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象征着的天时，而热情是她的雷雨。她什么也看不见，她就看见热情；热情到了无可寄托的时际，便做成自己的顽石，一跤绊了过去。再没有比从爱到嫉妒到破坏更直更窄的路了，简直比上天堂的路还要直还要窄。但是，这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的旧式妇女，不像鲁大海，同是受压迫者，他却有一个强壮的灵魂。她不能像他那样赤裸裸地无顾忌；对于她，一切倒咽下去，做成有力的内在的生命。所谓热情也者，到了表现的时候，反而冷静到像叫你走进了坟窟的程度。于是你更感到她的阴鸷，她的力量，她的痛苦；你知道这有所顾忌的主妇，会无顾忌地揭露一切，揭露她自己的罪恶。从戏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她只有一个心思：报复。她不是不爱她亲生的儿子，是她不能分心；她会恨他，如若他不受她利用。到了不能制止自己的时候，她连儿子的前途也不屑一顾。她要报复一切，因为一切做成她的地位，她的痛苦，她的罪恶。她时时在恫吓，她警告周萍道：“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周萍另有所爱，绝不把她放在心上。于是她宣布道：“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窗外自语）风暴就要起来了！”她是说天空的暴风雨，但是我们感到的，是她心里的暴风雨。在第四幕，她有一句简短的话，然而具有绝大的力量：“我有精神病。”她要报复的心思会让她变成一个通常所谓的利口。这于她是一种快感。鲁贵以为可以用她逆伦的秘密胁制她，但是这糊涂虫绝想不到“一个失望的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绝不在乎他那点儿痛痒。我引为遗憾的就是，这样一个充实的戏剧性人物，作者却不把戏全给她做。戏的结局不全由于她的过失和报复。
（录自刘西渭：《雷雨》，原载《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收《曹禺研究资料》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蘩漪：最“雷雨”的性格
在《雷雨》中，另一个“不安宁的灵魂”是周冲的母亲蘩漪，在这一点上，母子俩确实有气质的相近，他（她）们同时最早闯入曹禺的艺术构思中，大概不是偶然。但周冲的“不安宁”，是一个未曾涉世的少年，处于人的“童年”状态，对未知的形而上世界的朦胧的追求，带有更多的梦幻色彩。而支配着饱经人世沧桑的蘩漪的，则是那更现实、却也更明确、强烈的情欲的渴求。曹禺这样介绍自己所创造的“她”：“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里，她的胆量里，她的狂热的思想里，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忽然来的力量里”，“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忽然愉快地笑着，当她见着她所爱的，快乐的红晕散布在脸上，两颊的笑涡也暴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是被人爱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读者也许还记得，当曹禺说到他的“性情”与他的戏剧中的“苦夏”氛围时，曾经说“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一定意义上，他在蘩漪身上所着力发掘的，正是“人”的非理性的情欲，以及“人”的“魔性”方面，蘩漪的内在魅力，实出于此。但《雷雨》中的蘩漪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还是那令人窒息的压抑感。请看曹禺赋予她的外在形象：“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发红”，“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压抑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是怎样一种情热、欲望的火在内心燃烧，又用着怎样的力量才将这热、这火强压下去呵！难怪她一出场就嚷着“闷”，“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这种无时不有的、几乎成为蘩漪象征的感觉，自然早已超越了生理的意义，而意味着生命热力的被郁结，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难以言传的精神痛苦，并且形成一种持续的紧张：生命之弦越绷越紧，几至于崩裂。满蓄着受着压抑的“力”，必然要随时随地寻求某一个缺口，以便冲决而出。由此而产生了“狂躁”——这是一种超常态的欲望与对欲望的超常态的压抑，二者互相撞击而激起的近乎疯狂的情绪力量。请听蘩漪的独白——
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
而“火山”终于爆发——
（向冲，半疯狂地）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高声）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的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一个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
（失去了母性，喊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是你的！
这里的“不顾一切”——冲决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不惜放弃以至亵渎在传统中视为最神圣的“母亲”的尊严，权利，赤裸裸地要求着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情欲与性爱，这确实骇世惊俗，震撼人心。这才是《雷雨》中最为眩目的一道闪电，最扣人心弦的一声惊雷，它把从来“有母性，有女儿性，而无妻性”的中国妇女几千年受压抑的精神痛苦一下子照亮，因受压抑而千百倍加强了的反抗的“魔性”也在一瞬间全部释放。尽管只是“瞬间的闪亮”，但毕竟是生命的真正闪光；作者说，“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佩服。”
但作者又说：“她的生命烧到电火样地白热，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这是不能不使人想到人生的悲凉与残酷的。
蘩漪确实是“最‘雷雨’”的性格。
（录自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论周朴园
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作者曹禺这时才不过二十三岁，他竟能把周朴园这样一个老奸巨猾、深藏不露的伪善者的灵魂，如此清晰、如此细致入微地勾勒出来。这种深刻的观察力，这样高超的艺术才能，真叫人叹赏不止。不过最后一场中对周朴园的描写、处理，却不能说是同样成功的。在这一场里（其实，前面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作者思想上的不成熟，以及他世界观中的严重弱点，和他的作为一个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感受与表现的能力，同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周萍与四凤已经取得侍萍的同意，即将一同出走的当儿，周朴园被蘩漪叫了下来。他一下来，忽然又看到了已经说过再也不上周家门的侍萍、四凤，而且她们还同蘩漪、周萍、周冲在一起，他当时的惊骇是可想而知的。作者这样写：
周朴园（见鲁侍萍、鲁四凤在一起，惊）啊，你，你——你们这是做什么？
头上那个“你”字可能是对侍萍说的。他可能是一看到侍萍，在万分吃惊的当儿，就几乎脱口而出地说出“你怎么又来了？”这句话来。但他究竟是个老练而深沉的人，所以他终于竭力压住了惊慌，并且强作镇定地、不失他的威严本色地改问了一句：“你们这是做什么？”这时，蘩漪就拉着四凤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媳妇，你见见。”又叫四凤“叫他爸爸”。并且指着侍萍，叫周朴园“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接着，她又转过身来对周萍说：“萍，过来！当着你的父亲，过来，给这个妈叩头。”周朴园看见侍萍重又回来，本来就已经是说不出的慌乱，如今蘩漪又不怀好意地一会儿叫他认这个，一会儿叫他认那个，而他又完全不知道周萍与四凤之间的事，所以蘩漪一上来说四凤是他的媳妇，他可能没有听清楚；即使听清楚了，在极度的慌乱中，在一心只想着他跟侍萍的关系时，也可能完全不理解“媳妇”两个字的意义。而蘩漪叫周萍给侍萍叩头，——“给这个妈叩头”这句话，在他的耳中却特别响亮清晰。他既然并不知道周萍跟四凤的恋爱关系，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蘩漪嘴中的这个“妈”字，并不是他心里所想的那个“妈”字的意思。于是，他就一心以为他跟侍萍的关系已被大家知道了，（后来蘩漪的：“什么，她是侍萍？”这样由衷的惊奇，不是也被他认为是故意的嘲弄吗？）他当然也就无法再隐瞒了。所以，他之承认侍萍，起先原是被迫的，并非出于自动。这些描写，都是十分真实而深刻的，是符合周朴园这样一个人的性格特色的。然而就在这里，作者却给了周朴园以过多的悔恨沉痛的感情，仿佛他真像所谓“天良发现”似地忽然真正忏悔起过去的罪恶来了。作者写他始而悔恨地对侍萍说：“侍萍，我想你也会回来的。”在这句话里，我们听得出，有的不仅是对自己的行为的悔恨而且还含有对侍萍终于还是回来了的一种欣慰的感情。继而又沉痛地唤着周萍：“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这样的口吻，也不像是因为隐瞒不了而只得假意敷衍的人的口吻了。紧接在这句话的后面是：
周 萍 （半狂地）不是她！爸，您告诉我，不是她！
周朴园 （严厉地）混账！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周 萍 （痛苦万分）哦，爸！
周朴园 （尊重地）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鲁四凤 （向母）哦，妈！（痛苦地）
周朴园 （沉重地）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口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这样的一番话，不但很能迷惑侍萍以及所有其他在场的人，而且也会冲淡读者和观众对周朴园的憎恨，而使整个作品的思想意义受到损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周朴园决不会说这样的话，也并不是说，这样一番话就与周朴园的性格存在着怎样的牴牾。像周朴园这样一个人，在眼看真相已万难掩盖时，为了维持他的伪善面貌，维持他一向极力装扮的假道德，为了给儿子以“良好”榜样，为了维护他的家庭的“平静”而“圆满”的秩序，是完全有可能说出类似的话来的，问题是在于他说这些话时的态度与口吻。像上面这样的态度与口吻，恐怕是很难使人不受到迷惑的。作者应该使这些话成为对周朴园的伪善本质的更深一层的揭露，而这里却似乎是在肯定周朴园的忏悔心情了。这应该说是作者的一些弱笔。而这些弱笔的出现，并不是由于作者艺术表现能力方面的欠缺，而是与作者当时思想上的弱点直接联系着的。
（钱谷融：《“你忘了你是怎样一个人啦！”——谈周朴园》，收《曹禺研究资料》（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论陈白露
陈白露是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她初出场时，作者对她所作的介绍，我觉得最好地说明了她：“她爱生活，她又厌恶生活。”她爱生活，是因为生活里充满着欢乐，充满着美好的东西。她又厌恶生活，是因为她所想望的欢乐、她所喜爱的美好的东西，却又是必须通过她所厌恶的方式——出卖自己的色相，必须忍受着最大的屈辱——把色相出卖给自己所瞧不起的人，才能取得的。
对她的生活感到不满、痛苦与厌恶，鄙夷她周围的一切人，这是陈白露坚强、清醒的一面。她在她的生活圈子里，就像臭水池里的一朵莲花，虽是生长在污泥里，却仍保持着她的鲜丽与芳洁。但她终于跳不出这个圈子，尽管向往着自由，但还是没有勇气冲出这已为她所非常厌恶的漂亮的金丝笼，就是她的软弱而麻木的一面。
陈白露的矛盾，陈白露的悲剧，是在于：一方面，她洞悉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丑恶，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灵魂的空虚与道德的堕落，对他们极度的憎厌；一方面，她又留恋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所能供给的物质享受非常沉迷。再加上她那极端高傲、倔强的性格，她的过分的自怜自爱，自我欣赏，以及像一个旧社会里睥睨一切、飘飘然遗世独立的诗人一样的才分、气质，就使这个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更加无法调和，无法克服，最后只有以死亡来解决。
“她难道不能离开她所鄙弃的人，改变她已感到厌倦的生活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要发出的疑问。方达生不是还在极力鼓励她，要她跟他去吗？然而，对于陈白露来说，这却是不可能的。她不是早说过吗，她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她离不开这个地方。我们也该记得，当方达生要求她嫁给他的时候她所说的那番话：“我要人养活我，……我要舒服，……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花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离开这里，跟方达生走，这些就都办不到。这在陈白露是受不了的。留在这儿既不愿，离开这儿又不能，那她除了自杀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所以，她的自杀，她的非死不可，既是社会害的，也是她自个儿找的。我们一面固然要对那个容不得正直、善良的人的黑暗社会提出控诉，另一面也应该批判陈白露的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这就是陈白露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
（钱谷融：《谈谈〈日出〉中的陈白露》，收《曹禺研究资料》（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雷雨》若干分歧问题探讨
曹禺曾觉得《雷雨》“太像戏”，“很讨厌它的结构”。
我不明白，《雷雨》的戏剧结构有什么不好？既然写戏，就要“像戏”，戏味越足越好。
所谓戏剧结构，就是根据题材的特点与主题的要求，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组织戏剧冲突与安排情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