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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本来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大约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写道：“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汉武帝时代所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有学者称此为“偶像伤害术”。《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中，说赵姨娘买通马道婆“暗里算计”凤姐和宝玉，就使用了这种巫术。马道婆抓了银子，收了欠契，“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地教他道：‘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做法，自有效验。’”马道婆做法果然有效验，“只见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随后，“宝玉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登时园内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后来，“他叔嫂二人愈发糊涂，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浑身火炭一般，口内无般不说。”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曾经写到这种巫术形式在近世民俗中的表现：“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做法诅咒后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
“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汉代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西汉后宫盛行“巫蛊”的情形，可以通过汉武帝许皇后的事迹得到说明。）
汉代宫廷中“巫蛊”事，以民间巫术的兴起为背景，同时又助长了神秘主义意识在社会礼俗中的渗透。
汉武帝晚期“巫蛊之祸”的发生，因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案拉开了序幕。
征和二年（前91），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又派人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并且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甘泉宫驰道埋偶人（颜师古注：“甘泉宫在北山，故欲王皆言上也。刻木为人，像人之形，谓之‘偶人’。”），祝诅之言十分恶毒。于是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整个家族都被处死。《汉书·武帝纪》记载：“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死。”数月之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因为巫蛊罪行处死。
第三部分巫蛊之祸（2）
汉武帝病重时，江充奏言皇帝的疾祟在于“巫蛊”，于是汉武帝以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率领胡巫掘地寻求偶人，逮捕施行巫术的嫌疑人，严加拷问。有人说，他们挖出来的偶人，常常就是他们故意预先埋设的。他们逮捕所谓“夜祭祠祝诅者”，也往往是由胡巫以酒洒地，伪造现场。按照颜师古的分析，是“（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所以少傅石德在劝太子刘据起兵诛江充时说：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公主及卫氏亲族都因此致罪，现在又有胡巫和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是胡巫事先放置的，还是真的就有，根本无以自明。
《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载：江充主持查办“巫蛊”案，预先体会汉武帝的疑心，称宫中有蛊气，进入后宫以及朝廷最高执政集团办公地点，到处挖掘，甚至御座也被破坏。据说他们在太子宫“掘蛊”时，真的找到了6个针刺桐木人。江充肆无忌惮，似乎事先得到了汉武帝的某种明示或暗示，所以敢于在宫中“掘蛊”，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
当时汉武帝患病，在甘泉宫避暑休养，长安只有皇后、太子在。太子刘据处于极被动的形势下，召问少傅石德，石德说，巫蛊大案，可能是江充等人有意制造，现在圣上住在甘泉宫，但是皇后及家吏请问都没有回音，至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猖獗，太子难道忘记了扶苏的教训吗？（秦始皇东巡途中去世，赵高、李斯、胡亥发动政变，伪造秦始皇遗诏，逼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使胡亥得以取得帝位。）石德用秦公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刘据于是终于下决心起兵杀江充。征和二年（前91）七月壬午这一天，派宾客以使者身份收捕江充等人。又向皇后汇报，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于是斩江充示众，又将胡巫烧死在上林中。
一直被看作温良敦厚的刘据，这时候显示出了英雄气概。
面对政府军的进攻，刘据动员数万市民战于长安城中，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巫蛊之祸”爆发。
当时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又具体指示：捕斩反者，根据功过，自有赏罚；以牛车作掩护，避免短兵相接，力争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不要让反者逃出。
汉武帝迅速回到长安，停住城西建章宫，下诏调集三辅近县兵员，亲自进行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大战五日，死者数万人。太子兵败，出城东逃，在追捕中自杀。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统治晚期发生的一场特别剧烈的政治风暴，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严重的政治危机。
“昭宣中兴”的奠基人
汉武帝在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之后数日，严厉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请罪，汉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狱惩处。夫人回头还顾，汉武帝则厉声喝斥道：快走，你别想再活着了！
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钩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作了简单的标识。传说“殡之而尸香一日”，殡殓之后，她的遗体整天散发着香气。
第三部分钩弋故事
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出身于河间。汉武帝巡狩经过河间的时候，望气者说，云气显示，此地有奇女子。汉武帝于是急令使者召见。
面见皇帝时，这女子两手握拳，汉武帝亲自为她展开指掌。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
“拳夫人”进为婕妤，居于钩弋宫，大受宠爱。太始三年（前94）生了皇子刘弗陵。刘弗陵号“钩弋子”，据说怀孕14个月才临产。汉武帝说：听说古时帝尧14个月才出生，今钩弋子也是同样。于是宣布将刘弗陵所出生宫殿的宫门改名为“尧母门”。
后来卫太子刘据败亡，而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多有过失，宠姬王夫人的儿子齐怀王、李夫人的儿子昌邑哀王都过早去世，而钩弋子年五六岁时，健康聪明，汉武帝常说“这孩子像我”，又感念他的出生与众不同，心中十分喜爱，有心立为太子，只是因为年幼，担心即位后女主专恣扰乱国家政治，长期犹豫不决。
汉武帝临终时，确定以少子刘弗陵为继承人，这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然而，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却因此被逼身亡。
帝位继承问题，是汉武帝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时刻苦心思虑的政治难题。
卫太子刘据被废后，一直没有再立太子。而燕王刘旦上书，愿放弃其封国入长安在汉武帝身边担任宿卫。汉武帝明白其政治企图，大怒，当时就在未央宫北阙将其使者处斩。
汉武帝居住在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背负少年周成王的画面。于是左右群臣知道了汉武帝有意立少子为继承人的心迹。此后不过数日，汉武帝所宠爱的钩弋夫人即死于云阳宫。
钩弋夫人之死，体现出汉武帝作为一位强有力的帝王，其谋虑之深远和手段之毒辣。
据《史记·外戚世家》中褚少孙的补述，汉武帝在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之后数日，严厉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请罪，汉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狱惩处。夫人回头还顾，汉武帝则厉声喝斥道：快走，你别想再活着了！
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钩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作了简单的标识。传说“殡之而尸香一日”，殡殓之后，她的遗体整天散发着香气。
其后汉武帝闲居，问左右说，对这件事，人们有什么议论吗？左右答道：人们说，将立其子，为什么要除去其母呢？汉武帝说：是啊，这确实是一般人不能明白的。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事件吗？
历史学者禇少孙于是感叹道：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贤圣”，“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后人定其谥号为“武”，岂能是没有根据的！
帝王心态，果然狠忍异常，所谓“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以致如此，足见政治人出于政治目的，可以表现出个人情感的严重异化。
有人批评汉武帝的这种做法“违天理而拂人情”（〔金〕王若虚《君事实辨》），以为既不合天理，又背离人情。也有人说，“武帝此举，残忍不经，殊非正家裕后之义。”（〔明〕张宁《读史录·武帝》）如此残厉的作为，是无从为后世宗族树立典范的。汉武帝对钩弋夫人的手段，固然对维护汉家天下的大局有利，但是对钩弋夫人本人来说，实在是残忍无情。专制帝王薄情冷血的心性，因此暴露无疑。然而也有人站在维护汉王朝政治统治的立场上看待“武帝此举”，竟有肯定的评论。如元代文名甚盛的张养浩，就有《吕后》诗：“妇人阴类狠淫俱，故德元勋半坐诛。钩弋后来非命死，茂陵刚断古今无。”作者自注：“惜高祖不诛此妇也。”以刘邦不诛吕后致使功臣多遇害，对比汉武帝的“刚断”，也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历史认识了。
据说汉武帝内心依然思念钩弋夫人，为她专门在甘泉宫修筑了一座通灵台。经常有一只青鸟往来台上，一直持续到汉昭帝即位的时候。唐人张祜《钩弋夫人词》因此写道：“惆怅云陵事不回，万金重更筑仙台。莫言天上无消息，犹是夫人作鸟来。”其中“惆怅”二字，似是诗人想像的帝王心态。也有人说，汉昭帝即位后，改葬其母，打开棺椁，只有丝制的鞋履依然存留。这样的传说，暗示钩弋夫人已经仙化。
元人杨维桢《咏女史·钩弋夫人》有这样的内容：“婕仪未换母仪尊，闻道君王已寡恩。太子宫中无木偶，可无鞠域到尧门。”诗句指责“君王”的“寡恩”。明人沈德符《天启宫词八首》其八写道：“六宫抆泪但吞声，后命何须罪有名。钩弋竞传尸解去，圣人依旧戏昆明。”则表露出某种批判的意味了。所谓“钩弋竞传尸解去”，说到了棺中“但存丝履”的传说。
第三部分武帝的临终遗诏
河西地区的戈壁荒沙之中，往往在汉代人的居址附近，可以发现当时书写文字的残简。在这些残断的木片竹片上，有时可以发现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1件七面棱形觚，前半部分是一篇诏书的抄件，计133字：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有学者分析，这可能是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临终遗诏之一。大意是说：朕身染重病，势将不起，希望皇太子今后能够谨慎使用皇天赋予的权力，较朕在位时更加善待百姓，赋敛有度，接近贤能，集合才士，遵奉名教，躬行祖制，靠自身的道德和才能管理天下。秦二世自取灭亡，又使先祖的帝业走向崩溃，这一教训应当牢记。
诏书中又多感伤之词，如“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出自一位一生都勇健豪放、自信有为的雄主之口，体现出任何人在步履生命末途时都难以避免的凄切哀怨的心态。
汉武帝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虽然考虑许久，但是最后的决策，其实是比较仓促的。他同时指令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田千秋并受遗诏，辅佐少主。
一个新的政治结构，在汉武帝的谋划下建立了起来。
历史进入汉昭帝时代，发生了一些转折。
宋代学者钱时在《两汉笔记》中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武帝好大喜夸多欲之主也。一时人材纷然猬集，凡有以中其欲者，皆得而从臾之。”认为汉武帝好大喜功，多欲有为，又特别喜欢听赞美顺从之辞。所以许多人迎合汉武帝的心理，所提建议都能落实。方士致力求仙，江充大治巫蛊，都是由于迎合汉武帝之心，导致了行政原则的不确定。“东飘西泊，泛泛然如风萍之在江湖，略无主宰，良可悯笑”。政治的失误，往往留下笑柄。但是，晚年汉武帝对身后政治结构的设计，却表现出异常的清醒。“身后之谋，先事而定，所见卓然，断不他属。”看来，汉武帝确实是一代英主，“于此见帝天姿本高，从前浮念，至是扫灭，而真见特达乃如此，汉祚之所以未艾欤！”汉王朝的统治之所以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