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亲自参加战斗。海明威在战争中极为机警，也非常适应各种各样的战斗，他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和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经验。海明威随美军一起登上了欧洲大陆，亲自率领一支法国反法西斯的游击队，随美军一起攻进巴黎。随后又进攻德国，在美军横扫欧洲的战斗中，海明威携带武器，始终在前线部队中战斗。对于海明威在炮火中显示出来的非凡的恿敢精神和在枪林弹雨中满不在乎的情形，美军第四师第二十二步兵团的指挥官查尔斯·特鲁曼·拉纳姆（海明威和他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评价道：“海明威有一颗狮子的心。在战争中他是第一流的战士，但在和平时期却很惹人厌恶……他是个无所畏惧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无数美好的生命，摧毁了无数代表古老文明的建筑，也摧毁了海明威与马莎的婚姻。马莎是一位典型的女强人，她聪明、能干，她不愿意受名人丈夫的支配，努力保持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独立性，甚至在事业上和海明威竞争。海明威是大男子主义者，要求妻子依附自己、顺从自己。两个个性很强的人的婚姻，注定是短命的。1945年，海明威和马莎离婚，不久，他与玛丽·韦尔什结婚。她陪伴海明威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我也是必须那样生活的——要么就不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实实在在地过着名人生活。和百万富翁一起钓鱼、打猎、漫游欧洲大陆，寻找过去美好的年华，参加重要的文化活动，接受各种报刊、杂志记者的拍照和采访。住在各式各样的豪华饭店里，享受年轻美貌的女人们的崇拜，频繁地与各种风格的年轻女人调情，不断地为新闻界制造一些花边绯闻，为了自己和玛丽的荣誉，向“诬蔑”、“诽谤”者提出挑战或接受挑战，用拳斗或手枪的决斗来捍卫尊严与荣誉。此外，作为一名冒险家，经常因意外伤害和病痛进出医院的大门。
自从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发表之后，海明威足足有十年之久没有出版长篇小说。或许是《丧钟为谁而鸣》的巨大成就压迫着他，使他害怕损害了自己“文学英雄”的形象，不敢轻易提笔，或许是战争破坏了他的写作计划。不管因为什么，海明威确实是歇下来了，没有了新的勤奋写作的计划，以至于某些心怀恶意地人指责海明威沉湎于钓鱼、打猎、喝酒、调情之中，在家里拿枪的时候比拿笔的时候还多。
为了重振在文坛的雄风，海明威恢复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然而，沉默十年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过河入林》（1950），却出人意外地失败了，这部海明威小说中最涉及个人、最有启示性的书，实际上是《永别了，武器》的翻版，只不过是拙劣的翻版而已。两部小说的背景都是放在意大利；两部小说都是辛酸地描绘海明威的战争经历；两部小说都是批评英雄气慨的价值；两部小说里的士兵都逃避到浪漫的环境里去；两部小说里的爱情都是作为战争的补偿；两部小说里都有一个理想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情人。
《过河入林》出版后，遭到了评论界几乎是毁灭性的抨击。十年了，评论界耐心等待着海明威又一部伟大作品的问世，但海明威让他们失望了。批评家们发现海明威在小说中“纵容自己露骨地自怜和露骨地自大”。在激烈的批评声中，马克斯韦尔·盖斯马尔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文章比较中肯：
这是一部不幸的小说，不论哪一个尊敬海明威的才华和成就的
人来评论它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这不但是海明威最糟的一部小
说，也是集他所有以前著作中坏的一面之大成，从而对未来投下了
阴影。这本书太可怕了，事实正是如此，它自有其病态的魅力，……
这部小说的意识形态背景是“真实风流韵事”、“超人”和“最后
边界”的混合物。
海明威从一开始他的文学事业，就对评论界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在他看来，赞颂似的评论是没有意义的，即是好的评论也令他反胃。而攻击性的批评更使他感到受了伤害，并且怒火中烧。在勤奋地建立自己的文学王国的同时，他始终自认为是自己作品的最权威的批评家。他曾经傲慢地宣布，“我一直认为评论家阉割了艺术”，“所有评论都是狗屁”。评论界对《过河入林》的指责。实实在在地激怒了海明威，以至于和许多朋友翻了脸。
真正使海明威在文坛上恢复光荣，恢复文学英雄形象的，是稍后不久出版的《老人与海》。在给出版社编辑华莱士·迈耶的信中，海明威自己承认：
从策略上讲，现在出版它可以使我摆脱批评界说我作为一个作
家已经完蛋了的这种局面。它可以摧毁批评界说我除了写自己和自
己的经历外什么都不会写的这种论调……我对什么都不出版这种
情况已经厌倦了。别的作家还出版一些短小精悍的书，而我好像不
应该写这些，只能写辉煌的巨著，挤入到《战争与和平》、《罪与
罚》的行列中去，否则别人就要认为我是个懒汉。
海明威的自信是有充分理由的。《老人与海》确实把文学界对海明威的批评一扫而光，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这部朴素的小说完完全全摒弃了女人，描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老渔民 （桑提亚哥）与大马林鱼之间壮丽的搏斗，主人公高尚的生活理想和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反应了人类生存的实际状况。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载它的《生活》杂志售出了五百三十万份，单行本的第一版就印了五万册，在畅销书单上保持了半年之久。原来痛骂《过河入林》的评论家们，回过头来热情地赞美《老人与海》，称它为“海明威从未写出过的最佳小说”，“不论在哪里，这本书都被称为是经典著作”。总之《老人与海》使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相信，“海明威的艺术，当它是艺术的时候，是绝对无与伦比的，他毫无疑问是本世纪美国小说的最伟大的名匠。”1952年5月，《老人与海》获普利策奖，这个奖还是当年授予《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而为他所拒绝的。
《老人与海》恢复了海明威在文坛上的光荣，也使他对自己的体能、运动技巧和狩猎本领有了年青时一样的充分自信。1953年6月24日，也就是获普利策奖后的一个月，海明威一家乘“弗兰德”号轮船从纽约出发，经潘普洛纳、马德里、巴伦西亚、巴黎、马赛，到达肯尼亚，海明威渴望在狩猎中找回威风凛凛的感觉。在途经西班牙的时候，一群又一群的崇拜者总是包围着他，人们把他当作文学大师、名人和恩人来对待，因为他的《太阳照样升起》、《午后之死》给西班牙带来了无数的旅游者，使斗牛这项血淋淋的运动成为西班牙最吸引人的旅游资源。
海明威的这次狩猎缺少了值得夸耀的东西。成名后开始酗酒，自高自大起来的海明威，没有达到画报、新闻界为他设计好的狩猎英雄形象的标准。为了逃避不光彩的打猎成绩，他沉湎于返祖的尝试。他把头发剃光，用长矛打猎，把自己的衣服染成马萨伊人服装那样的铁锈色，并痴迷地向一位浑身散发着“营地臭垃圾味道”的非洲黑女人求爱。这次非洲之行中最糟糕，也是最有新闻意义的事件，是海明威夫妇在1922年1月23日、24日两天连续经历飞机失事的灾难性事件。当美联社、《纽约每日镜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它各大报向世界悲哀地宣布海明威死于空难的消息时，他忍受巨大的伤痛，以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再一次乘飞机出现在内罗毕机场。由于连续两次从毁灭性的空难中死里逃生，使得海明威传奇更加具有神话般的魅力，也极大地巩固了他坚不可摧、永远不死的硬汉子形象。
从非洲返回哈瓦那不久，1954年10月28日，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飞机失事带来的伤痛，使他无法接受去斯德哥尔摩的邀请，但他送去了一份简短的发言稿，请美国驻瑞典大使在授奖仪式上宣读。这份颇有见识的讲演，还没有摆脱飞机失事带来的灰暗的心理，其中谈到了文学事业的艰难和个人的孤独：
写作，充其量也只是个孤独的生涯，各类作家组织减轻了这种
孤独感，但是我怀疑它们是否改进了作家的写作。他增加了知名
度，摆脱了孤独，却往往降低了写作的质量。因为他只是孤军作战，假如他是个好作家，那就必须每日都面对永恒，否则他就不够格。
海明威一生中曾经多次获奖。1941年11月有限版本俱乐部授与他金质奖章，1953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4月获美国艺术学会勋章。出于不喜欢太正式的仪式的性格，这些授奖仪式海明威一律没有参加。然而在古巴的几次仪式他倒是全部参加了。1947年6月在美国大使馆接受青铜星勋章（这是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地记者所作出的贡献），1952年接受古巴的荣誉勋章，1954年接受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勋章，1955年11月17日接受圣克里斯托巴勋章。
海明威在古巴名气很大，仿佛他是古巴国王似的。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他，并且叫他“爸爸”。海明威对古巴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以至于在1958年12月底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后的十多个月中海明威依然留在古巴，并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对新政权的支持，他说：“至今为止这是场非常纯洁和美好的革命，当然我不知道它将会如何发展。但是我希望能达到最好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正如我们在成立西班牙共和国时所希望要达到的目的（西班牙共和国却未能达到）他们都做到了，我希望一切能往好里发展，那些被枪毙的人罪有应得。”同时，卡斯特罗也表明了对海明威的好感，他告诉记者：“我们把《丧钟为谁而鸣》带到山上去。它教会我们怎样进行游击战争。”1960年5月，卡斯特罗在一次钓鱼比赛中获胜，海明威给他颁了奖。1960年2月，他甚至邀请前苏联贸易部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眺望农场作了两小时的访问。不过，在他颂扬卡斯特罗，吻古巴国旗，接待米高扬的时候，他的美国朋友们非常伤心，有的甚至同他断绝了关系。1960年7月，在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全面恶化之后，海明威终于离开了古巴，迁回爱达荷州。作为一名爱国主义作家，海明威特别看重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和应尽的义务。
1959年，海明威并没有亲眼看到卡斯特罗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古巴政局剧烈动荡的时候，一位移居西班牙的美国人，邀请海明威到他的庄园来度过“危险夏季”。这位美国人叫比尔·戴维斯，是海明威的崇拜者，海明威亲昵地称其为“我的黑鬼，我的奴隶”，他自己则自称“光荣的唯唯诺诺的人”。在西班牙，海明威为自己安排了六十岁生日的盛大宴会，朋友们从美国和欧洲各地纷纷飞来，参加这次在美国住西班牙领事馆举行的宴会。就在热烈、狂欢的气氛下面，就在玛丽全力组织海明威生日宴庆的时候，海明威制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婚姻危机。老海明威爱上了一位十九岁的爱尔兰少女——瓦莱丽·丹比—史密斯，并成功地使这位迷人的黑发美人成为自己的情人。凭藉着温顺、服从、容忍、大度，玛丽才得以维持自己的婚姻。
海明威生命中的最后八年，是一个身心崩溃的过程。早在1954年，小说家诺尔曼·刘易斯在海明威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遇到他时，就感觉到：“他有了名……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可怜的一个人了。”无数次意外的事故和疾病，摧毁了他坚强的体魄，体重下降、皮肤病、酒精中毒、视力衰退、糖尿病、可疑的血色素沉着病、阳萎、高血压、肝炎、肾炎等等，多得让人吃惊的疾病恶魔一样地缠绕着他，摧垮了他生存的意志。1960年11月30日，海明威飞往明尼苏达的罗切斯特 （玛丽的故乡），住进了梅奥诊所的圣玛丽医院。然而，痛苦的电震疗法和心理治疗，既没有治好海明威身体上的疾病，也没有治好他心理上的疾病。对此，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马莎·盖尔霍恩表达了亲朋好友们的一致看法：“梅奥在海明威治疗上犯了极大的错误。”
身心疲惫的海明威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他身体虚弱，满脸病容，充满了可怕的幻想和恐惧。1960年6月，他悲哀地感慨：“一个人所关心的是什么呢，维持健康，好好工作，同朋友们共吃同饮，在床上过得愉快，这些我都没有。”作为硬汉子，海明威有自己的生活准则，那就是骄傲、独立、强有力地生活，“我就是那样生活的，我也是必须那样生活的——要么就不活。”在《老人与海》中，他表达了同样的生活信念：“一个人能够被毁灭，但决不能被打败。”尽管几乎拥有了一切：朋友、女人、财富、诺贝尔奖，但此时的海明威失去了高大强壮的身体、无与伦比的运动能力、文思泉涌的创作才华。海明威需要的是尊严、光荣、强健有力地活着，他不能丢掉“硬汉子”形象，不能容忍自己的软弱无力，不能容忍别人的同情、怜悯和救护，于是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当他已不能让人当做厄内斯特·海明威看待时，他只好选择死。”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醒了，大约七点钟左右，他从地下室里拿出英国制造的博斯猎枪和一箱子弹，然后上梯子回到门厅里，无比冷静地把两颗子弹推进弹舱，把枪管含在嘴里，有他那只写下了大量不朽巨作的手，在一生中最后一次扣动了扳机。
爱达荷州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全球各地的文学界、新闻界和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读者，都表达了对这位世界文坛巨人的最真诚的哀悼。这枪声结束了美国文学史上的海明威时代，也为多姿多彩的海明威神活写下了最壮丽的一笔。
她们都可爱
海明威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