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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验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关于本书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2）
在本书的序言中，张宏杰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颇为尖刻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他认为：“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因此，百年来中国以为的日本经验其实是不足取的，正因为传统建制的不同，使得日本经验无法在中国获得共融性。对于作者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有一定的启发性见解。
张宏杰先生提出的更重要的观点是韩国经验问题，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经验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基于对韩国传统问题的探讨与分析，他认为：“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正因此，“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惟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平心而论，张宏杰先生的这些论述还是基于儒家资本主义的范畴之中，亦即认为儒家文化能开辟独立的资本主义，并实现儒家资本主义。正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以及制度模式不在儒家范畴之中，所以日本经验不足取，而韩国正是比中国更儒家的儒家文化，因此，韩国经验当为比中国更足取的资本主义范式。有幸的是。张宏杰先生作此论述，并不是空口宏论，他作了很多有益的文化比较研究与及对韩国文化的深入考察，但儒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否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此一论题尚值得深入论证。
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总之，韩国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兼收其他模式优点的性质，并能从跻身世界市场后的地位，从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其中也包括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因此，韩国现代化模式不仅颇具特点，也代表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高于前两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思路或模式。当然，我们肯定韩国现代化模式，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相反，它有许多缺欠，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从模式上说，如家族式企业制度、压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领导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实施中，过分依靠和资助大企业，形成大企业章鱼式的发展模式，对大企业过度投资等的结果造成高负债和倒闭等等都是证明。因忽视中小企业，又造成国家经济基础不牢固，而且，权威主义的主导经济又直接造成各种腐败等等。韩国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断修补完善。在这里之所以肯定韩国模式，主要是因为韩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马连道路11号一商大厦二层卓越网）
中国人少了什么
石勇
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能回答着个问题吗？中国人少了什么？一提起韩国，我们便觉得心虚气短。中国足球队屡屡败在韩国队脚下，以至想要战胜他们，似乎比登天还难。面对西亚球队，中国队尚还勉强过关，可一面对韩国队，这些人高马大、待遇丰厚的“小伙子”就脚下发软。“恐韩”已经成为“足球界”的一种“情结”，就如同那些奶油小生和“蛋白质女孩”们的“哈韩”一样。
更让我们感到底气不足的，是韩国人的爱国主义。2001年，赵薇穿日本军旗服装引起国人的一片哗然，是谓“军旗装事件”。但奇怪的是，竟然有许多人着意为赵薇开脱，他们甚至还反过来谴责中国人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而赵薇也轻描淡写地将这一切归结为自己的“无知”。这种事情要是放在曾经同样饱受日本摧残的韩国，情况将会是怎样？李成延的“慰安妇写真事件”作出了回答。这次事件激起的韩国人的怒火，足以让一切胆敢朝一个民族的伤口再加一把盐的有心无心、有知无知的“败类”胆寒。可能中国人永远也体会不到那是一种怎样的因耻辱而激起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达至偏执的热爱。很快李成延便跪着谢罪，请求宽恕，在韩国其“星途”亦有可能彻底葬送。相关娱乐公司负责人当场削发下跪向国民谢罪。发表有同情言论的议员被迫辞职，成为永难洗掉的政治污点。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无原则地宽恕一个深深伤害过自己的人了。而在这种看似美德的“国民性”背后，可以看出冷漠、猥琐和对自己民族、国家的不负责任。当别的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一分不少地要日本偿付战争赔偿时，受害最深的中国却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一次次地表示友好和示弱，“以德服人”的后果却是遭到一次次毫不客气的羞辱。正因为缺乏对民族和国家负责，才会出现从“何智丽”到“小山智丽”的蜕变。也正因为如此，当韩国人拒买日货，并在经济危机中自发地“献金爱国运动”时，中国女人正以嫁给日本人为荣，正以用上日货来作为自己高档次的身份的表征。在这些表象背后，是不同的精神生态所导致的对待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态度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努力的分野。这种不同的精神生态使中国与韩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迅速区别开来，无论在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政治文明、文化观念上，韩国都远远地将中国甩在了后面。
一个曾经是中国附属国的国家，一个在朝鲜战争中其青年被志愿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国家，一个崇奉儒家文化并曾经对中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民族，一个用汉字的民族，一个在几十年前还和中国一样贫穷落后的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竟然奇迹般地跃升为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转而成为中国发展的榜样。面对这种奇迹，我们不由得想问：中国人比韩国人缺少了什么？
青年作家张宏杰力图对此作出回答。他的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就是这种回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他似乎想纠正一下国人的思维偏见：在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与中国非常相似的韩国无疑是一个更为现实的榜样。无论如何，韩国的文化背景，以及经济起飞前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中国没有多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可以移植，却不一定能得到文化环境的养料的滋养。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现实经验。张宏杰由此从“国民性”比较，中韩两国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民族主义思潮在两国的不同表现和命运，韩国的反腐之路对中国的启示，中韩两国的教育比较，韩国怎么解决农村问题，以及中韩面对有争议的领土的不同态度进行了研究。这种分析框架虽然不够全面，但已足以把问题反映出来并对答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在张宏杰的笔下，优美的叙述背后是触目惊心的对比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韩国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
恰恰就是因为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多么的相似，以至韩国就像是一个复制过去的小型的中国；也恰恰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事情几乎已经被韩国所遭遇，所以它的发展经验为中国的学习借鉴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逻辑。这种视角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的相似超过了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覆盖圈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信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其古制近乎一种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但也恰恰是因为对这种未遭到多大的政治玷污和经济解构的传统的坚持，韩国人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平。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倒在大街上，那么围观上来的大多数人只是看热闹的看客，而在韩国则只可能是施救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的“破四旧”，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虽然仍然有“新儒家”在苦苦支撑，但传统文化可以说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无信仰而逐实利的中国人自然也随着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起舞。这使得中国成为一盘散沙，就像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团体，人人各怀鬼胎。诚信和社会公德，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缺失影响到了反腐、教育、“三农”等问题，并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雪上加霜。
韩国的成功模式是西方民主政体、经济制度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这点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恰恰相反，儒家文化已支离破碎，而西方民主政体尚无踪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在极权政治的介入下，权力资本粉碎了经济民主的可能。因此，腐败除了人的道德素质外，制度承担了主要的责任，而民主政治的缺失正是中国的不幸。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双重缺失的背景中，对一个国家发展基础的忽视给中国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建立在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人群的“群集”上，而中国在“义务教育”口号下出现的“希望工程”和官员巨额的吃喝花销以及贪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教育产业化”中，对社会上层的结构的变相垄断更导致中国社会结构更深一层的断裂。而反观韩国解决农村问题的举措，我们确实应该羞愧。我们对特权思想的崇奉，对社会不公的容忍令人吃惊。当韩国的农村问题尚不构成一个大的问题时，它立即启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使城乡之间缩小到可以忍受的差距。而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榨吸即使积累到孕育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仍然无法阻止它的惯性。
因此，如果要问我们比韩国缺少什么，那么我们缺少很多，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我们比他们更缺少血性。我们没有他们敬业。在他们面前，我们简直没有社会公德。他们比我们更有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在张宏杰的笔下，从厕所也能看出问题：当我们的厕所正恶臭熏天时，他们已经让厕所干干净净，甚至香气扑鼻。从一个厕所固然不能说就反映一切，但它毕竟可以折射出许多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时，我们必须承认，宇宙已经巨变，许多曾经存在的东西都已经灰飞烟灭。当一个世纪前韩国人看到中国的厕所都要赞美一通而现在的中国人看到韩国厕所同样如法炮制时，时空和对象已经移位。这个时候，学习，既不自卑也不盲目崇拜是最为理性的。自负只是一种意淫，自卑则是一种自毁。当韩人都要“抢注”端午节时，我们怎么还能醉眼朦胧，不辨东西呢？我们只能搜寻一下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打落了什么东西，而又该学习什么东西。而这本书也正如作者所说，其“借鉴”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550508 福泉市贵州宏福总公司牛场生活区23号楼 石求阳）
一本惊心动魄的书
蓝领
为什么中国足球总踢不过韩国？为什么日本政府向韩国道歉而不向中国道歉？为什么韩国人不坐外国车而中国人热爱外国车？为什么小小的韩国能掀起“韩流”，淹没东亚特别是中国数亿家庭的电视频道？中韩两国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为什么韩国的发展比中国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
随着中国人对韩国越来越熟悉，中国人对韩国人的问号也越来越多。《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解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张宏杰认为，韩国人和中国人秉性上确实有不同之处。由于历史和地理、气候原因，韩国人和中国人性格一刚一柔。文化的发达和烂熟，使中国人过于圆滑和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质朴本性。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另一个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作者认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因素。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于是，中国政治家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