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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位军官按我说的登上吉普车的时候，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了起飞方向。此时，在停机坪上所有的人几乎都意识到飞机就要起飞了。果然，在听到飞机发动机轰鸣声增大的同时，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之后，消失在机场西南方。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的领航员，习惯地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9月13日零时32分。
……我快步朝机场调度室走去，以最快速度沿阶梯登上塔楼。这时，荷枪实弹的战士已把塔楼给包围起来。进了塔楼，我发现刚才停机坪上那紧张气氛，一下子移到这里面来了。
机场调度员手握话筒，通过无线电指挥塔台不停地呼叫着256号的代号。但，接收机的音箱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答话。最后，调度员干脆呼叫256明码：“256，256，××在呼叫，听到快回答，快回答！”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在调度员呼叫的同时，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在一张较大的地图板上专心致志地埋头标着飞机的航迹。我和调度室主任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的方向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0余度（按：后来康设法核对，飞机起飞方向为244度）航迹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时（按：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这条航迹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到预定的航向上。……如果标在地图上，那个转弯只是一条折线。
第一转弯本应是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之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狗急跳墙的叛逃计划。……
康廷梓亲历其境的描述，否定了256号飞机曾在机场上空盘旋和飞北戴河96楼上空绕圈的说法。那年康廷梓只有32岁，是专机中队里最年轻有为的飞行员，他的记忆力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三）关于飞机“被导弹击伤”说
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原因，一直有这样那样的揣测。其中一个说法是，飞机被解放军防空导弹击伤，进入蒙古境内坠毁。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出版）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文字交代：
（1971年）10月12日、13日，（周恩来）在广州期间，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并简要讲述“九一三”事件经过。在谈及为何不将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可以做这段文字详细注解的，是《共和国秘闻录》杂志刊登的肖思科写的《林彪死因真相》。该文写道：
1971年10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做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讲了下面一席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啊？！
五十八
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我估计是作者肖思科听到当时参加过会议的人讲的，或者看到听讲人的记录，可能语句不那么十分准确，但这段话的主旨是非常清楚的。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第五章末尾也讲道：
空军司令吴法宪，12日当夜与周恩来一起监视雷达跟踪情况，吴法宪与叶群关系密切，怕惹祸上身，主动建议道：要不把它打下来？周恩来当时是制止的。
但是，张宁在《尘劫》（278页）中，又讲“三叉戟256号”是被导弹打下来的，她引述了第二炮兵一个转业军人的话，这个人说：
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
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的转业军人笑道：
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对二炮的武器和任务，稍有常识的人，决不会相信这位转业军人的信口开河，更不能用来证明林彪座机是被导弹打的。在“三叉戟256号”坠毁现场的残骸中，的确有一截断翼上有个向一面炸开的大洞（另一面完好无损），因此就编造什么“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这只能骗骗小孩子。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
（四）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手令”
不久前，朋友送我一本张聂尔著的《风云“九一三”》。我越读越被书中的论证和论据所吸引，一气读了多遍。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写“九一三”事件最好的一本书。文笔铿锵有力，内容旁征博引，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对于林彪和毛泽东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文革”中党中央上层的矛盾和斗争，不回避敏感问题，分析比较透辟。
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其父是建国初期从陆军调来建设空军的那批元老之一，因而在“九一三”重灾区的空军，她熟悉不少人，包括当年牵连进去的以至犯事判刑的人，诸如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鲁珉等。她对这些人进行了采访，获取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张聂尔写道：
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这个《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从某个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想起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指望靠军事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贵族军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有“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看起来《纪要》写这句话是有来历的，这就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阐述的思想。
张聂尔没有就此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内容展开分析，但在其他章节中讲到由此引发毛、林之间裂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九大”之前，大约是1969年2月，毛泽东指示林彪准备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并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林彪把这三个人召来商量起草事，谈了自己的想法。张、姚推陈先写出一个稿子。结果，陈的稿子受到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的激烈批判，说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遂决定由康生与张、姚另行起草一个稿子。在“九大”预备会期间，中央会议讨论康、张、姚的稿子，陈伯达提出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两天之后，在另外一次会上，陈伯达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和批评。陈伯达不服，把他写的稿子亲自封装在牛皮纸袋里，送呈毛泽东，结果毛泽东给退回来了。陈伯达发现牛皮纸袋根本没有拆封，伤心地哭了一场。林彪也很不高兴，在政治报告的定稿上，他曾批示：不掠他人之美。“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一眼这个报告稿子。他上台念报告，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他搞的报告，其实根本不是。林彪曾对着叶群自言自语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如果说，毛林体制是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开始确立的，则到了1969年4月的“九大”正式写在党章上时已经产生裂痕，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历史的进程证明，林彪在党的“九大”上表面上似乎达到其政治地位的顶峰，但“九大”，恰恰又是他败落的开始。
张聂尔颇有感慨地做出这样的判断。
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共有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上文所引“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来自纪要第六部分。
林彪是否看过这个纪要？张聂尔写道：
至今无人知晓。但这个纪要中的某些东西，如对时局的分析，倒是表达了林彪的某些思想。不管怎样，纪要至少代表了“小舰队”的思想，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除了李伟信之外，没有第二个活着的人在“九一三”之前看过这个纪要，……不过，这个纪要肯定存在，因为其中的某些用语，如“B52”，如“舰队”，在极少数人中早已流传。而且字迹是于新野的，这一点肯定不会错；再者，那一天，当周宇驰、于新野从直升机上下来后，义无反顾地喊着“林彪万岁”去自杀，可见他们是应当有一个纲领，即《“五七一工程”纪要》，或什么比之更完整的东西的。但是没有人发现比之更完整的东西。
五十九
关于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其真伪历来说法不一。据原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交代，1971年9月8日晚9时40分，林立果乘专机从北戴河到达北京，给他看了这个手令。9月9日凌晨，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密点里，给小舰队的刘沛丰、刘世英、程洪珍传阅了这个手令。9月11日晚上，原空司作战部部长鲁珉，被叫到西郊机场平房里，被迫参与暗害毛泽东的密谋，也看过这个手令。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无人怀疑这个手令的真实性。但是，只有江腾蛟在林彪出逃机毁人亡之后，于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前撕碎后拼起来的不一样，字体不像。
张宁在《尘劫》一书第七章有一节专门谈到手令，她认为林彪从来不用小、中号红笔书写，而是用红油笔，这个被撕碎的手令是别人模仿的。
那么辨别手令真伪的关键在哪呢？
我认为在于弄清林彪是否知道林立果和“小舰队”暗杀毛泽东的密谋。
张聂尔书中的分析，可资佐证。她写道：
从林彪最后的叛逃看，似乎可以做出两种推测：
一种如中央文件所说，林彪和林立果紧紧地站在一起，是他直接指挥林立果布置杀毛；在得知毛离开上海后，认为杀毛机会已失去，又让林立果布置南下另立中央，与毛对峙。但在12日深夜，突然得知毛到京的确切消息，认为毛回来后可以禁航和封闭全国机场，使南下不可能实现。此时，惟一的选择只能是逃往苏联，像王明一样做寓公，以待东山再起。
另一种可能是：毛的南巡讲话使林彪感到毛同自己已完全对立，关系无法挽回，心情沮丧，决定“坐牢”或“从容就义”。而林立果的小舰队则决定谋杀毛。但毛及时离开上海，林立果感到杀毛机会已失去，于是飞往北戴河用各种理由说服林彪去广州“避风”，林彪同意去广州。但这天深夜，林立果、叶群得知毛泽东回京的确切消息后，认为在毛的眼皮底下连去广州也不可能，林立果即向林彪摊牌：原来布置了杀毛，没成功，想去广州另立中央，现在看来也不行，毛回到北京，一切将被知情人泄露，儿子、老婆干的事，林彪推不掉责任。那时全家将遭杀身灭族之祸，与其成为俎上肉，不如逃。林彪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与老婆儿子去苏联。
这两种可能哪一种更合逻辑？
当然，无论是林彪要林立果去杀毛，还是最后林立果告诉了林彪自己要杀毛，林彪出逃的决心都只能说明林与毛已完全对立，林至迟在出逃前已知道杀毛阴谋，这使林无法再面对毛，连“坐牢”和“从容就义”也不可能。林面前只有一条路——跑。
自古判官司有句名言，叫做“死无对证”。林彪出逃之谜，只能由众多作者广泛地占有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寻找最后的答案。
“九一三”事件，真是一部写不完的书！
今日的坠机现场
许多人关心林彪座机坠毁现场今天的情况怎么样，飞机残骸还在不在。
1997年1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该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的独家报道《今日温都尔汗》。这是二十六年后，第一次有中国记者去到坠机现场。
1997年10月中旬，敖其尔在蒙古《消息报》记者巴图孟赫陪同之下，从乌兰巴托驱车去温都尔汗。深夜两点抵达温都尔汗，住宿在巴音旅馆。
第二天一早，巴图孟赫找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