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了不少的帮助。
据介绍，克努扬茨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共接受了三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论文作得出色，除一人因故提前回国外，另外两人顺利地通过了副博士学位的答辩，这不仅给克努扬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特别的偏爱。我后来发现，与我同批学习的留苏预备生被苏方拒绝，而我得以成行，克努扬茨院士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苏联科研部门也是实行“一长制”，导师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师级的权威人物更是如此。
导师与我约定，每月5日（如遇休息日顺延）是与我会见的时间，用于布置任务，汇报工作和回答我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除此以外，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见他，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与他特约，否则是不可以随便找他的。至于实验中的具体问题，他完全不管，由二导师来负责解决。
2月5日，我与导师第二次会面，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向我说明了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目的与要求。他是亚美尼亚人，讲话带有很明显的地方语音，同时也考虑到我刚来，听说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讲得比较慢，有时遇到化学分子式和化学反应式，他还以笔写助谈。所以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完全听懂了，这也增强了我用俄语学习和工作的信心。
导师介绍说，苏联研究生学位分两种，一是博士，二是副博士，前者是很难的，后者要高于欧美国家的硕士，略低于他们的博士学位。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学制是三年，对外国留学生是三年半，因为语言问题允许延长一点。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条件有二：一是必须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我需要学习与考试的三门课是《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和《元素有机化学》。二是必须完成一篇与副博士水平相当的学术论文。具体地说，副博士水平是指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并且要经过一个7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方可授予副博士学位。答辩要求是严格的，不仅就副博士论文提问，还会对有关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提问，这实际上是涉及面很广的一次口试。
至于学习和考试方法，导师继续补充道：“研究生应当不同于大学生，三门必修的课程既不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考试时间也没有统一规定，可以在论文答辩前选择任何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时间，只要你认为准备好了，提前告诉我们，随时可以为你组织考试。”听了导师的介绍，我感到十分高兴，这种开明的教学与考试方法，正适合我的口味，使我真正地掌握了学生的主动权。从交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态度和蔼的学者，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威严，一下子把我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玛莉娅老太太
玛莉娅老太太是我们的俄语教师，解放以前她在中国的哈尔滨工作和生活多年，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她也知道中国“尊老敬贤”的风俗，尽管许多苏联老年妇女不喜欢被称做老太太，但玛莉娅却不介意，似乎特意要我们这样称呼她，因为她理解其中包含着对她的尊敬。
玛莉娅是苏联科学院为中国留学生聘请的俄语教师，工资由科学院代为支付，她多年来一直是为中国留学生补习俄语，重点是练习听说与写作能力。由于她在中国生活过，加之多年教授中国学生，所以她能够做到有的放矢纠正中国留学生语音和语法上的错误。她可根据中国留学生的发音，判断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如广东、福建等地的人发卷舌弹音困难，江浙人发后腭音吃力，湖南、湖北、四川人鼻音太重，往往“列”与“聂”不分。有这样一位有经验、对中国又很友好的老师，我们十分高兴，决心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俄语水平。
我们补习班只有3人，每周上一次课，约3个小时。一般在宿舍里的专用教室里上，有时也到外面参观，实施情景教学。她擅长讲故事，有历史故事，也介绍莫斯科的名胜古迹，甚至编造一些故事让大家取乐。她知道中国人对待爱情和婚姻是严肃而专一的，于是她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当面对着苏联姑娘进攻时怎么办呢？你就把你们的结婚照带在身上，一则可以随时看到你心上的人，二则可当做护身符，以保护你免受苏联女性的骚扰。”她特别补充说：“苏联姑娘都是进攻型的，她们对待婚恋是自由式的，对待结婚与否并不在乎，你们当心不要做了她们的俘虏呀！”她的故事，引得我们哈哈大笑。这既是笑话，也是经验之谈，难怪许多已结婚了的男性留学生，把自己的结婚照放大夹在镜框里，端放在办公桌上，以防止自己成了俘虏啊！
有一次，玛莉娅给我们讲莫斯科的小吃，我初来乍到感到很新鲜，所以听得特别认真。她谦虚地说：“莫斯科的小吃虽然不像北京的小吃那样品种繁多，但是你到了这里，不妨在星期日到街上去品尝一下，这毕竟是异国风味呀！”接着她介绍说，莫斯科的小吃也很多，但是她自己喜欢的有三大件：一种是被叫做“小不点”的小吃，你初次见到它时，可能不知是何物。它是包上了锡纸的烤土豆，把烤熟了的土豆剖开，夹上黄油、奶酪、沙拉酱、咸鱼等，它虽然不像中国烤红薯那样飘香，但是可以尝到一种西式的风味。二是一种叫“沙乌尔玛”的小吃，它是把大块猪肉或鸡肉烧烤，待烤到外焦里嫩时，用锋利的刀旋成肉片，然后把肉片放在一张薄面饼上，再加一些洋葱丝、番茄酱和沙拉酱，最后把它卷成筒形即可食用。三是冰淇淋，这是莫斯科人最为重视的一种小吃，无论男女老少，即使是三九寒冬，他们也乐此不疲。据说，这是一种能改善人心情的甜食，难怪它风靡于整个西方世界。
玛莉娅津津乐道，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在10个月的俄语补习中，我们与玛莉娅老太太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们从她那里学到了纯正的语音，增加了许多风土人情的知识，提高了口语与写作能力，这对于我后来的学习与社交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每当我回忆那一段留学生活时，我总是念念不忘她的教诲，我永远怀念她，感谢她！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紧张有序的留学生活
1962年暑假以后，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又有一批毕业了，留下继续学习的人只有十来个人，那时的形势是“只出不进”。就在暑假期间，我已从毕业的老同学手中接下了党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的职务。这就意味着，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我要比别的同学多担负一份义务性的社会工作，为此当然要作出必要的牺牲。
我记得，在老同学们回国之前，召开了一次新老同学学习经验交流会，同时也是一次欢送会。在会上，不少老同学介绍了他们如何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如何处理考试与作论文的关系，如何用俄文撰写与印制论文，以及在答辩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等等。这些来自于亲身实践的经验和体会，对于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学生来说，的确是很宝贵的，有的可以避免走弯路。
根据老同学们的介绍，在处理考试与作论文的关系上，大体上是两种方法：一是先备课考试，花一年半时间，然后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论文。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多数是从事纯理论学习的，如数学、理论物理、天体物理等。二是先花两年时间收集论文的材料，写出论文初稿，然后用一年半的时间准备考试，并润色和修订论文。采用这种方法的大多是学生物、农业、地质等学科的留学生，他们的科学研究与野外实验基地有密切关系，受季节与气候的影响，因此他们只有抢先获得论文所需要的材料，心里才能踏实。如果把实验放在后期，万一出现了偶然意外，那就连补救的时间也没有了，这是很危险的。总之，无论采用哪种方法，目的就是确保顺利结业，稳拿副博士学位证书。据介绍，中国留学生获得学位的比例，不仅高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而且也高出苏联研究生，因此，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化学学科是实验性基础学科，它不同于数学等纯理论学科，也区别于像农业这样的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应用学科，它有着自身的研究规律。根据学科的特点，我应当如何制订我的学习与研究计划呢？我习惯尝试新的做法，没有仿效上面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案，而是选择了备考与实验齐头并进的方法，我把它叫做“并行法”。这个方法的好处有三：一是有效地利用时间，这样一来等于把做实验的时间延伸到三年，以便多出数据多出成果。二是完全掌握主动权，什么时候学习备考，什么时间做实验，由我根据“有效原则”统筹安排。例如，实验室停电、检修、节假日和恶劣天气时，我就在图书室或宿舍复习功课，而其他时间尽可能多地在实验室里工作。三是有利于使学习与研究相互促进，不至于使备考学习与研究成为不相干的两个独立的阶段。我把这个计划向二导师尤拉作了汇报，他听后高兴地说：“玉（他对我的爱称），好主意，我完全同意，希望你成功。你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告诉我，请不要客气！”
既然我的计划获得了导师的批准，于是我很快地进入角色，认真地实施我“并行研习”计划，从而开始了紧张而又有序的留学生活。
每天早晨7时起床，洗漱后，我要在寒冷的气候中，沿着列宁大街人行道来回跑步30分钟。回到宿舍后，听30分钟苏联的无线电广播，以提高听力的水平。8点开始早餐，自备牛奶、面包、黄油，我已习惯了西餐。一般9点以前到达研究所，或在实验室工作，或在图书室查文献、看书。对我有利的条件是，1962年8月，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由鲍曼大街搬迁到第一列宁大街，这离我的宿舍只有5站路程，交通十分便利，这使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中午一般是在所里食堂吃快餐，晚餐是我们的正餐，一般是在宿舍里的公用厨房里按照中餐烹饪，这是保证必需营养的一餐，所以我们比较重视。其实，我们的留学生活，就是在宿舍——实验室——图书室“三点一线”上度过的，周而复始，由于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也感到过得很充实。
在备考的学习中，我也放弃了传统的复习考试的方法，而是采用教师备课的办法，这显然比学生考试背笔记的方法高明。所谓备课式的学习方法，就是不能满足于读一本书，至少要参考两种以上不同风格的教科书，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对比，择其精要，列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写出备课（或备考）的笔记，准备一门课的考试，就相当于编写了这门功课的讲义。毫无疑问，用这种方法备考，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它使学习者涉猎广泛，理解得透彻，记忆得牢固。特别是针对既不上课又不指定教科书的高度灵活的考试，这种备课式备考方法，的确是一种很有效的对策。
方法是通达目的的必须的途径。由于我采用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地支配了时间，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已经将研究生的3门必修课认真地复习了几遍，写出6大本备考的笔记。在此基础上，我于1962年12月通过了《有机化学》的正式考试，获得了5分的好成绩。与此同时，我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已完成了三篇论文的初稿，储备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所需的原料和文献资料。按照我研究与备考的进度，按时答辩和获取副博士学衔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被迫辍学，使得我失去了获得副博士学衔的机会，对此我也深感遗憾。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我在莫斯科惟一的夏天
莫斯科的夏天是一年之中的黄金季节，平均气温在摄氏25度左右，是旅游的最好时机。对于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苏联人来说，即使25度的温度，他们也会感到炙热难忍。每逢到了这个季节，莫斯科人不分男女老少，几乎是倾巢而出，或到河里游泳，在沙滩接受日光浴，或全家开车到郊外的森林里野炊、露宿。有条件的高薪阶层，他们会选择到克里米亚疗养胜地去休假，或到国外去旅游消遣。夏天对于莫斯科人来说，可谓“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这一切不仅是奢望，而且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需要加以抵制的。那时正值中苏两党论战最激烈的阶段，大使馆对留学生的思想抓得很紧，内部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定。例如，规定留学生除上下课以外，不得一个人单独外出，如必须外出，应当有两人以上同行；夜晚一律不得外出；除导师以外，不得到苏联人家中做客；生活上要节俭，不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站稳立场，防止思想变“修”了。大使馆还动员说：“国内遭遇到特大自然灾害，经济困难，老百姓吃不饱饭，你们应当节约，毕业回国路费自己支付，以减少国家的开支。”说实话，那时我们都拥护大使馆的这些规定。我们除了维持必须的生活费、书籍费以外，把大约一半的奖学金攒起来，以便作回国的旅费或上交给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无论从思想管理或从经济条件看，我们都不可能自费去旅游。对于我们来说，过革命化的暑假才是最好的选择。
大约1962年7月中旬，苏联科学院国际部通知我们，他们准备组织各国留学生到一个叫戈尔茨克的休养所度假，时间3天，经费由苏方负担，邀请我们参加。我们把这个通知向大使馆作了汇报，大使馆考虑到这是一次国际留学生的集体活动，时间也不长，且苏方负担经费，因此批准我们十多人参加这个活动。
戈尔茨克位于莫斯科的远郊，是一派集体农庄的景象。我们到达时，正值夏收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