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短短二十个字，有景有情，有史有人，山河惊变，却淡笔以出，让人心充溢着浩大的怅怀。这样一种取材方式，这样一种处理历史同人物命运的含蓄而韵味深长的写作方法，未必不可以借鉴，而写出有中国传统文学意韵的小说来么？此外，我还以为汉语言的资源亦可重拾起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种对中国汉语言文字的珍视同推敲锤炼，是传统美文之所以有文章之美的基础。在状物描情中，汉文字自有翻译体语言所不具备的独特美感、节奏同笔墨意趣。区别如同国画同油画，有着工具性的差异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不同的韵味。但在那一时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有着明显的语言自觉同文体自觉的作家是很少的。能与传统审美接上气的作家，在我看来其时只有汪曾祺、阿城、贾平凹等人。而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更多的是向唐诗学习。我看重意境、情绪、感觉、留白以及汉语言的表现力。我就是在这种意识里，开始抛弃诗歌，转而向小说出发。
B关于我前期一些作品的写作及发表过程
有了上述那种半明半昧的自觉，我开始来写小说了。我有意识地揣摩那种画面感特别强，意绪深藏在情境之中含而不露的所谓有意境的唐诗，尤其是绝句，比方“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比方“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我觉得化开来写，未尝不是一种小说作法。那就是以境写意，而又将感觉融入到情景之中，把浓的化为淡，繁的化为简，把线性的化为点与面，形成小说的新的构成。此外我亦着力在语言文字上，夹杂着文言和方言的白话里尽可能多的表现汉语言的张力同表现力，以此形成一种语言上的实验。我就是这样的意识下写下了《小城无故事》《白色鸟》《一夕三逝》《苍狗》《花非花》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而我的短篇处女作是《石匠留下的歌》。我当时写完寄给《人民文学》，有幸遇到了一位非常敬业的编辑王朝垠，他后来跟我描述看稿时的情形：那时候《人民文学》的自由来稿每天均用麻袋拖来。他一回要上厕所出恭，顺手从稿纸堆里抽了一篇稿子蹲坑阅读。这篇稿子恰好就是《石匠留下的歌》。他形容我的字写得很难看，若是正常看稿，看到字迹不端的稿子，他会气愤地扔到字纸篓里去，但当时他手里就只这一篇，所以只好将就来看。结果他从厕所出来就趴在堆着如山稿纸的桌子上给我写回信。他在信上说，这是一篇很特别又很有诗意的稿子，既可以作散文发表，又可以作小说发表。如果作小说发表，那它就是一种有意味的非常散文化和诗化的小说。不久，这篇作品就发表出来了，并且是以小说的体裁发表的。现在的作者很难想像，当其时，一个业余作者，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那是何等巨大的鼓舞同激励。而且这也恰好证明当时中国最好最顶尖的文学刊物对我尝试写出一种新的形式的小说来的认同跟首肯。紧随其后，我就写出了《小城无故事》跟《淘金人》，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同《上海文学》，当时北京的一些作家看了这两篇小说，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湖南作家蒋子丹当时是《芙蓉》的编辑，她到北京组稿，遇到李陀，李要她回湖南后转达他对《小城无故事》的好评，并向我问好。蒋子丹告诉我，李陀是北京现代派文学沙龙的领袖（人称陀领袖），眼光极毒，能够被他看好，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我听了亦受到鼓舞。势头一来，我就一鼓作气写了后来的《白色鸟》和《花非花》等小说。当时还有一个人，对我的小说特别垂以青眼，此人就是王蒙。当时他是《人民文学》的主编，我的一些作品就是他强力推出的，好几篇作品都是发的头条，并且由他写的编者的话里给予了相当高的首肯。这也是蒋子丹告诉我的，因为蒋那时经常去北京，对我的作品的反响比我自己都了解得多。我喜欢并怀念八十年代初的那样一种文学氛围，有那么多的好编辑，有那么多愿意提携后进的热心人，有那么样一种没被市场化破坏的创作心态，多么难得！
C关于文体与语言
汪曾祺先生在为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写序时称我的小说有点像废名。1985年我到汪先生家里去，汪先生聊天时亦说过这样的话。但我在1983年到1984年写出那一时期主要作品时我尚未读过废名的作品。1986年我在三峡的轮船上才读完了一本废名作品集。我的确惊异于我同废名的小说的诸多相似之处。比方文体。废名的小说亦是不重故事，只重感觉，重情绪跟氛围的渲染，特别主观，有一种将自己的情绪雾化在字里行间的写法。我想我当时亦是这样子来写小说的。故事不重要，人物性格刻画不重要，命运的转折起落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象，是画面及画面后面的情绪，是感觉的释放，是一种唐人的诗学里所推崇的意境，是化实为虚的空灵同含蓄。这样的一种小说文体，骨子里更多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神韵同文气，它必定要区别于当时汹涌如潮的“翻译体”文体，它的审美取向是回到古典。
还有语言。我在《小城无故事》《白色鸟》《一夕三逝》等作品里，不特进行文体的实验，亦同时进行着语言的实验。我觉得汉语言的那种墨趣、弹性、张力以及锤字炼句所带来的意韵同文气，肯定要比翻译体的文字语言要富于表现力。翻译体止于“表意”，而我要的语言是“表现”。而那一时期，我像个贾岛似的，将文字的组合反复推敲，努力让汉语言的魅力生效，产生出后来李陀称之为“障碍性阅读”的语言效果来，亦就是说，人们阅读小说，不只是被情节吸引，还要被语言吸引，要在语言的风景面前留连，不可一越而过。汪曾祺先生说过，写小说，其实就是写语言，我非常赞同他的见地。我那一时期小说的实验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境，二是语言。从这两个方面，我想让我的小说回到传统的审美精神，回到伟大的唐朝。
D我对阿城和汪曾祺的印象
《白色鸟》获1984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据说我的这篇小说能够得奖，作为评委的王蒙先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当时的历届评奖，重在作品“写什么”，而不在“怎么写”。《白色鸟》就题材而言是写“文革”的，但与当时许多写“文革”题材的小说比较而言，它的特色在于“怎么写”，它是取了一种把故事跟沉痛深藏在画面背后的写法，表面宁静、唯美，而实则是一种美的毁灭，把一种历史之痛像元稹的《行宫诗》一样藏在如诗如画的景色之中，仅仅三四千字的篇幅，语言上字字句句经过锤炼，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这样的小说能够得奖，表明了当时主流文学的开放态度。这大概就是王蒙先生希望看到的文学新局面。
我在次年春天南京的颁奖会上初识阿城，相见甚欢。阿城亦在报纸的感言里提到我们相见时的高兴。我喜欢阿城的小说，当时读过他的《棋王》，后来读了他的《孩子王》《树王》及《遍地风流》，我觉得阿城心中有古今，文字品格甚高，亦是深有文字自觉的作家。他的文学的根自是深埋在传统文化里，而他阅人阅世阅书皆是同时代作家中少见的渊深。他小说中的人格同他本人的人格极相近，仙风道骨，笑傲江湖，对悲欣人生取超然态度。阿城小说文字的精到、叙述的简约、行文的从容，再加上文化与哲学的底蕴，使他皆具大家风范。他的文学同他的人生，又皆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为外物外力所羁绊，自有一番自由潇洒。阿城对绘画、电影、摄影、民间文化等艺术门类深有涉猎同研究。我在1987年到美国访问时住在他在洛杉矶的寓所里，其时他正在写《中国民间美术史》。他后来跟台湾侯孝贤亦合作拍片，早年他亦参加“星星画展”，为中国当代从事现代艺术的先锋人物。及至我写本文时，他居然成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他真是艺术门类里的一位通才。他到哪里皆受到欢迎，因为他特别能侃，说话风趣、幽默，常道人之所不能道者，让人惊异于他的阅历的丰富同见闻的广博。
至于汪曾祺老先生，我觉得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同诗意美学的一位道行最深的传人。他的《大淖纪事》的问世，应当是一个文学事件，它标志了一种多情的、审美的、诗意的并且非常中国风的文体风格，呈现在当时以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为主要面目的作品洪流中，显出了独特醒目的艺术价值同美学取向。汪老的风格直接启发过我，我相信他也启发过其他一些作家。原来小说还有这样一种风格，原来小说还可以写得这样从容、冲淡而又清丽。汪先生受他老师沈从文公的影响，特别关注中国草根阶层的生活，带着善良的感情来抒写，他的作品是歌吹下层劳动者人性人情之美的一支悠远美丽的洞箫。我特别喜欢他的语言，汪先生的功力表现在文学语言上是丝毫没有火气，没有造作，很白，很淡，但是白而有韵，淡而有味，并且行云流水，自由舒展，非常的中国，非常的个人。汪先生炉火纯青的语言风格，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就是请汪先生写的序。他的序写得非常好，除了奖掖后进，亦表示了他对废名一路孤独的文学的激赏同他对中国文学的期望。我在1985年第一次到北京参加文学笔会时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并当场作画一幅送给我。后来他作湘行勾留长沙，我又去看他，相谈甚欢。他是一位风趣的老头，善良、正义，并且淡泊名利。他身上有种传统的“士”的精神，他的人格同他的作品一样让人景仰。
我写过两篇人物印象记，一篇是《关于阿城》，一篇是《关于汪先生》，记叙了我对这两位我特别喜欢的作家的人与文的感受同印象。
E关于两个笔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很热闹，文学期刊亦热闹，因为那一时期，文学期刊发行量都还不错，有钱，所以常常办笔会，争夺作家及作品。这种争夺还不是市场化的表现，主要是想造影响，想团结好作家同发表好作品。那个时候，文学名家或小荷刚露尖尖角的文坛新秀，常常应接不暇，顾此失彼，一年里要参加好几回各地期刊举办的笔会。不过大多的笔会皆流于形式，游山逛水，诗酒风流，吃了玩了就走人。但也有少数笔会开得很认真，以文会友，如切如磋，总结得失，探讨前路，产生有意义的话题，以推动文学观念的发展。比方1983年的杭州笔会，就催生了日后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运动，而且也帮助马原这样的先锋作家得以发表了在当时很难发表的作品《冈底斯的诱惑》。我所参加的笔会中有两个笔会值得一提，就是1985年的《人民文学》北京笔会同1987年的《钟山》海南笔会。王蒙先生当《人民文学》主编时，力推新人，发表了当时许多文坛新秀的探索实验之作。如莫言、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崭露头角，皆与王蒙先生的鼎力推出不无关系。听说王蒙在当时是很有压力的。1985年，他组织了一个笔会，邀了我和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新秀参加，王蒙亲自主持座谈，与会者皆谈了创作体会同文学观念，有很多的碰撞与火花，形成了一种比较健康的讨论的氛围。我记得马原在会上还与王蒙就乞丐的主观感受，其实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氛围很民主，亦很学术。整个笔会，涉及的话题，无不与文学观念有关，而不像后来我参加的许多笔会，谈女人，谈是非，谈吃喝玩乐。那种严肃的文学探讨的氛围，至今难忘。它代表了当时许多新锐作家的创作状态，年轻、激情、严肃、认真、而且有抱负，有原则，有定见。1987年夏，前卫的《钟山》杂志在主编刘坪先生的主持下，在尚未建省的海南办了个笔会，邀了当时思想同创作状态特别活跃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李陀、陈建功、高行健、戴晴、史铁生、韩少功等，刘坪是一位思想很开明的长者，他手下有帮很有才干的编辑，苏童、范小天、傅小红等，把这个笔会组织得很活跃，李陀是个话题挑起者，一路上都在讨论作品同文学观念，热烈而真诚。而且刊物还很有创意地搞了个与会作家的对谈录，两人一组，就文学创作的观念同实践展开对谈或辩论，激发出一种有益的思想火花跟创作热情。在海边上的座谈会，每每都会起争论，面红耳赤，激越飞扬，这种深入而严肃并且真诚坦率的文学探讨，在如今的文坛已很难见到。当时讨论的话题同眼界，既有国内文坛的创作现状，亦有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非常广泛，亦很有高度。这是文学尚未商品化之前的盛会，之后，就风景不再了。
日月盐水豆
我儿时吃过很多有味的吃食，如今是很难得吃到了，比方，盐水豆。我外婆因是农村中长大，承祖训，修得来女人最大的妇德，就是持家，尤擅“衣食住行”里的“食”，即做得一手好饭菜，又养鸡养鸭，六零年过“苦日子”时，竟还在后屋里养过一头猪，使人人面有菜色的日子里我家比别人家多出几分鲜见的红润来。我外婆说：“有吃就是福。”又还有一门本事，就是闲来便给我们细伢崽制零食吃，免得我们找父母讨钱，鼻涕口水流一脸模样不好看。制得好的零食是盐水豆。
把黄豆洗了，置盐水中煮到微糜，沥干，拌以辣椒粉（又稍许甘草粉）以及紫苏叶跟干笋丝，于是取个竹篾大簸箕，摊在上头，拿筷子一粒一粒拨得匀匀爽爽，放到太阳下头晒，晒到豆皮起皱，仿佛全体思考哈姆莱特的那个人生大问题的苦恼模样，且内里豆肉硬硬的将干未干有嚼头，遂收拢来，装到一只泥陶小罐里，每在教育了我们一通细伢崽要听大人老师的话之后，便一人赏一把盐水豆，将指甲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