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
主要指惠施、公孙龙这拨名家的人物。他们的言论神乎其神，不但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惑乱人心。这类人其实和法家关系很密切，详见下一节。
【纵横之党】
他们是大忽悠。
有的劝君主连横，也就是侍奉大国。侍奉大国将来未必能得好处，但首先要把自家的地图献出去。
有的劝君主合纵，也就是救援小国。救援小国人家未必感激，但已经先铁定把大国给得罪了。
总之，事情还没眉目，纵横家已经先捞到了封赏；等到事情失败，他们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食客】
战国时代，好多贵族都养门客。韩非分析其中的经济原因：当了门客，就可以不服兵役、徭役。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减少了国君的收入；而且使贵族坐大。
【工商之民】
他们投机倒把，占农民的便宜。做生意不但可以发财，有钱了之后更不会听话。
总之，体制外坏蛋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力量来自社会的支持甚或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利益和声望都不是国家赐予的。
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分君主的势，但他们的存在也都可能对官府权势产生对抗、稀释的影响，所以也在取缔之列。
以上各色人等，当时活得都挺个性，有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意思。韩非觉得那怎么成？都给我种地、打仗去，咱们要走国家的路。
综合起来看，打击体制外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国家之外无社会；打击体制内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君主之外无国家。
目标如此之大，坏蛋如此之多，可以想见做君主何其之难。但韩非坚持认为，做君主并不难，中等材质的君主就可以一边放纵享乐一边完成统治。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把势的运用，寄寓于法、术之中。
【段子为证】
《八奸篇》中，韩非概括了臣子勾结而扩张权力的八种手段。
同床：先讨好君主宠爱的女人，让她们吹枕头风，效果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
在旁：先讨好君主身边的倡优侏儒，亲信侍从。这些人生理残疾，但绝对高智商，抓君主的心理一抓一个准。
父兄：先讨好君主的庶兄弟，他们也是君主亲近的人，让他们提要求，传消息，效果也一样好。
养殃：想尽花招，让君主玩儿得尽兴。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君主一心想玩，就无心抓牢权势了；第二，修饰宫室台池，打扮倩女狗马，都要加重赋敛，这个过程里就可以夹杂私利。——专心娱乐是君主的灾殃，所以鼓动君主玩叫“养殃”。
民萌：给老百姓好处（往往是挪用公款），鼓动朝廷、民间都称颂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代言人的样子，这样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倒逼政府。
流行：悄悄豢养国内外的辩士，自己想说的话，让他们去跟国君说。国君获取信息的渠道本来比较少，难得见到这种云山雾罩的人，很容易被说动。
威强：聚集亡命之徒，暗杀反对自己的人，制造恐怖气氛，让群臣百姓都顺从自己，进而威逼君主。
四方：勾结外国势力。贪污本国的钱，然后用这些钱去讨好大国，再借助大国威势来反制自己的君主：轻则把外国使者招来，重则引诱外国军队压境。
法无许可即禁止
法治这个词，韩非很重视；今天的中国人，往往觉得本国的各种毛病都是吃了人治的亏，所以对法治很神往。
所幸，也有好多学者指出过，韩非所说的法治，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于，两者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
一、rule by law还是rule of law
林毓生先生主张，管韩非主张的那套叫“法制”。但事实上，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法治”。“法制”一词，本来另有内涵，我们还是干脆用英文讲比较清楚。
现代法治是rule of law，即寓规则于法律之中；
韩非主张的是rule by law，即运用法律来治理，则法律之上，必然还有一个运用之的某人或某集团，说到底还是人治。
二、法治与人治
弄清楚了前一个问题，自然可以明白中国古代所谓的法治与人治之争，其实是“君以人治”还是“君以法治”之争。
儒家主张君以人治，即君主应该信任道德和才能都很突出的贤人，充分给他放权，让他去把自己负责的领域治理好。
韩非反对这么做，因为放权意味着失势，贤人有了势，一旦造反威胁还特别大。君主的大患就是相信别人，所以要时刻牢记任何人都有可能捅自己一刀。但法律不会背叛人，所以只有任法才是最安全的。
三、法律与正义
中国人刚开始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就注意到西方人所谓的“法”，其内容涵盖比较广。严复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的译文中提到：
盖在中文，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而西人通谓之法。
就是说，西方人眼里，法律有两大特征：第一是要符合正义，第二是要具有国家意志。在咱们这里，则正义是正义，法律是法律，两回事。
罗马的法学家爱讲“法律是善良公平之术”，法学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还给法律带高帽子，说法律源于天启神意。直到现代人的法学科普书也会说“法律源于神意，是历史上全人类都曾相信的少数事情之一”。
显然，说这话的人无视了中国。
因为不管对儒家还是法家来说，法律都没有这种高贵的气质。
对儒家来说，法律和道德是分开的。基本定性就是：高贵的是礼，是道德；法律几乎等于刑罚，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到后来汉儒那里，甚至定了量。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春秋繁露。阴阳义》）
如上文所示，刑占四分之一而已。至于法家的字典里，高贵二字是没有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崇拜。君是法律的唯一源头，法律体现的就是君的意志。对君主，法家是没有道德要求的；对君所立的法，自然也不会有道德要求。事实是商鞅、韩非都可以说是视道德如寇仇的。
也许大致可以这么概括：
西方的法治观：正义＞法律
儒家的法治观：正义（道）＞君主＞法律
法家的法治观：君主＞法律
四、法律的界限
按照现代的法治观念，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只有碰到极端不道德的事，国家机器的法律才出手；其余的问题还是靠社会力量自己消化解决。
韩非心目中的法治是什么都要管的。对人民，它不是法无禁止即许可，而是法无许可即禁止；它不是消极地告诉人们不许做什么，而是积极地要求民众，你们必须做什么。——韩非为什么要极力论证人性恶，就是要论证这种绝对管制的必要性。
至于对君主的要求，不过是出于技术考虑，通常不宜频繁公开违背法律，但君却从来没有遵守法律之义务。
五、法家之法的目的与手段
从君主的角度说，只有两种人有用：农夫和战士。《商君书》里专门有一篇《农战》，韩非对此也是反复致意。
法治的目的自然就是把所有人都变成“耕战之士”。没有人还拥有任何特权，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人人平等的。
至于法治的手段，自然就是刑和赏。法的意义无非是怎样施刑打赏，要具体化和规范化。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奖赏，任何人都可以避免惩罚。从这个角度说，也确实是人人平等的。
这种情况，大概确实有点像孟德斯鸠说过的：“在专制政体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
六、反智的法律
韩非有个很有名的观点，叫“法莫如显”。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1。重视普法。
所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大家都看得到。
2。法律要简单。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五蠹》）
越深奥的东西，越没人缘。为广大民众制定的法律搞得专家都头大，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也对，人民本来就蠢，法家还进一步主张愚民；那么能让民众懂得的法，是铁定不能超出白痴的理解力的。
而且法律一旦复杂，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
大家要服从法律，不允许有关于法令的争论存在，这是韩非心中坚定的目标。《问辩》：“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这是强调法律是唯一的权威。又说“上之不明因生辩也”，这是说不允许有关于法律条文的讨论，讨论一旦出现，君主就该反省自己是不是犯了糊涂。
而一旦法律不易懂，该怎么服从的争论就不可避免，然后就需要有人充当法律与民众的中间人。法越重要，这个善于解说、运用法律的中间人，地位也越会上升。
现代社会中，律师何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
在古罗马，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结果是罗马皇帝承认，凡法律问题未经明文规定的，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即具有法律效力。
咱们这边，汉朝也有过一点这种苗头。研究《公羊传》的儒生搞“《春秋》决狱”，宣称孔子作《春秋》，就是为汉朝写了一部根本大法。《春秋》有何微言大义，普通人根本读不出来，解释权自然在儒生手里。当然，大汉皇帝的威风，不是有共和传统的罗马可比，汉武帝一吓，儒生就又缩回去了。
可见，一旦法律太复杂，就不仅是君主之法，部分也是法学家和律师之法了。这跟“势”绝不容他人染指的基本原则就相悖了。
前面提到过，按韩非的观点，名家人物是一定要灭掉的。其实，形名之学讲逻辑，玩概念，抠字眼——以今天的观点看，要学法律，这都是当行本色的功夫。事实上当时此类学问的出现也确实和法律发展有关：名家尊为祖师爷的邓析是个律师式的人物，而“形名之学”也干脆写作“刑名之学”甚至“刑名法术之学”。
所以，韩非说的“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云云，不仅是泛泛地在说人民聪明了就会不听话，而可以具体理解为，法学和rule of law是冲突的。
余英时先生注意到，按照法家的观点，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把书烧光的。不过他又推测说，“也许法家的著作是例外”。但在《五蠹篇》里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这话明明是批评学习法家思想的人太多了。我的主张，君主本人接受就好，屁民们是不配关心的。民间那些署名商鞅、管仲、孙膑、吴起的书，也禁掉好了。
这就是法家人物的悲剧性宿命：提倡法家思想的最终结果，就是要灭掉法家思想。
【段子为证】
常看见有人打比方说，中国象棋的风格，像儒家；围棋的风格，像道家。
象棋确实有点像儒家心目中的西周礼制。不同的棋子生来地位不同，也要遵守不同的规则，最核心的那颗棋子，本身没什么用，受规则约束也是最多的，但它的存在就象征着政权的合法性，没有它，你就输了。
要说围棋像道家，也是韩非这一脉的道法家——围棋最讲究计算。韩非也是老子的传人，而且至少在司马迁看来是比庄子更重要的传人。他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写进一篇传记，但题目却是《老子韩非列传》。
越是高手，下围棋越讲究要争“势”，按照围棋的“法”，每颗棋子都是一样的，本身无所谓贤不贤，其作用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就取决于你把它放到什么位置上，而且放在那里了就不许再动，否则就是“乱法”。
围棋盘上没有象征最高权力的棋子，正如韩非主张的，君就像道，应该是看不见的。
术——玩阴的
韩非说，光靠法治收拾体制外的坏蛋足够了；但要想对付体制内的坏蛋却还有所不足。
一味依赖法的结果就是一切社会资源都收归国有。国家确实是强大了；但国家强大，君却不一定是受益者，权势可能被那些重臣夺了去。照韩非的观点看，商鞅变法的结果就是如此。
要保证君主是国家强大唯一的，至少是最大受益人，“术”是非常重要的。和法要公开颁布不同，术是暗箱操作见不得人的东西，即所谓“术不欲见”。
韩非子说，对君主而言，法与术就好像衣与食，是缺一不可的。我觉得更好的比喻也许是：法是明枪，术是暗箭。以法的名义，君主完成抢劫；以术为手段，君主拒绝分赃。
一、最常见的术，讲究见招拆招。
“术”这个字，一般被理解为阴谋手段。韩非很多时候，也是照这个意思用的。
君臣不同利，是韩非反复强调的。君臣之间看似风平浪静，其实也是“上下一日百战”。
《韩非子》里大量的内容就是这些君臣较量的实战记录和理论升华。比如《内储说》上下两篇大谈七术六微。“七术”就是君主收拾臣下的手段，“六微”则是介绍臣下的招数。最后总结说，把这些招数破得干干净净不算最高明，应该玩斗转星移，借力打力，让它们在本国消失，同时输送出口，祸害外国人去。
这些招具体怎么使，这里就不多说了。反正大家都很熟悉：去书店随手拿本成功学、厚黑学的书，或者打开电视看看都市剧、宫斗剧，或者随便关注一下机关单位或职场的那点破事——类似的手段比比皆是，比韩非更高明、更匪夷所思的阴招也绝不罕见。也许可以套一个经典句式，《韩非子》是这样一本书：你合上书，走出家门进入社会，你就好像走进了书里。
二、高明的术，应该是以静制动，无招胜有招。
各种见招拆招，当然也不是等闲人能做到的。但韩非以为，身为君主，这么做并不可取。
他讲了一个郑国执政子产的故事。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难三》）
子产早上出门，远远听到一个女人在哭，他仔细听了一会儿，吩咐手下去把这女人抓来，一审问，果然是个谋杀亲夫的罪犯。子产是怎么知道的呢？
哭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