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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他说：“有机氟化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国内刚刚起步，高等学校尚是空白。你现在已经涉足这一领域，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你学成以后，回来继续领导学校的有机氟化学研究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有机氟化学和有机氟工业作出贡献。”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习计划，通过学校报送到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
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于是，我和高伟商量，准备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何况我们都已超过了结婚的年龄。
我们结婚的时间定于1961年元旦，这不仅是一年之始，而且还蕴涵着我们人生的一个新起点。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证只能购买两斤用麦芽糖做的黑色糖球，区区数量根本招待不了宾客。我的同事很为难，他拿着已签字购买过糖的结婚证，在黄昏时再次到供销合作社，他略施心计，用手指捏住了签字的地方，售货员没有看出有诈，又签了一回字，所以又购得两斤糖，同时，我们俩从自由市场上买回了十几斤白萝卜，煮了一锅萝卜汤。这虽不成敬意，但对于当时处于饥饿的人们，能喝上一碗萝卜汤，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这样才应付了那个喜庆的场面。
婚后我如期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紧张而又十分艰苦的培训生活。
北京留苏预备部是隶属国家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领导的，其日常教学工作和生活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管理。20世纪50年代最兴盛时期，每年都有数千名留苏预备生来此接受培训，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到我们这一拨时只有120多人，很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少了。
我们120多人来自全国各条战线，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进修生（时间1~2年），有的是实习生（时间36个月）；年龄相差也很大，有的大学刚毕业，而有的年近半百；俄语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已具有初步四会的能力，而有的还要从启蒙开始。根据入学测试的成绩，共分6个班，我分在一班，被选为班长。
我是准备到苏联攻读副博士研究生，除了学好俄语以外，还必须学习两门政治理论课，一门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门是《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这两门理论课的学习，是根据中苏两国交换留学生协议安排的。按苏联研究生学位规定，申请副博士学位者，必须修习以上两门理论课，成绩在3分以上，如果在中国修习和成绩合格者，苏方承认成绩，学习者可以免修。这样可以把在苏联学习时间从四年减少到三年半，以节约国家对留学生学费的支付。
那时学习俄语是十分枯燥的，几乎没有任何电化教学设备，也很少有图文并茂的原版参考书，教材是北外俄语系教师编写的，印刷的纸质也很差。每天上午上4节课，有文法、听写、会话等，下午是自习和做作业，每周有一个晚上放苏联原版电影，这既是我们练习听力的好机会，也是我们仅有的娱乐活动。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肉食1斤，鸡蛋1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应也是限量的。粮食品种是搭配供应的，杂粮占70％，面粉20％，大米只占10％，这就苦了我们这些吃不惯杂粮的南方人。那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是家里寄粮票支援，有的到自由市场买高价粮票，有的到副食店买高价免证食品。 尽管如此，由于营养严重不足，难于维持紧张学习所需要的能量，所以有不少学员患了浮肿病，还有少数得了慢性肝炎，不得不被迫终止学习。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经过长期的磨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时间的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12月中旬，培训任务结束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俄语读、听、说、写四项成绩均为5分（苏联是五级记分制，5分是最高分），是全班为数不多的获得全优的学员之一。在政治理论考试中，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经典选读》也同时获得了5分。这成绩是与课任教师的教诲分不开的，也是我那一段刻苦学习的记录。
结业考试后，留苏预备部领导宣布：“鉴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至今对我派出留学生计划未作答复，因此大家回原单位边工作边等候通知，一俟苏方的通知来了，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的。”出人意料的是，我却被留了下来，成了那一批人中惟一的幸运儿。我被告知：“你的申请计划已被苏方接受，正式录取为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而且年后要尽快动身赴苏，需马上作好出国准备。”事情来得如此的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时间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新婚的妻子高伟赶到北京为我送行。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因为那时国内生活水平还很低，只有出国留学生才能穿得上由国家配给的毛料衣服。按标准国家为每一位公费留苏学生配制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个帆布衣箱，以及其它限价、限量购买一些衣物和日用品。对于我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由于苏方取消了派遣计划而滞留下来。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将就罢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高伟来京短暂的探亲时间转眼飞逝而过，在我离京的头一天，我给高伟买了一张回汉火车卧铺票。我宁愿送别她，也不愿让她目送我远行，这样也许会使她心里好受一些。
一切准备就绪了，整装待发。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第一列宁大街30A号
1962年2月10日上午9时，我登上了北京——莫斯科1次国际特别快车，告别了高教部和苏联驻华使馆派出的为我送行的代表。列车在汽笛的轰鸣中徐徐地启动了，透过明净的车窗，我向祖国首都告别，渐渐地那一排排老式四合院在我的眼帘下消失了。列车不断地加速，我的心跳也在加速，随着这列车驶向远方。其时正值严冬，我要去的地方比北京更寒冷，据说冬天经常是零下50度的气温。那是一个冰的世界，雪的海洋，对于一个生活在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人来说，我真怀疑能否适应那寒冷的气候。
此时，中苏论战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严冬一样，也降到了冰点。
国际列车是全软卧式的，条件相当舒适，我一个人住一间房，略感寂寞。于是，随着车轮的咔嚓声，我的思想也随之震荡起来了。自从我接到苏方的录取通知，我的思想上一直迷惑不解，我想了很多的问题：在中苏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为什么取消了那么多留学生计划，而惟独接受我一人呢？我所去的单位是一个新兴学科研究所，有不少科研与国防任务有关，为什么不对我保密呢？苏方会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呢？我去了以后能学到东西吗？我会不会变修呢？我越想越感到惶恐，不知此去是喜是忧，只能走着瞧吧！
次日下午约3时，列车驶入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我们被请下了列车，到中国边防站办了出境手续。然后，我们步行跨过边境来到苏联一方的边境站后贝尔加湖，依序办完了入境手续。据说，中苏两国的铁轨不同，中国列车驶入苏联境内，需要作技术上的处理方可在苏联的铁路上行驶。跨过了边境，我们就算是出国了，并开始了在苏联境内漫长的旅途生活。
列车朝目的地不停地疾驶着，沿途只有大站停靠，也偶尔有一些苏联公民上上下下。列车上的生活单调而优裕，我感到最大的实惠是吃饭不再定量了。每日三餐，早餐有牛奶、鸡蛋、火腿、面包，敞开供应；中晚餐也是西餐，菜肴有牛排、鱼、狮子头等，主食有面包和米饭，任选不限量，饭后还有水果、咖啡供应。这无异于贵族式的生活，兴许是沾了出国的光，这与在留苏预备部里过的“瓜菜代”（以南瓜、青菜代替粮食）式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哪！
透过车窗向外遥望，远近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一眼望不到尽头。从列车身旁逝去的城镇、农庄和一排排的白桦树，完全处于银装素裹之中。早就听说西伯利亚辽阔宽广，当我置身其中之时才领略了它的浩瀚，火车居然疾驰了5天5夜还未走出它的疆域。在列车所经过的道路和车站，很少看到有行人，只看到扫雪机、推雪机在不停地工作，机械化的文明管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7天7夜的行驶，于2月17日上午10时，列车终于抵达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的一名代表来车站接我，向我寒暄了几句欢迎的话，我也用俄语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前来接站的还有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张瑞昆，我们一起乘坐苏联科学院派来的汽车，来到位于第一列宁大街30A号留学生宿舍，我被安顿了下来。
这栋宿舍原来是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专用宿舍，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在此居住的中国学生由数百人减到目前不足30人。当年暑假又有近20名毕业生回国，留下来学习的人连我在内不足10人。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个学生会，一个是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会，另一个是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会，它们都归属于中国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领导。此外，在留学生中还建立了相应的党团组织，自从中苏关系恶化以后，留学生中的党组织已转入“地下”，留学生均不能暴露党员身份。留学生对外联络，包括与苏联官方的交涉和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联系，一律以学生会的名义进行。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在老同学的带领下，我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国际合作部办理了注册手续，填写了有关的表格。接下来的两天时间，老同学带我熟悉周围环境，了解乘车、购物、买书、寄信等日常生活的一些常识。俗话说：“出国问禁，下乡随俗。”现在，我初来乍到莫斯科，既要防止违禁又要适当随俗。老同学们向我介绍了中苏论战的情况，苏联老百姓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莫斯科社会治安情况，以及苏联人的风俗习惯等。他们特别强调说，在与苏联人交谈时，切忌询问他们的年龄、婚姻、工资等。苏联人喜欢年轻，尤其是女性，在商店买东西时，你即使遇到的是老太太，但只能称呼“姑娘”或“小姐”，而不能叫她老太太，否则你会遭白眼，甚至不卖东西给你。
在获得这些有益的告诫以后，我适当地添置了一些生活用具，便开始了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尽管莫斯科室外的气温是零下50多度，但是宿舍、实验室、商店、汽车、电车和地铁里都有充足的暖气，丝毫感觉不到寒意，所以我很快适应了这“冰雪之国”的气候。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将克努扬茨院士
1962年1月20日上午10时，我如约来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由一位秘书小姐带我到副所长B•；B•；科尔沙克院士的办公室，接受他的会见。
他向我表示了欢迎，并简单地介绍了该所的情况。然后，我来到了导师伊凡•；柳德维奇•；克努扬茨院士的办公室，这也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并未谈及到我的学习和研究事宜。会见时，我的二导师尤拉•；依万洛维奇•；切布尔科夫也在座，谈话结束后，二导师领我参观了由克努扬茨领导的各实验室，大致地了解一下导师的学术研究方向。同时，为了适应日后的学习与生活，二导师还带我去参观了图书室、元素分析室、红外光谱室、玻璃制作室、药品库、财务室和食堂等部门，这些是我今后常要与它们打交道的地方。之所以与财务室有关，是因为每月7号左右，我要到那里去领取代发的70卢布的助学金，所谓代发是代替我国政府发放的，最后由我国向苏方结算包括培养费、住宿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因此，我在苏联学习，不仅在名额上是对等的，而且经费也是我国政府负担的，苏联对我们没有任何优惠。
我的导师克努扬茨院士是国际上三位有机氟化学权威之一，与当时英国的赫斯泽尔定和美国的塔伦特齐名。他平素总是喜欢穿着佩戴中将标志的戎装，这表明他被授予了军衔，同时也显示他在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兼了职。他在元素有机化研究所领导了一个有近50人的研究室，分成了若干研究组，我的二导师尤拉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连我在内只有4个人。一个叫娜佳的俄罗斯姑娘，是二年级研究生；另一个叫玛尔达的姑娘是亚美尼亚人，她是实验技术员。她们二人与我算是同事，对我的语言学习和实验工作给予了不少的帮助。
据介绍，克努扬茨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共接受了三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