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的译名，既不符合原文的读音，也违反了大家用惯了的科学史上的人名译法。
（2）《启示》还提到“爱尔兰科学院两个成员，盖奥尔格（Heorge）和托玛克•；洛克斯（Tomac。Noks）兄弟俩”，显然也是错误的。这兄弟俩的名字，一个是乔治•；诺克斯（George Knox）；一个托马斯•；诺克斯（Thomas Knox）。
其他人名还有不少错误，例如所谓“法国南锡化学家杰罗玛尼克莱（Jerromalikre）”，原外文错得太甚，中文音译当然也成了大问题。这位化学家实际上应当是尼克雷教授（Prof。J�閞ome Nickl�閟）。此外，文中“比利时的化学家路易埃（P。Louie）”，原外文名应当是P。Louyet；“德国化学家阿格里科尔（G。Agricol）”原外文应是G。Agricola；“德布莱（Debre）”原外文名应是Debray。这些人的译名，可能还并不统一，但所列原文名应当正确无误，才能给读者以可靠的知识。
（3）化学家戴维（H。Davy）是英国人，而《启示》一文说成是“法国化学家”，这显然是错的。法国化学家H。Moissan，不应只音译为“莫桑”，而应正确地译为“莫瓦桑”。
（4）氟跟惰性气体可以化合成多种化合物，这是元素氟化学性质非常活泼的最好的反映、最好的说明。可是《启示》却说“元素氟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除了惰性气体以外，它几乎和所有的物质起作用”。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启示》说“托玛克•；洛克斯因氟化氢中毒而死去”，但是根据文献，对Thomas Knox，只提到他“几乎因此丧命”（见译Weeks的《化学元素的发现》，1965年商务版，第385页）。
（5）《启示》所引述的化学史，基本上许多中文化学书早就介绍过。可是《启示》罗列了一些法文、英文、俄文文献，并且大多没有注明页码。第一本是1900年Moissan的法文原著“Le fluor et ses eompos�閟”Paris，书名和地名都抄写错了，并且这本1900年的书在国内最大的北京图书馆都没有收藏，究竟有几个人能找到这本书。
（6）此外，还有一些错字和语法问题，例如Fluorspar早就译为萤石。萤石是以能发萤光而著称的，所以用萤火虫的萤字命名，而《启示》写成“莹石”。其它如“意识是‘流动’的意思”、“过早地去逝了”等，都或多或少的有语法问题。
《化学通报》是国内外发行的刊物，反映着我国的学术水平，作者、编者、审者都应当层层把关，不要让不应有的错误出现在刊物上。
我们出于对《化学通报》的衷心爱护，对读者的负责，指出以上几点，有不妥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读者
袁翰青
刘泽先
1982年7月1日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我的最大遗憾（2）
编辑部负责同志：
转来读者对拙文的批评和指正意见，表示诚恳的谢意。由于笔者不慎，在文中出现多处错误，甚感内疚。对文中笔误和错误之处，请更正如下：
（1）58页左栏第12行以及以后各处的“莹”应为“萤”。
（2）58页右栏第15行“拉浮依赛尔”应为“拉瓦锡”。
（3）58页右栏第20行“法国”应为“英国”。
（4）59页左栏第11—12行“盖奥尔格（Heorge）和托玛克•；洛克斯（Tomac。Noks）”应为“乔治•；诺克斯（George Knox）和托玛斯•；诺克斯（Thomas Knox）”。
（5）59页左栏第20行“杰罗玛尼克莱（Jerromalikre）”应 为“尼克雷（J�閞ome Nickl�閟）”。
（6）59页左栏倒数第11行“……预言氯”应为“预言氟”。
（7）59页右栏倒数第15—16行“除惰性气体以外”应删去。
此致
敬礼
刘道玉
1982。7。18
几年以后，批评者之一袁翰青请武汉大学化学系一位院士给我捎话，他说：“本来，对那篇文章可以不必采用那种方式，给作者造成了伤害，甚觉不安。”我说：“也请你转告袁翰青先生，我真诚地感谢他的批评，从中我汲取了许多的教训。”
第二个遗憾是终未能完成《有机氟化学》一书的出版。在第四章中，曾提到我在曾昭抡教授指导下编写《有机氟化学》。本来，书稿已完成了，通过了专家的审查，科学出版社已发排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本书肯定是早已出版了。
1981年，科学出版社清理出了我的书稿，但是却遗失了最重要的两章。他们把书稿退给了我，鉴于国内尚没有同类的参考书，仍希望我补充、修改后出版。我也很想完成这一夙愿，于是我同意修改，并已初步纳入了科学出版社的“六五”出版计划。
但是，这时我毕竟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了，主要精力放在校长的公务上，只有用业余时间来阅读文献和写书。尽管我又做了近五百张的文献卡片，收集了20多万字的资料，阅读过的参考书也不下百万字。我先后三易写作大纲，特别是写作大纲最后定稿时曾经过我的师兄、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有机氟化学专家陈庆云先生的审订，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框架，有望写出一部好的参考书。
经过数年的努力，特别是在我的同学周梅初的帮助下，该书于1990年春已完成了修改任务。但是，这时科学出版社方面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他们在来信中称：
“我社每年亏损相当严重，今年科学院将每年给出版社的补贴改为出版基金。所以，各个编辑都要争取自己的选题申请到基金，如果申请不到基金的书，一般都需要作者单位或其他单位的赞助。”对此，我尽最大努力作了争取，但最终未能争取到“出版基金”或赞助费。就这样，《有机氟化学》一书的出版，又一次地泡汤了。
对此，我曾伤心不已。我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了却作者20多年的夙愿，而且重要的是将以此书缅怀我的导师曾昭抡先生。”现在看来，该书真是命舛数奇，夙愿未了，师恩难于告慰，无不遗憾终生！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美国西东大学的突破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除了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外，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外交往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争斗，我国同苏联东欧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科教交流也几乎完全终止了。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我国几乎是一个闭关自守的时代。
在那期间，国人犹如“井底之蛙”，“盖不知瓮外之天，井外之海为何如”。我们盲目地相信：“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行将灭亡的”，“东风一定压倒西风”，更有甚者，那时竟然把一些本来是无知或落后的东西当作优点宣传，如“低工资”、“低消费”、“无失业”、“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一大二公”、“人多力量大”、“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指没收农民的自留地）、“批判崇洋媚外”、“免费上大学”、“公费医疗”等等，一律视为我们优越制度的表现。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了，我们才知道“风景并非这边独好”，原来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我们睁开眼睛一看，以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我们反而也宣布实行商品经济并倡导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方法要与国际接轨。在科学和教育上，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极大的差距，他们依然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使我们都明白了西方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也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并可以为世界各国人民所享用。一番反思之后，我们方认识到英国近代史学者科林伍德所说的：“‘象牙塔’式的禁锢是危险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高等学校历来是比较敏感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它们又率先把目光投向了外部世界，积极推动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交流，了解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最新成就。
同时，中国的国门打开以后，东方古老文明的大国也引起了西方国家学者们的极大的兴趣，纷纷希望到中国来参观和进行学术交流。这种两方面的需要，正是开展国际间学术互相交流的基础。
一般来说，这种交流是自愿的、互利的、是以民间的交流为基础的。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 出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纷纷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建立所谓的姊妹学校。在最初阶段，武汉大学是处在比较被动的地位，因为我校缺少对外交流的牵线人，早年出国留学的教授以日德为主，而且现在年事已高，同国外的联系也早已断线了。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教育与科技超级大国，很自然它就成了我国各大学对外交流的首选对象。可是，我校与美国大学的交流仍然还是没有打开局面，不是没有可供选择的学校，而是没有合适的中介人。对此，我焦急不安，特别是当我从媒体上看到一些重点大学与美国大学结为姊妹学校的报导后，更是羡慕不已。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是我校与美国建立的第一所姊妹学校，始于1980年，它是我校对外交流的一次突破。说起来，两校结为姊妹学校，完全是一次偶然机会促成的。1980年春，我去北京开会，会后我去教育部拜会我的老上级李琦副部长，他是分管外事的。见面后，他说：“哎呀，道玉，你来得正好，昨天我接见美国一所大学的代表，他们有意与中国大学建立交流关系，希望我给他们推荐一所学校，我想推荐你们武汉大学，不知你有兴趣不？”接着，他介绍说：“西东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由天主教会创办，在美国不算是一流的大学，但是化学和微生物两个系的水平较高。虽然它是教会办的，但对中国很友好，对教授和研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是美国大学中最早倡导发展与中国大学进行交流的学校之一。鉴于该校有天主教的背景，不知你是否有思想顾虑？”我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思想也解放了，我没有顾虑。更何况，学术交流与传教是两回事，即使有人利用学术交流进行传教活动，我相信在我们的大学是没有市场的。
但是，我相信在高度文明的今天，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幸好，西东大学的代表还没有离开北京，我与他约定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见面。
西东大学的代表是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叫杨力宇，是著名的国际政治评论家。我们互相介绍了各自学校的情况，表明了结为姊妹学校的意向，并具体讨论了合作交流的具体内容。我们还商定，当年秋天我校派副校长高尚荫教授去访问西东大学，并正式签订两校合作与交流协议。
但是，在具体实施与西东大学协议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原因是，李琦副部长已调任中央文献编纂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又指定另一位副部长分管外事工作。但是，此人思想僵化，他反对我校与教会办的大学建立交流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大学不能与教会办的大学交往，是涉及到教育主权的问题，是办学方向的问题。很显然，他的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教会办的大学性质的误解。实际上，自欧州文艺复兴以后，教会学校已完全摆脱了教会的束缚，实行学校与教会分离，使学校成为传播科学与文化的场所。在现代西方国家中，教会学校像公立和私立学校一样，已具备独立的办学体制，除了宗教信仰自由以外，它们最大的区别是办学经费来源不同。为了得到这位副部长的支持，我不得不去北京向他汇报，经过多次沟通，最终总算说服了他。不过，他还留了一个尾巴，保留其批判权。他说：“同意你们试行，但要提高警惕，如果出了问题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在与西东大学的交流中，有一件事曾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风波，为此，我也承担了不小的风险。
1983年11月15日，是武汉大学建校70周年（按后来的说法，应是90周年）纪念日。为了以此为契机，调动校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学校办成一所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决定举办一次朴实而隆重的校庆活动。作为这次活动的一部分，是邀请海外的友好姊妹学校的校长（或代表）和校友参加庆典。通过联系和确认后，我们拟定了一个140多人的邀请名单，并报教育部批准后，以学校校长的名义向他们正式发了邀请函。在这些被邀请的客人中，自然包括了与我校交流首开先河的美国西东大学的校长墨菲先生。
可是，就在校庆的前两天，我们接到广东某部门的电话，告知美国人墨菲已到达广州，他准备前往武汉大学参加校庆。但是，据查他是天主教神父，因此不允许他来武汉大学参加校庆，要么令他返回美国，要么让他作为一般旅游者，到中国其他城市旅游后回国。这简直是开玩笑，我们正式邀请的客人，怎么能如此对待呢？我向广东方面解释道：“墨菲先生是作为校长来参加校庆的，并不是以神父身份来的，作为主人我们没有拒绝客人向我们祝贺的道理。更何况，我校与西东大学的交流，是经过教育部批准的。”于是，我请求广东方面放行，允许墨菲先生前来参加校庆活动，并表示愿意承担此事的一切可能的后果。同时，我请求国家安全部门驻广东办事处的一位朋友，从中进行斡旋，使墨菲先生如期来参加我校的校庆活动，从而避免了一场不该发生的风波。
其实，在我校与十多个国家已签约的100多所大学中，西东大学是执行合作协议最好的大学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先后派出了20多位教师到该校进修，两校共同发起和主办了国际楚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