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帝国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将来中国在这些方面一定会胜过西
方。①
这些意见使人想起魏源在 《海国图志》中表达的思想（见第五章）。魏
源的意见不久被更多的实践所证实。恭亲王和文祥在1863年被李泰国的行为
弄得非常懊恼，李泰国无非是因为拥有几艘他答应用来攻垮太平军的炮舰，
就能对清廷的几位军机大臣大加嘲弄。尽管满人在传统上厌恶一切海上的事
物，但文祥似乎已下定决心：中国必须想方设法建立自己的舰队。②
满族领袖人物特别热心，因为在1863—1864年，李鸿章在江苏不仅雇佣
外国军官训练他的军队，而且还取得洋人的帮助来制造西式弹药。李鸿章的
这些活动使人感到，对于自强计划应有个长期安排。1864年年中，恭亲王和
文祥重申他们的观点：“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他们在奏
禀中推荐了李鸿章的事业，并建议选派旗军到江苏李鸿章的兵工厂见习。中
国应当利用目前的时机，“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
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恭亲王和文祥虽然仍未洞悉西方技术
的复杂性，但感到他们终于最后找到了中国对付外 国挑战的处方：“我能自
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
心……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①
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
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平静时期不同，这时各省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督
抚，此是反对太平军的战争所赐。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
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
问题。他们支持宫廷坚守和约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强的具体行动。
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国藩已从
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本人认为，湘军在湖南湖北地区获胜的部分原因是洋
炮的作用。在1860年，后来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联军的火力轻易地打
退了太平军，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860年12月，他虽然反对
俄国提供海军援助以镇压太平军的建议，但仍提倡“师夷智”，并且试图制
造西方枪炮和建造汽轮船。1861年8月当曾国藩支持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 第35—36 页。
② 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05、117、152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 —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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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强调必须学会在中国生产新军事装备的必要的技术。因此，必须“访
②
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 1861年收复安庆后，曾
国藩派了几个具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中国数学家到安庆的兵工厂，其中有华蘅
芳、徐寿和李善兰。
曾国藩的自强观点不只是单纯地采用西方技术。他经常反复强调他的观
点说，要安置“贤且智者”到成为武力基础的管理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视
自己倡导的关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主张。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术。1862
年6月，他的日记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
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①
1862年初李鸿章在准备援救上海时，似乎就已决定“用夷变夏……图在
②
复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
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
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
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
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用
西方武器来装备它的一部分部队，并且开始习西洋操练。李鸿章说：“惟深
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
增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鸿
章在上海获得的处理世界事务的知识，更加深了他的个人阅历。1863年他写
信给曾国藩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近几年来，俄国和日本已经获得了西方技术；他们的大炮和轮船也渐渐地变
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们与英法进行竞争。“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
③
长可自立。”李鸿章除了认识到中国军事上的弱点外，在与富饶的西方对比
之后，又痛感中国的贫困。他对洋人在条约商埠中所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
慨，因此认为自强是一个长期的需要。④
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根据他在上海的经验，
他多少已知道一些关于机器生产的复杂性及西方挑选和培养人员的办法。他
得出的结论是，自强需要调整中国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当他建
议在上海设立一所外语学校时，他还要求学校教授西方的数学和科学。1864
年春，他给恭亲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条他称之为变法的建议。①
李鸿章抱怨在政府的从事制度中强调文字之学。其结果把军事交给了一些未
受过军事知识训练的人，而这些人与上流人物一样蔑视技术。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
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
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47、53 页。
① 引自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32 年文献概览》，第62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第9 页。
③ 引自《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 页；又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
杂志》，30 （1970 年），第15、32 页。
④ 同上，第18—19、30、37—42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4—10 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70—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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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者已数百年。
李鸿章还指出，中国还因学识与技巧之间缺乏配合和协调而吃尽苦头。
“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
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李鸿章推测欧洲在这方面的制
度则不然，在那里据说机器的发明者一定会得到当官的荣誉：“（在西方）
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
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
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技术的精神很使李鸿章感动。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经把
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国内安装。
如果东海彼岸的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 它的政策，难道中国就不应该改一改
它的政策？李鸿章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
他建议朝廷在用人时采用新政策，其办法也许是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
应试者另设新科。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
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
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
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
创办江南制造局（1865年创立）。他在一份关于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详细
地谈到了机械对民生所作的各种贡献。
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
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
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①
左宗棠 （1863—1866年任闽浙总督）也持有李鸿章关于自强的一些观
点。他直到1862—1864年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当时他在浙江指挥
反对太平军的战役，并且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
的援助（见第九章）。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
和火药武器的知识。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国人的劝告，他建议
北京采用西方的技术，特别应采用造船的技术。西方的大炮并没有使左宗棠
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援助他的那支法国人训练的军队，没有英国
人和常胜军所拥有的、并为李鸿章目睹的那种现代化大炮。但他对轮船在
1864年收复杭州的战役及以后两年对沿海海盗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非常欣
赏。
象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
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
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
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
①
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左宗棠从
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1866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
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十五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 第34 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 第2 — 4、10—13 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
第8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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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
郭嵩焘与冯桂芬
自强运动的发起是由于中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开始认识到中国有此需要，
但它的意义在地位较低的人 （这些人充当高级官员的顾问，并且对后者有一
定的影响）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在咸丰时期，翰林院的一名学者郭嵩焘（1818
—1891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他在二十
四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
“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
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
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 实。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
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1856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
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广州的
战斗开始后，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1847年已进入翰林
院）。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
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调
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
之方，不当与称兵。”1859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
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①
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1862
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
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
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1809—1874年），
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
学，一直到1860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
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
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
亟需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
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
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在过 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
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
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
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
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