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的较重要的建议也未被最讲经世致用的学者们予以认真采纳。②
当冯桂芬和陈澧在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方面发生分歧时，活到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的曾国藩却信奉另一学术重点。甚至在忠君之士中，他晚年也看到
过丑恶，还被迫作出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他又恢复了原来的
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
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
属地位。1869年8月他任直隶总督时，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劝学篇，示
直隶士子》，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一、经过
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二、考据；三、辞章；四、经世致用之学（经
济）。但曾国藩着重指出，一定要把个人以全部才能献身于维护“伦纪”的
行动看得比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更重要，而这种献身行为只有通过立志和居
敬，通过履行程朱的修身之道才能做到。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
乎其中矣。”陈澧主张通过汉、唐、宋代的注疏研究经学；曾国藩则不同，
他宁取朱熹的注疏以及这位圣人自己的哲学著作。但他不反对那些服膺朱熹
学说的人去搞考据或辞章，也不反对为此目的而去研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他认为这两书合起来能提供经世致用之学的详尽
①
无遗的明确知识。曾国藩与冯桂芬不同，他的战时经验使他深感在固有制度
范围内进行调整有着局限性。因为这个制度实在根深蒂固，以致它有了礼的
神圣性质。但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清帝的支持，清政府的措施毕竟全力以赴
地使湘军和淮军取得了胜利。曾国藩只有赞助把原来的政体全部保存下来的
一途。
根据这种情况，芮玛丽的卓见仍会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正
是她最终论定，清代的中兴体现了“重新强调中国传统制度有效性的最后一
②
次巨大努力……这个时代的伟人们看到了正在扩大的阴影中的胜利”。早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旧秩序在江苏、山东和直隶等省已经明显地恢复。苏
松太地区的“大户”继续逃税；衙役们又活跃于山东，又在包揽税收和中饱
浮收；连直隶省在内的小绅士都感到进一步获取举人功名无望，就充当包税
人或搬弄是非的讼棍或讼师，与衙役或相勾结，或相倾轧。新的大规模叛乱
没有再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已经拥有西方武器的许多省的勇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3 第1428 页，1862 年11 月8 日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3 第7 页。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5 第17—18 页。
② 但熟识冯桂芬的丁日昌在1868 年曾奏请专门开科考试法律，以征召新胥吏，并应准许有功名者应试；丁
日昌：《丁中丞政书》，卷5 第20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第57—58 页；《书札》，卷32 第29—32 页。
② 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 年版序言第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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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营，甚至重新受训练的绿营军。同时，由于王朝加紧对官员人事的控制，总
督和巡抚曾因设法改进吏治而扩大自己在任命地方官员的作用方面的灵活性
越来越受到限制。大半辈子搜罗“人才”的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之前哀叹，
随着大部分地方恢复了和平，日子比较好过了，可是能够激励真才实学的挑
战也不常见了。他说：“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需援资按
②
序，各循常调。”虽然仍须把曾国藩的一生视为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经世致
用之学的胜利，但他的成就实际上是由于清帝在战时给予的支持和灵活性才
取得的。由于传统价值标准的影响，忠君的士大夫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得不
满足于清帝所给的回旋余地。这一事实对冯桂芬等人所提改革根本制度的建
议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少数人虽然把注意力转向国际关系和设法获得他们所
认为的那种西方强国的秘密，但是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限制。
（杨品泉译）
① 洛日乌斯基：《1863 年苏松太减赋问题及其后果》，第245—248 页。《大清德宗实录》，卷12 第6 页。
《山东通志》，卷81 第2565 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册第342 页。参阅《曾文正公
全集·杂著》，卷2 第68 页。钱鼎铭：《钱敏肃公奏疏》，卷4 第1 — 2、22 页；卷6 第23、26 页。
② 引文载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 册第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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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理论：对自强运动的早期倡导
1860年和约签订以后，中国的国际处境整个说来虽然更坏了，但由于同
治时期镇压了叛乱，清代又得以延续了半个世纪。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政治家
们不会轻易地忘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这一耻辱。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
代中期，日本的兴起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场对外战争。这
段间隙的和平时期使清政府有机会为准备将来抵御列强而积蓄军事和财政上
的力量。这种力量对维持国内秩序当然也是可贵的。
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
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
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为此目的就提出了许许多多方案，但并非每个建议都是
付诸实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议都是成功地得到贯彻的。不久，“自强”一词
就变成与其说是一个号召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个用来
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总的说来国内秩序维持下来
了，许多地区性的暴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但中国在1894—1895年中
日战争中的战败，表明这一被称做是防御外国列强而制订的政策是失败的。
虽然如此，以自强的名义作出的一些革新确实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成果。
新政策必然导致对传统的经世致用说的背离；追求“富强”的行动逐渐压倒
了儒家偏重德政的传统。当然，所采取的妥协性措施从来没有达到引起制度
方面重大变革的程度。但是新知识和新看法传了进来，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官
制度没有变化，但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材提供了某些机会（虽然机会
是偶然的，而且为数很少）。大力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不但出现在身
负要职的政治家之中，而且还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开明知识分子之中。
自强一词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它是清朝新的
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强调要与欧洲列强妥协，接受条约制度。虽然主要的
重点放在与列强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国自己的力量仍被视为有助于维护
这种和平的局面。但是，下述公式化的论调也太简单化了：既然欧洲各国的
军事力量看来是依靠技术强大起来的，那就应把采用这种技术视作根本的任
务。可是，在那些议论这件事的官员和学者之中，对以下两个问题也存在着
不同的看法：一是为了利用西方技术，中国需要做些什么；一是在固有的制
度中进行的调整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恭亲王和文祥
在北京，自强的主要倡导者是两个负责与欧洲侵略者办交涉的满族官
员。长江下游的主要地方官也持有他们的观点，并且这种观点至少在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得到了京师官员——包括御史和翰林在内——的支持。
恭亲王和文祥首先认识到中西方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过谨慎
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强烈地感到，西方列强通常能够信守条约。“自
换约以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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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1860年危机时任兵部尚书、同时又
是“主战派”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持这一观点。沈兆霖也对英法联军占领
北京后没有为所欲为的事实所震惊。他们“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
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②
恭亲王和文祥还意识到欧洲人显然对清王朝多少怀有好意，并且可以使
之为清王朝所用。从1860年起的三年中，上海之所以免遭太平军的侵扰，部
分地也要感谢英法联军，1862年初，恭亲王决定“借”外兵帮助镇压太平军，
并且扶植洋人率领的常胜军 （见第六和第九章）。洋人还帮助管理海关；海
关为清政府提供了战争的军费。
北京领导人从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中找到了暂时的好处，但他们认识到仍
需要一项更积极和更长远的政策。1861年初，他们把这一政策概括成“自强”
一词。他们坚决主张，外交只是一种缓和的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探
源之策，在于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
③
逆则可以有备。”毫无疑问，建议训练新满军主要是为了对付当前捻军叛乱
者对直隶省的威胁。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到英法战争，祸患频仍，使他们
懂得内忧外患是“互相为用”的；而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造成的困难尚
无结束之望。象翰林院编修赵树吉等朝廷命官也有着这些忧虑。他在 1861
年初的一分奏折中警告说，与夷人商订的协定是靠不住的，确保未来安全的
唯一办法在于“寻求自强之术”。赵树吉希望有一个努力恢复元气的真正行
动，他说：“诚能日夜祗惧，奋发有为，使天下晓然知圣意之所在，将智者
效谋，勇者毕力；则是秋间一变，乃天所以甚彼族骄悖之疾，而警我数十年
因循之弊，因灾而致福，化弱而为强，此中国无疆之庆，非彼族之利也。”①
当恭亲王和文祥强调需要训练军队时，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军队
的质量，而在于他们手中的武器，这样想也许是不足为奇的。1860年西方的
火力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从此他们着了迷的想法是：只要有几艘
炮舰，就能轻而易举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要塞。这个想法就导致了命运不
佳的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计划（见第九章）。清廷接受了英国人关于由他们
提供训练使用新式滑膛枪的军事教官的建议，于是在1861年末批准了一个在
天津训练几百名官兵的计划，其中包括从北京选拔的旗人军官。文祥自己参
加了组织北京神机营的工作，此营不用外国教官，使用了一些俄国在 1862
年送给清廷的武器。②
下一步不仅是使用西方的枪支和炮舰，而且要在中国制造这些武器。甚
至在1860年和约谈判期间，法国已经建议要帮助中国铸造大炮，但恭亲王和
文祥却怀疑欧洲人竟会如此爽快地让人分享他们力量的秘密，不过他们确实
③
也鼓励过曾国藩和薛焕考虑建立新兵工厂。新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并不一定比
有些低级官员更富于想象力，这可从1861年11月御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
折中得到证明。魏睦庭指出，正是因为欧洲人对贸易的兴趣大于侵占领土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第18 页。
② 沈兆霖： 《沈文忠公集》，卷1 第16—19 页。参看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起源》，第215—216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 第11 页。
① 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9—40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 第16 页；《同治朝》，卷25 第1 — 2页。
③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3 页；参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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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所以才有此良机，即他们不仅教中国操作他们的大炮和船舰，而且允
许中国人象彼得时代的俄国人那样学会制造武器和造船的技术。魏睦庭认
为，被大吹大擂的欧洲武器技术毕竟是中国自己的遗产。他的论调典型地代
表了以后三十年许多中 国作者的论调，即：把火药传到欧洲的是元代的蒙古
人，虽然它已在欧洲得到很大的改进，以致于“奇巧百出”。
魏睦庭要求中国重新学习它已经遗弃的技术。归根到底来说，汤若望和
南怀仁曾被允许在北京铸造枪炮，并且西方武器对伟大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
军功也作出了贡献。所以魏睦庭认为，所幸的是，由于西方国家渴望在中国
国内安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的市场，所以它们的侵略意图得到了缓和。大清
政府应该开始制定一项计划，即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制造枪炮和战舰。由于忠
于帝国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将来中国在这些方面一定会胜过西
方。①
这些意见使人想起魏源在 《海国图志》中表达的思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