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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歌，是生命的大歌。湖南民歌，是生命的低回吟唱。
民歌的地域文化背景是它独特魅力的重要原由。西部的深沟大壑和荒凉不毛，产生大起大落、刚劲苍凉的旋律，就像屹梁梁上生灰灰菜一样自然。南方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产生委婉细腻、风吹细浪的谣曲，也是再合适不过。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歌，本来就和地域文化有天然的血肉关联，加上和当地地理地貌暗合的旋律特征，常常直接就触动到积淀在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情怀。湖南民歌旋律，没有大的起伏，但是常常曲里拐弯，风生水起。看似已到水穷处，忽然又见白云生。“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哼唱着这样的旋律，映现在心中的，是小时候走过无数次的在水田和树林中蜿蜒的小路，是缠绕在山洼和屋后明灭的溪流，以及发生在路上和溪边的零零碎碎的故事。可能是张先生讨学钱走过的路，可能是满妹子洗过菜心的小溪，可能是王婆婆骂过鸡的屋场。都是自己的祖上先辈世世代代、生生死死演绎过许多故事的地方。当柔荑一般弯弯曲曲的旋律，轻轻搔动内心深处那时间和生命的千百年沉积时，情感的涓涓水滴，就会慢慢渗透出来。
很多音乐家喜欢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创作一些“新民歌”。可惜他们借鉴了形式，却常常忽略了民歌的原始激情。这些新民歌在我看来，大多味同嚼蜡，苍白无力，没有感染力。正如梅花在妙玉的道观外风雪中是梅花。被宝玉枝折了插在闺房的玉瓶中，便成为一个文化的象征，一个附庸风雅的符号，而梅花的气韵尽失。
巴托克说：“一首农民歌曲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典范。”应该说，以方言为基础，以地域文化为背景的民歌，由当地歌手用方言演唱，那才是珠联璧合。那才是完美的艺术品。那才能够将民歌所蕴涵的复杂情感和藐远故事淋漓尽致、原汁原味地演绎出来。汉族歌手演唱蒙古的长调，对于长调所蕴涵的草原文化精髓，和那看似随心所欲其实一波一折都暗合蒙古民族情感律动的悠长唱腔，永远只能作皮毛的把握，即使是专业歌唱家。我的一个专业歌唱演员朋友向一位蒙古族歌手学唱长调。长调歌手说，我可以教你。但是你如果真正想唱好长调，必须到草原至少生活三个月。听了王向荣等民间歌手那野性粗犷的演唱，其他专业演员所演唱的陕北民歌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啊。李谷一明确地说，唱湖南民歌必须用湖南方言。“浏阳河”一定要唱成浏阳“ huo ”。这是深得民歌演唱真谛之言。试问不熟悉湖南方言的歌手，怎么能细致入微地体察与表达那与湖南方言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湖南民歌的颤音、下滑音以及其他什么音的微妙和美妙呢？这些微妙和美妙，对于别人只是平常的一个音节，对于湖南人来说，则是一只只柔软的小手，一次次挠着的是那一点乡思的痒处，牵动的是那儿时生活的遥远记忆，触动的是那积淀在意识深处的湖湘文化的深深根脉。
理论家关于民歌已经作了系统的研究，说了很多深刻的话语。但是理论永远不等于艺术。艺术的感染力必须来自艺术品本身。对于湖南民歌，作为聆听者的我们，我想，只须这样说就足够：
西部民歌，生命的慷慨大歌，以它的强烈情感之瀑将我们裹挟。湖南民歌，生命的低回吟唱，以它的款款深情使我们悄然泪下。
恐惧与希望
莫 言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
我出生在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在那里一直长到二十一岁才离开。那个地方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电，在没有电之前，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才点燃，平常的日子里，只能用油灯照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燃的。我曾经在吃晚饭时要求点灯，但我的祖母生气地说：“不点灯，难道你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吗？”是的，即便不点灯，我们依然把饭准确地塞进嘴巴，而不是塞进鼻孔。
在那些岁月里，每到夜晚，村子里便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老人们便给孩子们讲述妖精和鬼怪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似乎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有变化成人或者具有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老人们说得煞有介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这些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恐惧，又让我们感到兴奋。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许多作家，都从祖父祖母的故事中得到过文学灵感，我自然也不例外。现在回忆起来，那些听老人讲述鬼怪故事的黑暗夜晚，正是我最初的文学课堂。我想，丹麦之所以能产生安徒生那样伟大的童话作家，就在于那个时代没有电，而丹麦又是一个夜晚格外漫长的国家。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既不产生美好的童话也不产生令人恐惧的鬼怪故事。最近我曾经回到过故乡，看到那里的孩子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也是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面对着电视机度过他们的夜晚，我知道，鬼怪故事和童话的夜晚结束了，我小时候体验过的那种恐惧，现在的孩子再也体验不到了。他们心中也许同样会有恐惧，但他们的恐惧与我们的恐惧，肯定是大不一样的。
在我祖父母讲述的故事里，狐狸经常变成美女与穷汉结婚，大树可以变成老人在街上漫步，河中的老鳖可以变成壮汉到集市上喝酒吃肉，公鸡可以变成英俊的青年与主人家的女儿恋爱。这个公鸡变成青年的故事，是我祖母讲述的故事中最美丽也最恐惧的故事。我祖母说一户人家有一个独生女儿，生得非常美丽，到了婚嫁的年龄，父母托人为她找婆家，不管是多么有钱的人家，也不管是多么优秀的青年，她一概拒绝。母亲心中疑惑，暗暗留心。果然，夜深人静时，听到从女儿的房间里传出男女欢爱的声音。母亲拷问女儿，女儿无奈招供。女儿说每天夜晚，万籁俱寂之后，就有一个英俊青年来与她幽会。女儿说那青年身穿一件极不寻常的衣服，闪烁着华丽的光彩，比丝绸还要光滑。母亲密授女儿计策。等那英俊男子夜里再来时，女儿就将他那件衣服藏在柜子里。天将黎明时，男子起身要走，寻衣不见，苦苦哀求，女儿不予。男子无奈，怅恨而去。是夜大雪飘飘，北风呼啸。凌晨，打开鸡舍，一只赤裸裸的公鸡跳了出来。母亲让女儿打开衣箱，看到满箱都是鸡毛。——现在想起来，这故事其实很是美好，完全可以改编成一部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戏剧，但小时候，听完这个故事，却对鸡窝里的公鸡产生恐惧。在大街上碰到英俊青年，也总是怀疑他是公鸡变的。我的祖母还说，有一种能模仿人说话的小动物，模样很像黄鼠狼，经常在月光皎洁之夜，身穿着小红袄，在墙头上一边奔跑一边歌唱。这就使我在月夜里从来不敢抬头往墙头上观看。我祖父说在我们村后小石桥上，有一个“嘿嘿”鬼，你如果夜晚一人过桥，会感到有人在背后拍你的肩膀，并发出“嘿嘿”的冷笑声。你急忙转身回头，他又在你的背后拍你的肩膀并发出“嘿嘿”的冷笑声。这个鬼的具体形状谁也没有见过，却是让我感到最为可怕的一个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一家棉花加工厂里做工，下了夜班回家，必须要从这座小石桥上通过。如果有月亮还好，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我每次都是在接近桥头时就放声歌唱，然后飞奔过桥。回到家后总是气喘吁吁，冷汗浸透衣服。那小石桥距离我家有二里多路。我母亲说你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你的声音了。那时候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又哑又破，我的歌唱，跟鬼哭狼嗥没有什么区别。我母亲说，你深更半夜回家，为什么要嗥叫呢？我说我怕。母亲问我怕什么，我说怕那个“嘿嘿”鬼。母亲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人。”尽管我承认母亲讲得有道理，但每次路过那小石桥，还是不由自主地要奔跑，要吼叫。
我如此地怕鬼，怕怪，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也没有任何鬼怪对我造成过伤害。青少年时期对鬼怪的恐惧里，其实还暗含着几分期待。譬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能遇到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也希望能在月夜的墙头上看到几只会唱歌的小动物。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过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当然，作为一个人，我也肯定伤害过别人，让别人感到过恐惧。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更没有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力。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这些掌了权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富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让这些残酷行为合法化的是狂热的政治，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虽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二十多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余悸。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谄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就像我明知小石桥上根本没有什么鬼，但还是要奔跑要吼叫一样。
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得到食物和衣服。在那个年代里，我希望能得到人们的友谊和关爱。恐惧使我歌唱着奔跑，恐惧使我产生了千方百计地逃离封建落后的乡村的力量。我们希望人类永远地摆脱恐惧，但恐惧总是难以摆脱。在恐惧中，希望就像黑暗中的火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并使我们产生战胜恐惧的勇气。我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但由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不要根绝，因为，鬼怪故事和童话，饱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散文四章
何立伟
当时文学如皓月
——答王尧先生问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倾力投入文学创作，有幸亲历了中国文学彼一时的繁荣同热闹，且以一石一砖之微与当时众多中国作家一起共垒起新时期文学的一道难得的风景。现在回想起来，我个人当时的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学的整体繁荣进步，亦是值得总结与回顾的。因在我看来，正是有了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狂热，及由此提供的诸多思想资源与写作题材，才为以后的文学健康发展生成了许多新的可能。这之后，文学才有了明显的分流，作家有了明显的分化，作品立场亦有了明显的市场化同非市场化的分野。
还是让我们来回忆一些事情同经历。
A关于小说写作的本土资源问题
我在写小说之前曾写过一段时间的诗歌，而写诗之时我又读着小说，并暗自揣摩着我写小说的可能。我发现“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散文还好一点，诗歌，尤其小说，多半是模仿苏俄同西方的作品，从题材到思想，从文体到结构，从叙述方式到语言本体，无不同传统中国文学的审美情趣渐行渐远。朝好的方面来说这是一种文学的进步，“拿来主义”同“盗火”方式使中国文学同社会现实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于是文学有了批判的锋芒同反省的力量。且在这一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翻译体”的文体洪流。简单地说，外国文学的文体标准、思想力度以及审美方式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意境、诗学同文字趣味。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文学自“五四”发轫，方有了今日这番声势。但是从坏的方面来说这又是一场文学的破坏。中国文学传统中那种轻理而重情，空灵而有意境，讲感觉而重笔墨意趣以及伤高怀远将生命体验与历史浩叹融为一体的诗学审美弃之如敝屣，又很是叫人扼腕叹息。中国小说的本土资源仿佛成了一口枯井，不再有源头活水。因为写诗的时候我读过一些唐诗，尤其是五七言绝句，我突然觉得中国的小说，除了可以朝外“拿来”，亦完全可以从里“拿来”，比方元稹的《行宫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短短二十个字，有景有情，有史有人，山河惊变，却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