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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永别了，武器》赢得了几乎广泛一致的赞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午后之死》引起的却是激烈的争论。这部小说出版于1932年9月23日，是介绍西班牙文化，特别是介绍斗牛的经典之作。斗牛作为一种非基督教、充满血腥味的暴力表演活动，本身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午后之死》尽管第一次就印刷了一万多册，（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它对斗牛的欣喜若狂的吹捧，惹恼了反对斗牛的人，引起了评论家的严厉批评。他们指责海明威在这本“斗牛指南”中，塑造了一批狂妄自大的粗俗莽汉，这些人以他们男子汉的气概和睾丸的大小去衡量别人。最恶毒的批评来自马克斯·伊斯门，这位早在1922年在热那亚就认识海明威的文人，攻击海明威对斗牛时那种野蛮、卑鄙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形的嗜好，是“少年传奇式的热情奔放和伤感”，他进而谩骂海明威性无能，海明威的文学风格是“人们也许会称之为胸前戴着假汗毛的文学风格”。海明威对此怒气冲冲。1937年8月，海明威在帕金斯的编辑部偶然遇到伊斯门，立即展示了自己多毛的胸部，并用拳头狠狠地教训了这个“令人作呕”的“下流家伙”。
严格地讲，海明威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所以我生活过得愉快，我热爱我的妻子和孩子，热爱海洋，热爱读书和写作，热爱一切美好的画，与此同时，也欣赏酒吧生活和妓女，乐于承担责任，支付帐单等等混合在一起的其它各色各样的乐趣。”成名后的海明威竭力使艺术和运动融为一体，使作家敏锐的感觉、洞察力和刚勇的运动技巧融为一体，使孤独的自我和公众心目中的文学英雄融为一体。或许是为声名所累，在自己的私生活成为新闻界和公众所关注的中心以后，海明威性格中消极的一面开始作怪，他大势渲染、夸张了以往的生活经历。他夸夸其谈，爱摆架子。为了满足人们对他的最高期望，他为自己编造了许多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传说和神话，而且他自己似乎也相信这些传说和神话，以至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海明威隐藏到了那神话般的海明威形象的巨大的阴影里。他为自己取了“爸爸”这个绰号，而且很乐意让人们这样称呼他。当然，自高自大的海明威也意识到了编造谎言带来的巨大危险，意识到了有负众望的状况，他为此坦率地对朋友说：“我只愿作为一个作家，而不要被认为是一个打过仗的人、酒吧间的打手、枪手、恶作剧者或者酒鬼。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并希望别人这样评价我。”
在基韦斯特岛上的海明威，除了勤奋创作、在公众和新闻界面前塑造文学英雄形象、编造海明威传奇之外，也经常去华丽的酒吧间大喝特喝走私的威士忌酒，在一群又一群的崇拜者中间侃侃而谈；频繁地外出旅行，包括重返巴黎和马德里，寻找昔日的友谊和欣赏斗牛。然而，最令海明威着迷的是海上钓鱼和非洲打猎。
对海明威来说，近海钓鱼已经不过瘾了，他所喜爱的，是自己驾船去深海垂钓。1934年5月，海明威有了自己的渔船“皮拉尔”号，此后，他更加热衷于邀请朋友们一起坐着他的船去捕鱼。他捕鱼的范围从基韦斯特一直延伸到驾快艇的有钱人能够达到的任何地方。尽管有的人心怀恶意地嘲笑“厄内斯特只不过是一个渔贩子”，但海明威的钓鱼技巧还是很不错的，每次出海，他都能有所收获，有时甚至是满载而归。最让他得意地是，他在墨西哥湾流中发现并捕获了大马林鱼。
到非洲打猎，是海明威狩猎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也是他童年的梦想。尽管到非洲去不像自己驾船出海一样轻松和容易，但他还是实现了这一梦想。1933年8月，揣着波琳的格斯舅舅慷慨提供的两万五千美元，海明威夫妇踏上了远征非洲丛林、沙漠的征程。途径马德里、巴黎、马赛、赛得港、吉布提、亚丁，12月8日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在一位白人猎手菲利普·珀西瓦尔（他曾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起打过猎）的陪同下，海明威的非洲之行战果辉煌，他在非洲呆了七十二天，一共打死三只狮子、一只野牛和二十七只其它动物。不太美妙的是，正当海明威在非洲原野上大展雄风，显示男子汉力量的时候，严重的阿米巴痢疾击倒了这位猎狮英雄。最厉害的时候，他一天大便一百五十次，大肠拖出体外三英寸长，得用肥皂洗后托回体内，每天屙出的血将近一夸脱。最后，由一架私人飞机把他从狩猎地的帐篷里接回内罗毕，才使他免遭魂归非洲大地的厄运。
去非洲之前，海明威写下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于1933年10月结集出版，名曰《胜者无所得》。一般认为，这是海明威三个集子中最糟糕的一个。书中的主人公都是下层人物，如士兵、妓女、罪犯、斗牛士之类，主题则是重复过去的那一套：梅毒、卖淫、斗牛、尸体、死亡、离婚、绝望、发烧、阉割等等。
从非洲回来之后，海明威出版了《非洲的青山》，和《午后之死》一样，这本书的焦点也集中在人物、自传性的回忆、片断的议论和一些外部事物上。这本书带来的批评多于肯定。直到稍后发表的同样反映非洲狩猎生活的 《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才为海明威恢复了最优秀作家的声誉，并为他的第一次非洲之行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们已经提到过，海明威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他的每一部优秀作品，都意味着他生活中一位新的女性的出现。这时的海明威，接连发表的三部作品《午后之死》、《胜者无所得》、《非洲的青山》，尽管销售量可观，但评论界的喝彩声却寥寥无几，这似乎意味着海明威身边的女性将发生更替了。事实上，海明威夫妇赴非洲打猎时，他在基韦斯特岛上的情人珍妮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因跳楼自杀未遂而摔断了自己的脊背。陪海明威去非洲，正是波琳为恢复夫妻感情所做出的可贵的努力。然而，波琳的努力成效不大，珍妮也因种种原因而惹怒了海明威，以至于感情破裂。那么，将要出现在海明威身边的新的女性是谁呢？
海明威有一颗狮子的心
这位新的女性名叫马莎·盖尔霍恩，她身材颀长苗条，金发碧眼，性感而又略带娃娃气。这位聪明而又野心勃勃的记者、作家，在精心而巧妙的策划之后，成功地得到了海明威的爱，并进而取代波琳，成为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
海明威和马莎的爱是和西班牙内战分不开的。1937年到1938年，海明威以“北美报纸联盟”记者的身份，曾经四次去烽烟弥漫的西班牙，总共逗留了大约八个月。
西班牙内战一爆发，海明威就表明了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派的厌恶，他甚至把这种观点毫不掩饰地写信告诉了墨索里尼的无耻的追随者庞德。在西班牙，海明威慷慨大方、勇敢无畏，为共和派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也为自己赢得了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的真诚的赞扬。当他忙于报道围攻马德里之战时，认识了曾是荷兰共产党党员的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写了电影剧本《西班牙的土地》，并和伊文思合作，拍成了纪录片。影片在当时是很成功的。1937年7月8日，已经回到美国的海明威特意从基韦斯特飞到华盛顿，和伊文思一起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放映了这部片子。
写完《有的和没有的》（这是海明威以美国为背景的唯一的长篇小说）之后，1937年9月初，海明威第二次奔赴西班牙。当佛罗里达旅馆遭到炮击的时侯，海明威写下了他唯一的一个故事片剧本《第五纵队》，讲述了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故事。潜伏在马德里的法西斯的秘密同情者，准备帮助正在攻打马德里的四个法西斯纵队。1938年1月，气急败坏的波琳到西班牙把海明威拉回家，为弥补夫妻感情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海明威不情愿，他还是在家中呆了一段时间，当然，破碎的恩爱之情再也弥补不好了。1938年 3月到5月，海明威第三次去西班牙，报道埃布罗三角洲的战役。1938年11月，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第四次去西班牙，亲眼目睹了巴塞罗那陷落的局势。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海明威就迫不急待地开始写作《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海明威最终和波琳分手。于是，他又有了一位年轻的新婚妻子——马莎·盖尔霍恩，又有了一部才华横溢的佳作——《丧钟为谁而鸣》。小说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是双重性的：一是销售量，出版五个月就售出了五十万册；一是评论界，多数批评家热情地欢迎此书出版，认为它恢复了海明威在文坛上的声誉，恢复了读者和评论界对他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 《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后，发生了两件饶有趣味的事。1941年4月，普利策奖委员会一致推荐该小说为当年美国最佳小说，却被极端右倾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否决，因此，当年的普利策奖没有颁发。6月，一个叫约翰·德·蒙蒂霍的人控告海明威的小说抄袭了他的一个电影剧本的内容。虽然最后海明威胜诉，但整个诉讼过程让海明威恼火透了。
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他每换一个妻子，就要迁居一次地方。他和阿格妞丝的爱情游戏结束，与哈德莉结婚后，他们迁居巴黎。后来，他和波琳迁居到了基韦斯特。这次，他和马莎一起搬到了古巴哈瓦那附近的眺望农场。在古巴，海明威所交往的不再是作家、编辑、记者，而是一些喜爱户外运动，有一技之长的硬汉子。其中有高贵的闲人，也有一般的水手。他们热衷于狩猎、钓鱼和坐在酒吧间里喝酒闲聊。
在经历了婚后两个月的感情纠葛之后，海明威与马莎终于从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因为中国之行让他们比去西班牙更兴奋和激动。马莎和海明威一样，向往冒险和旅行，她愉快地接受了为《矿工》杂志赴中国战场采访的任务。海明威则是为 《太平洋邮报》撰写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判断中日战争如何影响美国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1941年2月1日，海明威夫妇乘“马松尼亚”号从旧金山出发，到火奴鲁鲁后，改坐飞机到香港。在香港的一个多月中，他们意外地遇到了老熟人，蒋介石的连襟，中国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在奥伯林读大学时，就认识了海明威一家。3月25日，他们踏上了中国大陆，从广州到韶关、桂林，再到重庆，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旅程。在重庆，蒋介石夫妇接见了海明威夫妇，并请他们吃了一顿午饭，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秘密会晤了他们 （马莎称周恩来为“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唯一真正的好人。”）。海明威的中国之行并未像他的西班牙之行一样导致大量作品的问世，除了给《太平洋邮报》的报道外，他没有写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有两点还是值得海明威夫妇骄傲的，一是预言战后共产党将在中国取得政权，一是预言日本将向美国开战。
海明威迁居古巴之后，似乎江郎才尽，文思枯竭了，整个四十年代，他都没有发表什么有影响的作品（1940年的《丧钟为谁而鸣》除外）。在古巴，他远离了文学界和文坛上的朋友，远离了文明生活和现代知识的启发，远离了文化、政治和经济现实。《丧钟为谁而鸣》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包袱。他觉得这部小说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害怕自己再也写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而读者和整个文坛又对他抱有极高的期望。这一切使他特有的创作天赋和感觉受到了压抑，他不敢随随便便地写一本小说，深恐使自己的崇拜者们失望。写不出东西来的懊丧，马莎时常离家去外地采访带来的孤独感和感情纠葛，像硫酸一样腐蚀着硬汉子海明威的心身。除了钓鱼、打猎、到酒吧间狂饮之外，最主要的解脱办法就是热情地投入到战争中，在战争中显出自己的价值。
战争开始时，海明威就改装了自己的游艇，把它当作反潜舰只，带着美国政府配给他的武器，在大西洋上搜寻德国潜艇，并准备随时与那些被跟踪、发现的潜艇作英勇的搏斗。后来，海明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建立自己的间谍组织和情报网，收集有关岛上亲纳粹分子的情报，发现并揭露德国间谍。海明威精心挑选的业余情报员一共有二十多位，他们中间有牧师、侍者、渔夫、妓女和酒鬼。海明威的谍报工作虽然得到了美国驻哈瓦那使馆的大力支持，但成绩甚微。而且联邦调查局也看不起海明威的工作，认为他所提供的情报要不就是毫无价值，要不就是不符合事实。联邦调查局甚至在胡佛的授意下建立了海明威档案，审查他的“共产党倾向”。只是因为马莎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亲密关系，以及顾及到海明威在美国国内和古巴的巨大声誉，联邦调查局才没有触动海明威，只是和这头“离群的野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时，海明威在古巴极得人心，每当他开车经过街道时，人们都会夹道欢呼，仿佛欢迎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似的。
当美国海军把德国潜艇从古巴海面上清扫干净以后，海明威驾着游艇在古巴海面上的勇敢巡逻已经失去了意义。于是他把战争热情转向了欧洲。1944年5月，海明威到达英国，同马莎一样为《矿工》杂志提供战争报道。
海明威的战地报道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主要是来自他的名气而不是报道文章本身，事实上，海明威并不特别在乎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亲自参加战斗。海明威在战争中极为机警，也非常适应各种各样的战斗，他有第一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