暇箍辶恕Ｎ蚁窈腔ぷ钚陌摹昂⒆印币谎迅鋈�800多册藏书和收集的20多本各国精美的画册赠给了图书室，从武汉大学标本室募集到数十件水生标本捐给了学校自然实验室，我从社会上、教职工和家长中募捐了15万元，准备建立诺贝尔塑像和多功能实验室，以激励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但是，这笔专用款也被投资人挪用了，这如何不使我悲愤呢？
更为痛心的是，我为之奋斗了5年的一套办学理念和改革举措，不得不随着“实验田”的辍耕而停止。我所承担的创造教育实验研究课题，不得不半途而废。我所提出的实施创造教育模式，本来是有推广价值的，恐怕也会因为“新世纪”的垮台而受到冷落。
一切都无法挽回，教育改革只有寄希望于未来。当然，我不会置身于度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将以适当的方式继续关注我国的教育改革。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人生无怨无悔
我生来就有一个秉性，就是不愿意想过去已做过的事，只想自己未来想做的事。
我认为过去的事，就应当让它永远成为过去，如果老是陷入旧事物之中，就会障碍自己前进的目标，妨碍接受新事物，最终会窒息创新的思想火花。例如，我对自己已做过的事和发表的论著，一般的我不愿再想或再三地推敲，因为过去的事（包括论著），都已成为事实，正确或错误让人们去评说好了。从创造的角度来看，未知的事情永远比已知的东西多，未来也比过去更重要。因此，一个创业者要善于超越自我，超越历史与现实，要面向未来，创造美好的未来。
但是，在写这本自传时，我却不得不向后看，回忆和反省70年的人生旅程。这是写作的需要，虽然尚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但似乎也应该给自己作一个总结了。在我的一生中，也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无数次的选择，其中有独立也有盲从，有自信也有迷惑，有顺境也有逆境，有识骗也有被骗，有得意也有失意，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苦恼……总之，从主导方面来说，我自认为自己的人生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是开拓奋进的人生。我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责任的承担者，命运的主宰者，因此我感到无怨无悔。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我生性率直，这是从小形成的，现在看来是改不了而且也不想改了。当然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个性是会吃亏的。一些好心的朋友曾对我劝告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要能伸能屈，该检讨的要检讨。”对他们的好心，我是感谢的。但是，我对他们说：“大丈夫有两种，一种是宁折不屈，另一种是能伸能屈，我崇敬前面的一种大丈夫，也许我名字中有一个‘玉’字，所以我很欣赏玉的品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说真话，这本来应当是人的秉性，但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不少人学会了说假话，甚至祭起了“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的亡灵。我历来以“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而自勉，很自然我是一贯主张讲真话的。
我历来不吹不拍，不想取悦于任何人，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也知道，一些领导人很不喜欢我的个性，把我视为另类，甚至受到他们的排斥。但是，我笃信但丁所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每个人都应当回归自我，撕下面具，找回本来的我，展现一个真实的人生！
跋跋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没有经过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这说明，在人的一生中，反省自己是很重要的。当然，反省离不开回忆，除了平时结合日常工作和生活经常性的反省以外，写回忆录就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和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也算是将自己的历史向社会作一个交待吧！
这本自传的写作，大体上用了一年的时间。总的说来，写作还算是顺利的，只是由于疾病的困扰，不仅使得写作进度缓慢，而且也吃了不少的苦头。我患慢性前列腺炎和脑梗塞有许多年，久治不愈，不能久坐，既怕冷又怕热。由于脑梗塞的后遗症，右手写字颤抖，必须着力下笔方可使字形可辨。我每日工作4至5个小时，每小时大约写500字，有时病情加重，不得不完全停下来。但是，我有一种“日近黄昏”的紧迫感，所以笔耕不辍，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总算写出了30万字的手稿，权当我70岁生日的一份礼物。
在病愈以后，于2003年对初稿又进行一次修改，并最后定稿。
从体裁来看，我是按照回忆录的形式来写的，虽然不是包罗无遗，但是我此前所经历的主要事件都涉及到了。为了叙述的方便，在写作上我采取了“条”与“块”相结合的方法，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依照时间顺序来写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条”；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是按问题归类写的，这就是“块”。第十章主要是记述我退休后的教育实践活动，从时序上看它是“条”，从问题来看它又是“块”，具有综合性质，就把它作为本书的总结吧。
在我70年的生涯中，除了孩提时期以外，有60多年的时间与教育有关。我既没有文化娱乐的爱好，也缺少旅游观光的雅兴，在生活上是一个很古板的人，有人说刘道玉烟酒茶不沾，歌舞不会，既不吃请也不请吃，因此搞腐败都没门。我一生与书打交道，不是读书就是教书和写书，它们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其实，我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教育实践的历史。在书中，记录了我从事教育改革的经历与经验总结，也反映了我的某些教育主张和理论观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自传也是一部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参考书。
当这本自传脱稿和准备付梓之际，我要衷心地感谢夫人高伟和两个儿子的理解与支持，是他们给了我时间、勇气和智慧，使我得以义无反顾地执著地进行教育改革。当我专注工作时，他们承担了全部的家务，牺牲了几乎全部节假日的亲情团聚与娱乐；当我遇到麻烦时，他们为我分忧，承担着精神上的压力；当我病倒以后，他们端水送药，日日夜夜地守护在病榻前。总之，他们为我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我欠他们的也太多太多。因此，我首先要把此书献给他们，以抚平我内心的负疚，并借以表达我的无限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全国理论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一些朋友们，在我20年的改革的经历中，他们所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有益的建议，我始终是铭记在心的。令我特别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在武汉大学改革年代中，与我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教师和同学们，我们共同为武汉大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黄金岁月，我就非常怀念他们，也永远地感谢他们！
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社长，对本书的出版十分关心，谨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扉页上的近照，是湖北美术出版社彭年生社长不辞劳苦来家中拍摄的，特致衷心的感谢！武汉大学档案馆余学煜先生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历史照片，谨表示感谢！书中还有些照片，由于不知作者姓名，故未能署名，在此谨致歉意和谢意！
最后，我恳请读者诸君，对于书中存在的疏漏和不妥之处，不吝指正。
刘道玉
谨识
2002年2月11日于珞珈山寒宬斋（辛巳除夕）
跋刘道玉生平要事年表
1933年11月24日（农历乙酉十月初七）：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市）蔡阳乡北大刘家坡。
1941年—1947年：先后在蔡阳古城私塾和蔡阳铺中心小学读书。
1947年9月—1953年6月：先后在襄阳二中、联中、枣阳中学、襄阳高中读书。
1953年10月—1958年8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
1958年9月—1960年12月：武汉大学化学系助教。
1961年1月1日：与同班同学高伟结婚。
1961年1月—1963年7月：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学习。
1962年11月3日：长子刘维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