已经篝火狐鸣，把群众煽乎起来了，你没法跟群众普及无神论。这时该怎么应对，小韩也只能一翻两瞪眼。
所以说，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统治术传承三千年，荟萃了九流十家的蔫损坏。小韩当然是影响特别大的一个，但屎盆子扣他一个人头上，他担不起。
汤武关键词：革命还是暴力
——读《商君书。开塞》
法家其实也不是一味宣称自己在搞创新。不说《韩非子》里也反复出现“先王”字样，商鞅在秦孝公前和儒家的大臣辩论，称道过“汤武不循古而王”，其实也恰恰说明了商鞅并未以为自己的行为前无古人。他把商汤和周武王当作了古代的正面典型。
众所周知，先秦诸子里，孟子也特别喜欢汤武革命，有警句云：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而韩非子却认定汤武是乱臣贼子。这么看起来，儒家、法家是死对头，但在怎么评价商汤、周武王的问题上，孟子和商鞅似乎意见一致。而韩非子和商鞅两个法家同行的观点却彼此“打架”。
真是这样么？
商鞅对汤武的具体看法，在《商君书》的《开塞篇》里讲得最详细。这个“塞”不是边塞，而是堵塞。商鞅认为，汤武之道已经被堵塞很久了，现在需要给社会重新开窍。
在这篇里，商鞅首先给历史划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亲亲而爱私”。
商鞅认为，人类在“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阶段上就是自私的，固不待家庭与私有制起源。商鞅也看到了人口压力的问题，把“民众”（人口增长）当作人和人之间矛盾激化的原因，于是原来的简单社会无法维持下去了。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上贤而说仁”。
就是在大家都自私自利的时候，难得有个特别大公无私的人，就被推崇了。他被认为是贤者，被推举出来成为统治者。而“贤者以相出为道”，就是贤者把推举其他的贤者作为原则，这显然就是在说禅让了。
《礼记。礼运篇》里，借孔子之口讲了一段关于大同、小康的论述，把实行禅让的“大同”当作人类的第一个阶段。商鞅则认为亲亲在前，禅让在后，也就是先有血缘纽带维持的小族群，族群变大后，推荐选拔制度才出现。
更重要的区别是，商鞅并不认为大同世界有多美好。他强调“上贤”只是人们私欲相妥协的产物，而这个妥协并不稳定。“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必有乱”，共同体内的人口越多，道德就越不管用，没有制度约束而搞推荐模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