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路易十四国内政策的要旨是极度强化王权，那么，他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使他和他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为了扩大法兰西的疆域和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其亲政的54年中，竟有31年让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如此评论这位国王在欧洲的征服及其后果：“欧洲各国目睹法国这个强国向四面八方大事扩张，在和平时期征服的土地比路易十四以前的十个国王通过战争征服的土地还多，于是又惊恐起来。德意志帝国、荷兰，甚至对法国国王不满的瑞典，缔结了一项联合条约。英国人咄咄逼人。西班牙人渴求战争。奥伦治亲王千方百计促使这场战争爆发。但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强国敢于率先发难。”伏尔泰所说的这项联合条约，就是1686年7月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和瑞典结成针对法国的奥格斯堡联盟，1688年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在“光荣革命”中登上英国王位，于是英国也加入这一联盟。同年，联盟开始与法国交战，在战争进行近10年之后，路易十四眼看取胜无望，更何况法国已难以与几乎整个欧洲继续对抗，遂罢战求和。于1697年签订《里斯维克和约》，法国退出在尼姆维根条约以后占据的所有领土，不过斯特拉斯堡仍由法国保留。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结局使路易十四在国际舞台大失颜面，它同时也是路易十四时代盛极而衰的征兆。然而路易十四仍以执欧洲牛耳的霸主自居，并在18世纪之初又挑起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持续了13年的战争使法国元气大伤，最终结果是路易十四的孙子继续拥有西班牙王位，但法西两国不得合并，更得不偿失的是，本属法国的大片海外殖民地因这次战争落入英国之手，奥地利也因这次战争而获得西属尼德兰、卢森堡、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岛等地。法国在欧洲世界的竞争力由此相形见绌。虽然路易十四统治前期，法国经济曾出现繁荣局面，国库也一度充实。但路易十四无休止的征战，不仅使国库空虚，而且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其统治后期，人民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之举对法国经济、政治、宗教以及民族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深刻持久的。当时或后来与法国角逐争霸的一些欧洲国家其实都受益于大量接纳从法国逃出的、富有技术资金的新教工商业者。
可以说1661年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王权的扩张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顶峰。
三级会议：能否成为限制王权的工具？
菲利浦四世在1302年首开召开三级会议的先河。此后，国王常常借等级代表会议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扩大王权的社会基础。那么三级会议能否像英国议会一样成为限制王权的工具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法国存在近5个世纪之久的三级会议与英国的议会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其一，三级会议是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构，而是咨询机构。三级会议也并不像英国议会那样是由王室会议演化而成，而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外在的组织。会议是应国王的要求而召开的，目的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使这些决定具有普遍意义；它只能顺从国王，不能自己作出限制王权的决定。虽然国王有时为了征收新税，以对行政和司法做些改良为交换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很难改变国王的决定，一旦会议违背国王的意志，国王便可以随时将其解散。因此，它不具有英国等级议会的征税决定权与立法权，也没有制定过英国那种限制王权的“自由大宪章”和“牛津条例”之类的文件。
其二，三级会议不是常设机构，无固定的会期。通常是在国家局势出现困难或财政发生危机时，国王为寻求支援和征收新税而召开。会议的召集与闭会，开会的时间与地点，代表的数目与选举方式，全由国王决定。一旦危机消除，财政好转，王权得到加强，三级会议便长期停开，如1506年~1588年的82年中及1614年~1789年的175年中，就没有召开过。
其三，三级会议没有形成英国式的上下两院。虽然它也像英国那样由教士、贵族和市民代表组成，但始终未形成英国自13世纪起就有的贵族院和平民院。法国的僧侣和贵族未组成上议院，第三等级也不是下议院。两个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分开集会，但不是作为两院分别进行讨论，而是出于封建等级与特权观念。确切说，三级会议是由三个不同的会议构成的，僧侣、贵族、第三等级都有自己的会场、办公室、主席、秘书和发言人，各自开会，分别审查代表资格，彼此没有联系。
其四，三个等级的地位与权力极不平等。占全国人口95％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只有两个特权等级的一半，代表的产生也不一样，所有僧侣和贵族聚集在司法区首府，各自召开等级选举会议，直接选出代表。第三等级代表的选举则分阶段进行：首先由第三等级选民在各乡村和城市的教堂区选出一些代表，然后这些代表再从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最后在司法区首府组成第三等级选举会议，选举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表决按等级，一个等级一票，第三等级总是处于2∶1的不利地位。
其五，三级会议不具有英国革命前那种议会的性质，甚至也没有使用议会这个名称。法文“三级会议”是社会各等级之意；法文“议会”一词，在大革命前是指封建时代的高等法院，设于巴黎及外省一些大城市，主要行使司法职能。巴黎高等法院虽有进谏权，可对国王的敕令、法令提出异议，对征收新税有注册权，但自投石党运动失败之后，这项权利已丧失。
其六，法国历代国王都是敌视三级会议的。特别是波旁王朝建立以后，三级会议几乎被取消。首先，国王认为三级会议这种制度是同绝对君主专制的原则相抵触的。国王的权力来自上帝，他只对上帝负责。其次，国王认为三级会议对王权构成威胁，因此总是力图取消它。即使被迫召开，也要利用三级会议在组织上的各种缺陷，在三个等级之间制造纠纷，阻止它们采取行动，使之不能取得任何有损于王权的结果。
可以说，自三级会议诞生之日起，法国就走上了一条与英国不同的政治路径，18世纪末法国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一条草蛇灰线式的伏笔。
四、启蒙运动的兴起与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以后，波旁王朝又继续在法国不间断地统治了70余年。在这段岁月中，凡尔赛照旧是舞会不断，一两万大小贵族照旧围在宫廷四周，国王的起居生活照旧是供人瞻仰的盛大仪典，但就在这一如往昔的虚光幻影中，历经了三四百年的绝对君主制大厦却在顷刻之间轰然坍塌，有着千余年悠久文明史的法兰西大地却突然间成为喊杀声震天、断头台遍地的战场与刑场。这其中的缘由，非常值得我们总结与深思。
启蒙运动：书斋里的革命火种
路易十四的法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占据优势地位，不仅在于其军队的强大与武力的显赫，更重要的是法国为欧洲树立了一种文明的标准。伏尔泰将其列为世界历史上四个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典范时代之一，而且是四者中最伟大崇高的一个。而按照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兄弟的说法：“（那个法兰西）是如此之以其声誉为荣；如此之充满了优雅和一种稀世的美妙——那个18世纪文质彬彬的法兰西——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社交的世界；影响了全欧洲；成为一切民族的一所礼仪学校；成为社会风尚的准则；直到1789年。”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法国能够继续走在欧洲和世界各国的前列，也与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时进行一系列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很大关系。讲到这一点，人们往往会想到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确实这两个事件不仅使法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无可置疑的变化，而且还为法国后来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制度的基础。
如果说大革命是一场使法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政治革命的话，那么在此前发生的启蒙运动则是一场触及法国人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可以说历史很少有别的运动像启蒙运动那样对人的思想和他的行动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而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场运动）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 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那么何谓“理性”？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指出；理性除了其他含义外；有两种含义是与宗教信仰相对而言的；即一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一是指“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启蒙学者所谓的理性就是在这两种含义上使用的。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用这种理性之光去启迪人类；去照亮中世纪宗教神学布下的黑暗和愚昧。康德发表于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所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也就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火种，而且启蒙思想家们也确实早已预见到这场革命的来临。例如卢梭于1762年在《爱弥儿》一书中写道：“我们正接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那时候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伏尔泰于1764年致肖夫兰的信中说：“种种迹象表明，种子已经播下，革命必将到来，但我大概不能是目击者了。”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都曾隐约地看到、甚至希望革命的发生，但应该说革命的进程大大偏离了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最初设想。法国著名大革命史专家阿？索布尔这样评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现在，革命终于从观念的范畴转变成为现实。但革命一旦脱离了思辨的领域进入了形成的生活和历史的领域，这个词便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它激动着人们的心，使一些人产生希望和信念，使另一些人怀有恐惧和仇恨。对长期生计艰难的人民来说，那整整五年是充满着期待或威胁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使所有的人不能不接受它。从那以后，革命这个词始终没有丧失其价值和力量。它引起狂热或仇恨、恐惧或希望，它一直活在我们时代的人的意识里。而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卢梭除外）所热望的革命却只是一种彻底的人类思想的革命，是以科学理性取代宗教狂热和政治拼杀的革命；他们的主张是在理性的原则下和平地实行社会政治改革，而不是那种将王权一笔勾销的血腥屠杀，更不是那种导致秩序崩溃的“恐怖政治”。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启蒙思想与大革命无关，可以说正是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人们才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让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双元革命：为法国在近现代强盛奠基的大革命
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范例，它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活动，并赋予其思想，以至于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成为每一个新生国家建国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列宁如此评价大革命对于19世纪的意义所在：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也正是由于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之为“双元革命”。并认为虽然这场双元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件。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它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几个西方政权（特别是英国）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方的商人、蒸汽机和坚船利炮面前，以及在西方的思想面前，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和帝国都投降了、崩溃了。
如果霍布斯鲍姆的论断能够成立，那么就是说启蒙运动、大革命以及之后的拿破仑时代等一系列历史事件造就了法国的崛起以及对全球的统治，并使得法国的崛起具有了普世意义。这一点当时就有人看得十分清楚，例如《晨邮报》1789年7月21日论巴士底狱的陷落时这样说：“英国人一定是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则怎么会对这场世界经历过的最重要革命，对它正在进行的庄严方式，不表敬仰赞赏？凡有幸目睹这一伟大城市最近三天发展的同胞，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夸张的。”而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一点看得更加深刻：法国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了自由和激进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法国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榜样、观念和语汇。法国为多数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经由法国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首次渗透进迄今曾抗拒欧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