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红卫兵组织内部，也有一定的等级划分。一般是按照出身不同、父亲职务的高低来确定佩带不同质地的“红
卫兵”臂章。袖章的质量分呢、绒、绸、缎、布五种，尺寸也各有不同。
由于人民军队是国家的基石、党的支柱，由于长期以来把军队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军装在当时的确是一种高
贵和尊严的象征。当毛泽东在八一八接见百万红卫兵时，令人惊异地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后，军装的价值就更非同寻常
了。毛泽东对红卫兵袖章的接受，即是对红卫兵行动的支持，红卫兵袖章也成为了青年学生最时髦的装饰物。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们都开始穿军装。为了表示红卫兵的高贵血统历久弥远，许多红卫兵把父兄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拿出来穿上，再配以“红卫兵”臂章，一时间竟成为最受青年人青睐的“时装”。
这些尚未发育完全的青少年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军装，腰间紧束上一条宽皮带，有些人甚至还登上一双重重的黑皮
靴，说话动辄以“老子”自居，对“黑七类”和其他批判对象则常以“小子”、“狗崽子”、“混蛋”等蔑称相待。
傲慢的神态，粗鲁的语言，加上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活脱脱一副流氓无产者的形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
们认为自己是当然的“红色接班人”。这“红”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天生的高贵。
“红五类”对于“黑七类”的歧视、批斗是司空见惯的了。每次开会，“黑七类”不能和“红五类”、“红外围”
坐在一起，只能单独列队。而分裂成几派的红卫兵常常有自相矛盾的命令，搞得“黑七类”们无所适从。
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中学红卫兵对“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有5 条禁令：
1。不允许学毛著和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这些人只能越学越反动）。
2。交出自行车和手表。
3。降低工资到最低生活水平（12元以下），能活命就行。
4。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菜。
5。禁闭劳动。
1966年8 月26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旗”红卫兵把131 名“狗崽子”所带的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全部抢去，
并对他们施以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剪阴阳头，侮辱女学生，他们一边打一边说：“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
无产阶级的火药味”，“毛主席跟我们说的‘要武嘛！’”
这就是北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
许多学校都规定：学校的笔墨纸张“狗崽子”一律不准用。“红五类”可以全天外出串连，其他一般出身的学生在
下午5 点至7 点才可以串连：“黑七类”不准出校门，8 月20日中午，北京女二中曾贴出过“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
翻天，非红五类不许出门”的通令。
“黑七类”表现积极的，常被红卫兵们取笑为“白乌鸦”。
以后，这种以血统划分等级、阶层的作法，由红卫兵推广并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一时间，出身好坏似乎成了衡
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标准。上汽车、火车要报出身，去医院看病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常有被拒之门外的危险。
“血统论”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心理优越感，也给了他们一种似乎可以用来“纯洁”社会的斗争模式。他们以父母
“高贵的血统”而自豪，也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肩负的重大责任而激发他们以“血统”划分贵贱、“纯洁”社会，也在
这种以血统为核心的等级观念的支配下思维和行动。
1966年8 月19日，北京师院附中红卫兵在给毛泽东的决心书中这样写道：“革命的家谱就是要通过' 革命' 二字续
下去的。我们接过革命先辈的红旗，就要像他们一样，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把革命的家谱永远续下去……锻炼成
文武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干部子女
由于血统的不同，在红卫兵组织中造就了两个在各方面都有分歧的派别——老红卫兵和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界打开突破口的。“文革”前夕，毛泽东多次指责教育界。1964年、1965年，毛泽东
对毛远新、王海蓉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过头造反！”1966年5 月，他又
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讲话实际上是向青
年学生发出了造反的动员令。
毛泽东的指示并没有立即全文公布，其精神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传达传播到学生中间，小道消息往往比报刊
和学校领导的报告更迅速更准确。而干部子女消息灵通，反应格外强烈。在酝酿对教育界的批判中，形成了激进的政治
小群体。1966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这些学生闻风而动，激进的学生群体
演变为红卫兵组织。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多少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红卫兵在第一篇论述造反精神的大字报中，揭示了他们造
反的直接目标。他们认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有一支敢于造修正主义的反。捍卫红色江山的阶级队伍，以往听
命于学校领导的共青团难以担当此任，必须重新组织一支阶级队伍。这支“看成分”的、由“红五类”（工人、贫下中
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组成的阶级队伍就是红卫兵。
7 、8 月间，关于对联的辩论唤起了许多“红五类”子女的优越感，动员他们站到了红卫兵的旗帜下，俨然成为红
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卫兵带着血统论的胎记风靡北京，驰骋全国。以后，成立早些的红卫兵，特别是1966年8 月18日毛
泽东检阅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
如果说老红卫兵的兴起是向教育界发难，以唯出身论拉队伍的话，那么造反派则是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冲击领导干部、“当权派”起家，以“平反”和“平等”为旗帜。
造反派指责工作组领导学校运动期间把普通群众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要求工作组回忆作检查，为被打击的群众彻底平反。造反派反对依据家庭出身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主张所有学生都有
参加“文化革命”的平等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其中大学生造反派偏重于要求工作组为他们平反，关心与工作组领导
人政治地位紧密相关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政治问题。而中学生造反派更重视平等地位，关心与此相联系的反特权
问题，具有更多的社会性。
造反派猛烈地抨击唯出身论，温和者说这违背党的政策，压制群众，激进者说这是搞封建特权。大批受血统论欺侮
的青少年，包括出身“黑五类”、“牛鬼蛇神”家庭的学生，在对血统的批判中投入造反派的队伍。时至今日，不少人
在抨击高干子弟时，仍联想到“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喧嚣，视老红卫兵不成功的表演为高干子弟谋求权力的第一次尝试。
平反、平等的要求，反对打击群众，反对特权的主张唤起了社会中下层许多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动摇了领导干部是
人民利益代表的道义和政治地位，“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资产阶级反对路线”严厉批判，剥夺了第一线领导干部是共
产党正确领导化身的权威性，摧垮了当权派的思想和政治战线。原来被视为思想落后、有问题、甚至反动的学生，成了
革命派、“左”得出奇的造反派；而一批老革命，一向有权给别人定性、划左、中、右派的领导干部，反倒一而再、再
而三当众作检讨；革命后代、红卫兵反不如非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多年以来，以及“文革”初期形成的左派右派、
先进落后。是非曲直观念被造反派打了个天翻地覆，大有“革革命者命”的势头。
一般地说，老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在共产党外、非“当权派”。对于党内，只是打击少数，打击那些认为包庇了
“牛鬼蛇神”，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人。老红卫兵相信党政军领导体系中的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是应当保卫的。他们
始终警惕着右派假借造反之名冲击政权的主题。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造反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人”，实际上是普遍冲击共产党、政府甚至部分军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他们对大部分领导的优劣持怀疑、
审视态度。他们认为走资派本身即是新生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党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文革”运动打击的重点。
造反派的运动造成了建国以来对党政军领导体系和领导干部空前的巨大冲击。
老红卫兵创建伊始，就打出阶级路线的旗子，提出家庭出身问题，这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老红卫兵的
领袖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干部子女，红卫兵主要反映干部子女的价值取向。工农子女在大多数情况只是追随者、跑龙套
的角色。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批判血统特权以后，工农子女纷纷脱离老红卫兵，另起炉灶。
造反派红卫兵的家庭背景比较多样，与老红卫兵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基本来自不当权的社会阶层。血统论在大学生
中市场不大，“文革”前3 、4 年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已经使大学生中家庭出身“好的”所占比重上升。大学生争论
的中心是工作组问题，而不是血统论的对联。
中学生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由于入学时基本没有家庭出身的限制，在一些录取分数线高、
升学率高的重点学校，干部子女、各类职员（包括知识分子）子女、有家庭文化熏陶的旧统治阶级子女的比例远远高于
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工农子女的比例很低。
血统论的对联在中学影响很大，是老红卫兵与造反派冲突的主要焦点。造反派由反对对联的学生组成。最初是少数
反对对联的“红五类”子女以及按纯而又纯的家庭标准不能入选红卫兵的“红五类”子女。后来由于家庭出身束缚的解
脱，大批非“红五类”子女加入造反派组织。许多工农子女也脱离老红卫兵，加入造反派。
在造反派中，出身“一般”的学生在人数和政治影响力上占了相当大的优势。
“文革”领导者努力把红卫兵引导到与党内斗争相呼应、相配合的轨道，但是老红卫兵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追求，在
他们心中，革命后代的阶级队伍是比批判“错误路线”更有分量的事情，革命后代的群体认同感、“朴素的阶级感情”，
很快超越了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以批评工作组闻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保护工作队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成了一个战壕
的战友，8 月下旬，他们共同行动，在清华园内外“破四旧”，撕去了校园内炮轰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大字报。在“红色
恐怖”的1966年8 月，老红卫兵向社会、向党外猛烈出击的“破四旧”的热浪几乎淹没了批斗党内走资派的主题。
当“文革”领导者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把群众运动的矛头重新引导到揭批党内走资派、“资产阶
级司令部”的方向时，老红卫兵却感到了空前未有的困惑，他们在造反派对当权派大规模的冲击面前犹豫了，退缩了，
保守了。他们无法接受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父母和最接近、最尊敬的革命前辈，被当做运动对象质
问、揪斗；他们无法容忍那些出身“有问题”，政治“不可靠”，至多是团结对象的学生对老干部、对老红卫兵说三道
四、横加指责。
他们与造反派势不两立。当发现造反派的靠山是曾经支持过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时，他们开始对中央文革小组怀疑、
不满。这时的江青已经不再是当初捧他们为“小太阳”的“江青阿姨”了，强烈的压抑感终于在12月汇入抗争的潮流，
红卫兵发起者组成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对“文革”的“新动向”发起了抨击。
出身低微的人找到了自信的力量
1966年12月，一篇由遇罗克撰写，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材料《出身论》一夜之间张贴到了北京众
多公共场所，成为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最有力的批判文章。
不久，被《出身论》深深折服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找到遇罗克，经过商量，决定以“首都中学生革
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办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
1967年1 月28日，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公开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了3 万份，接着又重印6 万
份，都被一抢而光。随后，遇罗克又先后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文章，
对“血统论”作了有针对性的系统批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遇罗克在中学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高中毕业时他以优秀的成绩达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然而由于他出身不好，
最后竟致落选。这一生活经历深深地刺激着遇罗克年轻的心，使他对以“血统论”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有了切身
之痛，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一类问题。
“文革”爆发后，以“鬼见愁”对联为起端，“血统论”思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毒害着青年学生。
遇罗克从很多与自己情况类似的人的不幸经历中意识到，“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非“红五类”
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
先天的“罪人”。这种以先天的出身划分政治待遇的作法，残害了无数青年。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
遇罗克认为：“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