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认为：“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对联“不是
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
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
从社会影响”。
遇罗克认为，每个人都是稍微懂事就进入学校，因此，“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
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
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他在强调家庭对人的影响的同时却更重视社会影响对一个人成长
的重要性，这是符合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规律的。
遇罗克的这番理论是对“血统论”的无情批判。他认为：“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
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青年一代成长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影响的无
比强大，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相信马克思列
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遇罗克尖锐地指责那些制造和支持“血统论”的
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如果照“鬼见愁”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
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他认为，每个人的发展不能由其出身来决定，“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
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是“娘胎里决定不了”的。
显然，遇罗克的思维已不再仅仅是对红卫兵组织宣扬的“血统论”观念的批判，而且也是对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以血
统论为思想基础的政策和行为的公开挑战。
文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血统论”对青少年成长的摧残，对社会进步的扼杀，号召全社会的人们都来思考这个问题，
认清“血统论”的危害，共同起来“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出身论》在“血统论”的腥风血雨中犹如一道春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田。许多人读着它，思考着，议论着，凭着
真理的威力，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出身低微的人从中找到了自信的力量。
由于“文革”中父母犯了错误而沦为“黑七类”的学生，虽然表面上有点垂头丧气，但骨子里仍坚信其“每一个细
胞里都渗透着无产阶级的血”。既然《出身论》认为不管什么出身的人都应有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些在“文革”中
才由“红”变“黑”的人也从其中找到了解释自身地位变化的有力根据，并为《出身论》呼吁给他们以平等的政治待遇
而叫好。
他们对于《出身论》的论点自然是倍加欣赏。出身为“黑七类”的人即使卖命为红卫兵服务，仍不免受“白乌鸦”
之讽。“红五类”的高做无法容忍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享有政治上的种种特权。有如“贱民”般的“黑七类”在现实
生活中难以寻求到《出身论》所描述的平等。虽然这种政治平等犹如乌托邦式的理想虚幻，可望不可及，但毕竟说出了
这一部分人的心里话。
而坚持“血统论”观点的人，对有人敢于怀疑他们“自来红”的“纯洁”和“正统”怒不可遏。在他们看来，生就
的“红”、天生的“血统高贵”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而沉浸在血缘亲情中的许多人，则认为，这是在混淆阶级斗
争的界限，是在搞“阶级调和”。
《出身论》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但作者遇罗克常常被要求辩论的人围攻。登载过《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时常
被人撕抢，甚至卖报的人也遭到围攻、殴打。
《出身论》立论有据，说理充分。表面上是在批判“血统论”思潮，实际上却是在反思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问
题，中央文革小组和许多红卫兵组织都认为它对自己已经形成了威胁。
1967年4 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讲话中指责《出身论》是“大毒草”。他说，《出身论》是让人们不
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认为《出身
论》代表着“一股反动的翻案黑风”。
在强大压力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1968年1 月5 日，经公安部长亲自批准，遇罗克被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遭到逮捕。
第十五章 西纠带血 红色恐怖万岁
联动攻毒 中央文革该死
1966年8 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明朗。
在此后不久有关中央领导人的公开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
康生之后，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但是，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况且，邓小平、陶
铸与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斗争仍然十分微妙。
8 月19日，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一张引起轰动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这张大字报把矛头
直接指向国家主席的夫人，并且使用了谩骂性词语，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接着清华园里又出现了讨伐性的大字报：
《三问王光美》和刘少奇女儿刘涛写的《誓死跟着毛主席于一辈子革命》。尽管这几张大字报并没有直接抨击刘少奇，
但至少说明刘少奇已经失去了作为国家领导人所应享有的尊严和体面。
两天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人，
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 声望多大' ，只要他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
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稍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都会猜到，这“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实际指的是刘少奇。
上边的暗示立即得到了造反学生的响应，8 月22日，清华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一张《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
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
学生们公开向刘少奇宣战了。
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
刘少奇对此做出了温和的反应。他说他对毛泽东写的第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下的结论是“保留意见”，
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他并没有在“背后活动”。刘少奇处于一种有分寸的退却之中，他
希望和学生们不发生任何对抗。
然而，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不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北大、人大、师大、地院、航院、钢院……几乎北京所
有大学都出现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的高等学校里也出现了反对和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只
是，这些大字报都比较温和，在“刘少奇”后面都加了“同志”2 字，显然，学生们在试探中央的反应。
1966年10月9 日至28日，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原定开7 天，但由于
很多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对批判“资反路线”缺乏理解。毛泽东决定会议延长，直到大家统一认识。
在后一阶段，会议发生了转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慷慨激昂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
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陈伯达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是中共高层第一次给刘少奇、邓小平曝光。陈伯达将刘少奇、邓小
平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
林彪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
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毛泽东在大会快结束时，做了指导性的讲话。他气宇轩昂地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
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很厉害吗？没有设想的事来了。这一冲，
我看有好处。”
在这种态势下，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检讨。刘少奇承认自己“在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事实上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
邓小平在检讨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
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向全国公开报道以后，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早就憋足了劲准备
捉“大老虎”的首都造反派，一马当先，向刘、邓等人发起了攻击。
10月18日凌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为“口号事件”而在北京大街上喊出了
“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实际上“口号事件”跟刘少奇没有直接关系，是北京市有关部门为便于呼喊革命口号，将某些
标语擅自做了删节。“三司”认为这是刘少奇等人捣的鬼，于是走上街头，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面人物”
的浪潮。
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特大标语：“打倒修正主义道路的头子刘少奇！”
10月25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要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
11月8 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字报说：
“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他在团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开鼓吹在农村
恢复单干，说什么' 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
造反派在揪批刘少奇等“大走资派”的同时，展开了对地方“小走资派”的全面攻击。在大专院校里，由于校长、
校党委早早靠边站了，广大师生攻击的对象是刘少奇曾派来镇压造反运动的工作组。当时北京学生斗工作组长是最凶的，
有些事件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和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就
是在揪斗工作组长、冲击领导机关上出的名。
1966年8 月23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000多人步行到地质部，坚持要求批外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邹家尤
（地质部副部长）。当时的批斗方式是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地质部党委为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没有交出
邹家尤。学生们在地质部门口静坐绝食，不交出邹家尤誓不回返。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派人向“东方红公社”表示敬意
和支持，学生们绝食的劲头更强了。
邹家尤被迫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事被学生们称为“一进地质部，炮打' 何家店' ”。
9 月5 日，地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经去了地院，而学生却仍滞留地质部，强行翻
阅和取走机密档案。学生们在地质部造反半个月，于9 月19日撤离。
10月8 日，“东方红公社”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泽东像为先导，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
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个月，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他们绑架了当时任地
质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的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东方红公社”四进地质部，扩大斗争成果。
这几去几折腾，使地院' 东方红公社“声誉鹊起，”东方红公社“的头头王大宾也成为北京大专院校的”五大学生
领袖“之一。
北航“红旗战斗队”也是在揪斗工作组长、冲击国家机关的斗争中出的名。8 月25日，北航“红旗”学生在国防科
委门前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某局局长——赵如琼。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报告主管领导人
林彪，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佳，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罗舜初又多次向林彪报告学生的粗暴举动，
请求林彪指示。但始终未收到林彪回音，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北航“红旗”表示支持。
9 月21日晚，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学生，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22日夜，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保证
书”：“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琼），如果被学生杀死
或打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陈伯达出奇制胜，解决了难题，赵如琼再也没有理由躲藏。9 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琼，北航“红旗”撤走。
此事轰动一时，北航“红旗”家喻户晓，它的负责人韩爱晶也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曾有一位年轻记者
写诗颂之，其中有这样几句：“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牛鬼吓断魂！”
在北京造反学生的影响下，外地学生和群众对当地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冲击也十分激烈。
“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