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能照顾自己，饱受疾病折磨。在一项研究中，医生发现无家可归者受到平均有八九种不同疾病的侵袭，一个纽约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诊所的医生们发现，1982～1988年间，43％的病人结核病检测呈阳性。最近，难以医治的结核病在无家可归者中呈扩散趋势，他们的健康引起大家的强烈关注。
抵制治疗给社区造成了更大伤害，圣·弗朗西斯之家就是一个证明。它是一栋位于曼哈顿的房子，弗朗西斯·坎斯把它作为全部是单人房间的旅馆，为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服务。一名兼职护士和一名社会工作者以及一些志愿的兼职精神病医生提供帮助。斯坦恩住在这里，他圆圆的脸，很机敏，三十来岁，兴奋的表情很感染人，他急于告诉你所有像他一样的人需要的是一些好的工作训练项目。如果你在其他地方遇到他，你也许会相信他。在这儿，他焦虑不安的眼光让你停顿一下，当他解释说像他这样的中西部人认为他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而不是有病的表现，你知道他需要的不是训练。
我见到他一年半之前，一个精神病援助项目成员发现斯坦恩住在纽约“河边公园”桥下，一点也不兴奋或吸引人，他用无数层的外套和帽子遮挡着世界的敌意。经过六个月缓慢地百般劝说，他从地洞搬到了办公室；又花了更多时间诱导，说服他看精神病医生。之后在服用抗病药品后，他的状况稳步改善。他的主治精神病医生说：“他脱下层层衣物就像他在除去精神病一样。”对他和对一般精神病患者一样，治疗不是折磨，而是提供急需的帮助。
确实，他仍不完全健康。确实，像多数住在圣·弗朗西斯之家的人一样，很多时间斯坦恩在附近的破败地方闲荡，搜寻空罐头瓶。他不是你将选择的生命，但至少是一个存在的人，远比他被救时的类似动物状态好得多。
在被救之前，困在衣物和帽子中的斯坦恩最直观、最令人同情地反映了无家可归问题。像斯坦恩这样的受病痛之苦、受到惊吓、需要帮助的精神病人正是我们讨论帮助无家可归者时，多数人脑海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浮现出的那些人。这个群体的许多人已经不住院治疗，绝大多数在1975～1987年间出了院。被收容的精神病人数下降了86万人，无家可归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但也许数量更多的是年轻的精神病重症患者，由于公民自由律师取得了成功，他们从未接受过诊断或药物治疗，更不用说住院治疗了。他们服用大街上垂手可得的毒品或暂时丧失幻听的烈酒，常常致使病情加重。
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共计10万～15万，是可以得到帮助的，斯坦恩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清楚的是，把无家可归支持者兜售的公共住房项目作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第一号方案将不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好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自由主义“革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的残破的精神健康保健体制，尽管政府年度精神健康支出达170亿美元，但从未到他们手中，他们需要能起作用的精神健康保健。
像圣·弗朗西斯之家这样提供治疗和监督起居的志愿机构，提供了一个范例。每位入住者每天只需14或15美元，很便宜，外加一周药费5美元。全美789个社区精神健康中心，重新确定实现最初目标的方向后，加上受到生气勃勃的救援项目的支持，能够照顾多数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可以获得药品，不用住院。仍然开业的州立医院可以长期或定期治疗那些需要住院的病人。
无家可归与自由密切合作
州立医院是基本机构。如果它们在“让精神病人出院”之前常常缺乏人情味，则应当改革而不是废除它们。今天，他们应该多样化：建立监督起居设备、附设门诊精神健康诊所，利用已有的器械和人员。所有的公共精神健康机构，不是让病人陷入无人看管的境地，而是需要形成网络，密切合作。
但是，文明社会如不对不循规蹈矩和发疯之间作出艰难区分，对那些自由地忍受幻想或真实的病痛折磨的人不进行强制照顾，这些都无法实现。最起码“危害自己或他人”模式需要务实应用，而不是今天不切实际地坚信大街上狂放不羁的堕落是宪法保护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不是60年代的街头青年，那些人坚持拥有敲着不同鼓点前行的自由，蔑视哺育他们的中产阶级常规。他们并没有勇敢地生活在“甲壳虫”乐队“为何我们不在路上做？”歌中呼喊的60年代自由之外。
如果还需补充，对“危害他人”和“危害自己”部分，现实主义需要有更明确的看法。忽视不仅是不人道，有时很危险，因为没有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比起理智健全的同胞犯罪更多，更带有暴力犯罪倾向。犯罪的精神病人和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经常是同一类人，这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出结论。40％的无家可归者蹲过监狱，是犯罪而不是流浪原因入狱，因为有关流浪的法律时至今日实际上从未生效。如果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美国人中属于无家可归的超过受到机构照顾的而让你忧心，你也会因他们中入过狱的和在公共精神病人收容所的一样多而忧心。
与其在监狱和大街上来回穿梭，这些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不是更好吗？当然，如果达到那些律师创造的非自愿收治标准，在他们得到医治以前，我们不必等他铸成错误，乃至流血，那就更好。
我记得精神病专家富勒·托里说的“带把斧头走在大街上的显然患有精神病的妇女”。托里根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长期经验，要求华盛顿警察收押她。“他们拒绝了，”托里在《无处可去》中写道，“他们说她有斧头，但她没有用斧头做任何事。”
我记得德伯拉·桑切斯说的那名男子。1986年的一个春日，桑切斯正带着小孩坐在上曼哈顿地区一个公园的椅子上时，看见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尖叫着，大踏步朝椅子这边走来，他朝她和孩子们尖叫，叫嚣要杀人。小孩受到惊吓，桑切斯问正好路过的警察这名男子是否应被带走。“不，”警察回答说，“这些来自无家可归收容处的家伙无害，不用担心他们喊叫。”
一个月后，桑切斯在纽约的一份报纸头版看到了那个“无害”的尖叫者：他在斯塔腾岛渡轮上用刀杀死二人、伤了九人。几天前，在他胡言乱语说上帝和耶稣命令他准备杀人之后，精神病医生把他定为妄想狂。医生没有收治他，相反在他服从幻觉的命令的两天前放了他。
我记得那名极高、干瘦的男子，他几个月来在我卧室窗外大街上夜夜尖叫。他的四肢和躯干像螺栓连起来的机器部件而不像有血有肉，弓着腰一颠一颠地像是一把折刀在迷恋一副骰子。他爱午夜左右开始尖叫，声音似古希腊传令官斯泰托耳那样洪亮，丝毫不差地传达着仇恨和攻击。尽管他的话言语不清无法分辨，但他的尖叫让人心惊肉跳。如果你在睡觉，他惊醒你。他惊醒你的孩子，让他们心惊胆战。他一边尾随着过路人，一边朝他们尖叫，声音响彻半个街区左右。他朝他们挤弄着扭曲的怒容。
接着，他开始推搡过路人，几乎是以拳相向。一天我看见他朝一个正在街角和女朋友手挽手的年轻人走去，一把揪住他的隐私部位。警察常常被人叫去，他们会把他拖到街角或街区尽头十分钟，偶尔他们带他去见医院的精神病医生，那些医生一两个小时内就把他放了出来。
一天晚上，我在走路，看见警察把他捆了起来，塞入巡逻警车去医院。也许他们向医生描述他推人和抓人并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想到，也许他们甚至提到释放斯特塔腾岛渡轮凶手的那家医院前一天被一个行业机构训斥并罚款？我从未再次看见（感谢上帝）或听说过他。但这是六个月来晚上的夜间巡视之后。我从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医院只向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发布信息。
我也记得乔伊斯·布朗的荒诞故事。她幻想自己爱上了当地一个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后，称自己为比列·伯格斯。1986年末，当时39岁的布朗住在曼哈顿第二大道边一个供暖炉上。几乎有一年时间，她朝路人尖叫，嘴里说的全是下流话，特别是过路男子也像她一样属于黑人时，她就会尖叫，说下流话……
像在帕普罗纳勇敢斗牛一样，她跑进第二大道中央在车辆间躲来躲去。她身上的臭气难闻得让你掩鼻。她对着化学银行的墙上撒尿，展开一个纸巾，带着所剩无几的优雅，卷起来围在身上。她在人行道上大便，让银行的看门人从工作一开始就清扫。她乞讨到25美分，她会生气地将发善的人误赠的纸币撕成条或烧了。据报道，有一次她攻击一位施舍给她一美元的老年男子，拳头雨点般朝他头上砸去。另一次，她诅咒一名黑人男子并朝他摆屁股，遭到最惨的一次殴打。
无家可归与自由全职秘书
她生长在新泽西州一个努力工作的家庭，自中学开始她遇到了很大麻烦。18岁时，她沉溺于海洛因和可卡因。她因有海洛因被判罪，还有一次因攻击行为而入狱。她编了一份警察记录，记载着她受到盗窃罪、毁坏财物、扰乱安宁的指控。30岁时，她就有幻听、自言自语并冲着人尖叫的怪异行为，但她仍然在新泽西州一个市政厅做全职秘书，直到1984年她因怪异行为被解雇。她的薪水支票以及后来丧失能力的保险金几乎全用于支付毒品开销，而不是房租。1983年被逐出家门后，深受其苦的姐妹们养活她，最后她们也放弃希望，把她赶了出去。此后她转向无家可归收容处。
在第二大道，她引起了当时的纽约市长爱德华·科克的注意。纽约是对极端行为习以为常的城市，纽约市收押前不要求须具备危害自己或他人的标准，而要求危害必须是“近在眼前”。科克试图将标准放宽到“在可见的未来造成危害”，他记起看到乔伊斯·布朗，想到她可作为检验新标准的首例。纽约市一机构在预定时间把她带到白立弗医院，一名精神病医生让她入院。
她仍然还有理智，她不失时机地把电话打到纽约公民自由联盟。
在她的收治听证会上，专家作证说布朗精神严重失常，受到专家支持的市政府争辩说她危害自己，将慢慢死于自我疏忽。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用不同眼光看待她的困境。该联盟认为，她是一个城市企图掩盖自己失败的住房政策的牺牲品。她的惟一失误是：冒犯了市长逢迎讨好的纽约有产者的美感。
不正常？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专家要求证据。不正常的不是乔伊斯·布朗。出租车司机不也在大街上撒尿吗？哪一部现代电影没有脏话？抗议者不烧钞票吗？就像布朗，假定她以同样的方式抗议物质主义者的美国的压迫，象征性地烧美元纸币。当布朗关注的不是她脑子里的声音而是其他时，她采取了冷静明晰的立场。她宣布自己是“职业”街人，出色地确保了自己的福利。
法官是曾为穷人奔走的前法律援助律师。他发现精神病专家的证词互相抵销，但布朗自己泰然自若的行为促使他释放她，她对他人或自己不构成危险，而且“不是不能够照顾自己的基本需要”。他注意到，她以及很多像她一样的人的问题必须归咎于不道德的住房政策。他很虔诚地断言：“责备和羞辱必须附加在我们身上，而不是他们。”
布朗最终被释放，拥入纽约公民自由联盟律师怀抱的那一天，她不停地重复，就像她研究过托马斯·萨斯和公司似的，“我不疯，我是无家可归者。我是政治犯。”上了几场电视脱口秀的一个月后，她成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无家可归危机：街头观点”论坛的客座演讲人。“我们需要住房、住房、更多的住房，”她宣布，“我惟一的问题是我没有地方住，那是城市的错误。”不到两周后，她又重返街头，继续尖叫和乞讨。很清楚，能付得起的住房的缺乏与她此次或其他时候流落街头没有什么关系。
缓慢地死于自我忽视？“不是不能照顾她的基本需要”？等一下。当然这不是问题的要害。事实是这位女士是个公共威胁。她整天尖叫构成扰乱安宁罪，她经常淫荡地暴露自己构成犯罪，她用身体骚扰路人也是犯罪。她把大街变成了厕所，违反了城市规章。用刀杀死同胞不是危害他人的惟一方式。你也可以对确保我们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日常法律和法规置若罔闻。不难理解警察为何不把乔伊斯·布朗或我那窗户底下的尖叫者送进监狱，而把他们留在那里。他们是疯子，不是罪犯，警察不愿把神经失常当作犯罪的做法并无不当。神经失常要求的是治疗，不是惩罚。
“自由是奴役”是小说《1984年》中极权主义的呼喊，但且听听公民自由活动分子以自由的名义攻击对精神失常的无家可归者的就医和治疗，你听到“奴役是自由”的信息。自由若被疯狂、被失去理性奴役，失去作为人类自由基础的理性，自由不成了在大街上胡言乱语、随地大小便、疯子不接受治疗那样让人害怕吗？这样的自由难道不是一个可鄙弃的观念吗？无法理性选择的人必须给予选择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对公民自由所宣称的一个残酷反讥吗？
令人难堪的是，公民自由论的拥护者所说的无家可归和自由——不只是考虑疯癫的无家可归者而是泛指的无家可归者——令人沮丧，几乎不合常理。他们对什么使自由成为可能的看法如此蠢钝，以至于他们所说的自由正不断地削弱着自由的根基。举例来说，公民自由论者发起的运动，要建立无家可归者在公共场所诸如公园、火车站和地铁站睡觉、乞讨、生活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或约翰·密尔在曼哈顿地铁站能从一群充满威胁的无家可归者中穿过吗？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能在日益肮脏的中央候车室向远处眺望吗？如果他们不对那儿展现的被扭曲的希奇古怪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