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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集中研究了会谈的对策，决定在暂不追究飞机坠毁原因的前提下，争取达成协议，写出可以接受的《纪要》，以便把死难者的遗物接收过来（视察开始前蒙方提出，现场物品只看不取，死难者遗物待双方会谈结束后移交，我方同意）。但是，在飞机的属性上，蒙方居心叵测，一场“民”字和“军”字之争看来难以避免。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方对蒙方起草的第一个文件《现场调查纪要》稿子，提了九点修改意见。
第三轮会谈开始，已是9月17日凌晨4时25分，我们又是一夜未眠。
双方坐定，许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和蒙方人员的友好协助，使现场视察和死者安葬工作顺利完成，表示深切谢意。接着，他对蒙方起草的稿子提出了我方九点修改意见：
第一点，在序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一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改成“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第二点，主要在文字的叙述方法上做些修改，不用“确立”字样，而用“叙述”，把“确立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
第三点，在第一条最后加上“在东面二十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
第四点，第二条开头一句改成：“该机由于不明之原因，在降低飞行，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引起爆炸失事。”
第五点，第二条最后（气象情况）与现场调查没有关系，无必要写。如蒙方认为要写，则应加上“根据蒙古方面提供的材料说……”。
第六点，第五条第二段，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同意九名人员死亡是由于飞机失事造成的，所以双方同意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双方同意不进行法医解剖而进行埋葬”。
第七点，第五条第三段，内容跟第六条有重复，第六条讲了子弹多少，枪支多少，都讲了，其最后一句“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可放到第七条后改写。
第八点，把第七条改写为“这一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第九点，把第六条最后一句改为第八条，即“因飞机失事死亡的九名人员的遗物和机上的文件、资料，有的在现场，有的由蒙古方面有关部门保管着，应列具清单作为本纪要的附件。中国方面要求蒙方将这些遗物、文件、材料交还中国。双方同意就此问题继续商谈”。
另外，建议把现场示意图作为附件给我们一份。
许大使对第二个文件《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建议在开头序言部分加上蒙方的友好协助，认为可以这样改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许大使讲的过程中，古尔斯德字斟句酌地做了翻译，有的词他要小沈用蒙文告诉他，蒙方人员尤其是桑加上校，紧张地做记录。
许大使讲了约一个小时，时间到了9月17日晨5时25分。蒙方建议休息10分钟。后来，蒙方又要求推迟至上午10时以后再谈，看来他们感到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针锋相对，需要仔细研究。
第四轮会谈，蒙方态度僵硬
天色大亮以后，小沈外出解手（室内无卫生间，因温都尔汗市没有自来水系统）观察到，蒙方人员进了邮电局，估计是向乌兰巴托打电话请示。许大使考虑，不能被拖在温都尔汗，得尽早回使馆以便向国内报告现场情况，听取国内指示。他让我去向蒙方提出：因为我国国庆22周年将到，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料理馆务，建议谈判移到乌市继续进行，如果蒙方一定要在温都尔汗谈，由我作为大使的代表。我当即约见古尔斯德转述大使意见，他听后感到有些意外，答应马上报告高陶布司长和桑加上校。
9月17日上午10时15分到11时55分，双方举行了第四轮会谈。我尽可能地记录下双方的对话。
桑加（以下称桑）首先开讲：“今天第一个工作，从答复大使对第一个文件的修改意见开始。”
许大使（以下称许）打断桑的话：“我想问，对我今天回乌兰巴托的计划，你们的意见如何？”
高陶布（以下称高）：“现在说不好，不知道去乌兰巴托的时间。”
许：“在我走前谈完更好，如果谈不完，由我们的孙秘书在这里代表我谈。”
桑加没容许大使再讲话，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昨天大使提的第一条意见‘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大使意思是飞机迷了路误入蒙古国境的。现在我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许：“9月14日晚，我奉政府之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说明，‘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副外长当时未表示不同意见。这是我们政府的指示，我是奉政府的指示这样说的。”
高：“副外长有没有表示异议，当时我们也不在场。我们是用现场有的东西来证明。”
桑紧接着讲：“第二个问题，大使意见把‘确定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作为正式纪要在修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纪要不是清单表，纪要应该有在现场对失事原因做出结论的阐明。”桑对修辞也不放过，看来要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全面驳回。
“第三个问题，大使建议在第一条第二段最后加上‘在东边……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不必要加这段话。为什么？如果这个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第四点，纪要第二条开头我们写‘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就是说这架飞机失事没有受到外来影响，我们清楚，你们也清楚。所以，我们意见这句话仍应放进纪要。第五点，关于气象一段的写法，我们同意大使提出的意见，但修辞要改一下：‘据蒙古人民共和国气象部门的报告’。第六点，关于纪要第五条第二段，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可以的，我们意见只把句子变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
接着，桑把大使提出的第七、八条修改意见并在一起驳回：“我们认为‘死者脸形已分辨不清’是实际情况，应该保留。‘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这句话还要，这表明死者的外表穿的是军装。这个文件不写死者死后的情况是不可以的。第九个问题，你们提出把纪要第六条第二段拿出来专写一条，我们不这样看。另行提出这个问题是你们的权利，我们建议第六条仍然原样不动。第十个问题，大使提出要现场示意图，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可以作为这个文件的附件附上。”
桑加几乎是一口气把我方对纪要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意思是蒙方起草的这个稿子一个字也不能改。许大使虽然耐心地听完，但气愤的样子已从面色上表现出来。高陶布看到谈判桌上的气氛不大好，有“爆炸”的可能性，就连忙插话来缓冲了一下：
“大使同志亲自来肯特省现场工作，我们很高兴。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情况。双方都有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说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你的工作很忙，大使也可能了解我们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我的主张是按实际情况正确解决问题，不要为一个词去争。我希望有经验的大使同志给予协助。大使说要本着两国友好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我对大使的主张表示欢迎。”
三十
许大使按下了心头的怒火，发表了长篇讲话，耐心地说服对方：
“经过这两次会谈，可以进一步了解，双方哪些是同意的，哪些是有不同意见的。有关纪要的谈判，我们才进行了两次，双方存在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但我相信，通过友好的实事求是的互相谅解的反复商谈，问题总会得到解决。我从第一次接触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他通知中国飞机在蒙坠毁这件事开始，到我们在这里的前几次会谈，总的印象是蒙古政府对中国256号民航机失事的处理，是本着友好精神的。所以，我相信只要双方很诚恳地把这种精神贯注到谈判中来，很多分歧是可以解决的。
“其次，从这次现场视察看，对死难者遗体的处理看，都本着友好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工作顺利地进行了。在处理纪要这个问题时，如能继续贯彻这种精神的话，问题同样可以得到解决。我还要重复说，这次同上校、司长和同志们共事这几天，合作得很好，相处得很愉快。
“刚才上校提出的对我们修改意见的考虑，我认为双方还可以商量。现在先发表两点看法：中国政府曾通过中国大使，正式向蒙古外交部解释了关于中国飞机进入蒙古国境的答复，即9月14日晚8时半，我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所讲的那几句话。考虑到这是由于蒙古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解释，因此纪要上应当写出这几句话。当然，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即蒙古同志们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对此我无法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根据我的观察，蒙古政府对此是采取谅解态度的。
“第二个考虑，我们不应限于事情的现象，而应从事情的本质去看，对事情的分析就容易取得一致认识。也就是说，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事情的局部不能说明其实质，只有事情的实质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全面。比如说，在哪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假如只发现了汽车的轮子、方向盘，交通民警是不能判断是谁的车，只有看到这个车的牌照是ДК多少号，才能知道是哪个大使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失事飞机很明显地写清楚是‘中国民航256号’，这是所有到现场的同志有目共睹的。这是一架具体的飞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我们提出把有‘民航’字样的机翼写入文件。我不理解上校同志为什么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都不同意写上？”
许大使讲到这里怕引起对方争辩，马上转了话锋：“现在，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这两天来我们同上校、司长、同志们一起友好合作，我们很满意，我也愿意继续同你们一起工作下去。但是，中国22周年国庆节很快要到来，我作为国家全权代表，不能长期离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因此，我请你们谅解，我今天就准备回到乌市去，我委托我们的孙一先秘书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跟各位继续真诚友好地合作，完成这项工作。”
蒙方看到许大使话已说尽，去意已决，桑加只问了一句：“大使是否计划今天走？”许大使回答：“是的。”
高陶布接着说：“刚才我们上校答复了大使昨天提出的十个问题，大使对上校的答复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理解到一些问题。还有什么意见？”
许大使表示没有什么了。高陶布宣布：“这样就休息吧。”看来蒙方需要研究一下对策。
我们回到住处，等待蒙方的下一步动静，并做大使返乌市的准备，分头誊抄有关文件和资料。许大使向我交待了继续会谈应注意的事项。之后，我同小王带了礼品，在饭店二层的回形走廊里，分别约见蒙方卫生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小沈乘车受伤，他给包扎）和民航专家云登少校，向他们赠送礼品，表达对他们友好协助的谢意。本来想向云登了解一下他对飞机失事的看法（15日下午第一次视察现场时，小沈曾发现他在画坠机现场和尸体位置图），但交谈时古尔斯德从旁边走过，云登马上局促不安，起身告别，并说他有腰痛病，希望到中国驻蒙古友谊医院去看医生。我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连说欢迎、随时恭候，并重重握别。可惜不知何故，后来他没有来友谊医院。
第五轮会谈，双方激烈争论
午饭后，蒙方通知下午双方再见一次面。第五轮会谈遂于15时20分至17时10分举行。预计会上可能会有一番激烈争论，我从一开始就做了详细的对话记录。全文如下：
高陶布（以下简称高）：午饭后我们研究，需要再见一次面。关于许大使今天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报告上级。现从中央接到通知，我们组的同志们在乌兰巴托也有许多事要做，希望尽快把工作结束，今天回去。
我们对大使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看大使对我们的答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这里主要工作之一是安葬死难者，这已经完成了。另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希望走前把这个文件完成好。昨天大使提出过希望尽快把工作完成，因此，我们最好是把这一工作结束一下。
许大使（以下简称许）：我很高兴蒙古政府方面同意我的意见，今天让我回乌兰巴托。同时，我也能正确理解同志们在乌市也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从我内心来说，也希望把这一工作结束。
上午我曾讲过，许多方面进展很顺利，只是在这《纪要》上还有些不同意见。虽然我提了10个要点（按：包括索要现场示意图），我坦率地讲，我们之间要是能正视现实、反映现实情况的话，这些问题是会很快解决的。我看关键问题在两点上，一是飞机的问题，一定要讲具体，不要抽象讲。比如说，我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发生了事情，必须讲明是哪一个儿子发生事情了。对于我们来讲，是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发生了事情，所以我主张讲具体。也就是说，失事飞机对于我们是具体的飞机，不是抽象的飞机，正像蒙方自己有很多飞机一样，出了事的飞机是哪一架就是哪一架，而不能抽象地讲蒙古飞机失事了，引而申之，也就不能只是说中国飞机发生了问题。我想，如果上校、司长和同志们同意这个观点，问题很容易解决。
其次，是飞机上的乘员问题，这对全部事情也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架飞机失事，蒙古政府已采取了明确的友好的态度，根据我的理解，蒙方不认为这架飞机对蒙古有什么不好的行动，因此，这架飞机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