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无奈与失望，有的留苏生把副博士学位证书当众焚烧，以示与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决裂；有的把专业书籍当作废品卖掉，表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我生来最喜欢书，虽然没有变卖我的专业书，但日后能否再从事我为之付出心血的化学专业，我也感到希望渺茫。
转眼到了1980年，当我准备回到化学实验室重操旧业时，我停止化学研究已15年了，与我仅有的5年学术研究的经历相比，这个休止符似乎太长了。在我国，文革动荡的十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诸如个人电脑、大规模集成电路、空间探测、超导材料等，都是这个期间得到大发展的。据当时的统计，那时已知的各种单一的化合物已超过800万种，而且化学家们还以每一分钟合成一个新的化合物的速度继续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科技文献也在急剧地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出版的科学期刊已突破了10万种，而且以后每年仍以1500种的速度递增。新的技术革命又大大地推动了科学发现与发明，那个时期科技发明专利每年以30至40万件的速度递增，平均每天有1000 件左右的专利产生。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着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在学术研究上我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停止了15年，与化学研究前沿之间的差距，显然是很大的。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为什么还要把本来已停止多年的化学科学研究重新捡起来呢？说到底，是因为我热爱过它，它是我的一个未了的情结。
其实，这个想法正是我辞去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原因。那时，我想即使我有兴趣和精力，也不可能兼做化学研究工作，因为根本不可能在教育部建立一个供我做研究工作的化学实验室。然而，回到武汉大学以后，即使我不能完全推掉行政工作，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实验室，使用化学系文献资料，也可以寻找合作研究的伙伴。
果然不出所料，回到学校以后，我不仅没有推卸行政工作，反而担子越来越重了，即便是如此，我仍决定要兼职做研究工作。其原因有二：一是干部必须向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干部终身制必将取消。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信守孔子提出的“用行舍藏”的理念。用，即被任用，那就要对全校师生员工负责，当一个有作为的“完全”的校长；舍，即不被任用，那就退隐到实验室，做一个化学研究工作者。二是大学校长必须是内行，虽然他不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领导学校，但是只有自己从事教学才能了解教学，只有自己亲自参加科研才能指导科研。
但是，要真正实施这个计划时，却是困难重重。原来，我领导的有机氟化学科研组，共有6个研究人员，拥有两个实验室共80平方米。可是，到1980年5月我重新着手研究工作时，这一切条件都已不复存在了。化学系从老理学院迁入新化学大楼时，我原有的实验室被改作他用，甚至我存放在实验室里的数百张文献卡片、实验记录本、参考书和工具书等，也被人任意地处置了。在新化学大楼里，已没有我的立锥之地，原有的研究人员也被分配到其他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去了。
一般来说，化学学科是实验性学科，它的研究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我从事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更是如此。与纯粹理论学科研究不同，开展实验性化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实验室、仪器、药品和合作者，否则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万事开头难。我虽身为校长，但我却没利用权力在人、财、物上捞好处，以营造自己的“学术山头”。作为起步，摆在我面前最重要的是，必须弄到一间房子和选拔一个助手。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去找元素有机化学研究室的负责人，因为从研究方向上说，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研究工作都是这个研究室的一部分。再说，新化学大楼在设计时，由于当时我暂时在教育部工作，所以我的实验室全部被这位研究室主任占用了，他一共有3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因此，我去找他商量，请他调剂出一个实验室给我。尽管这位主任是我的同学，我对他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为他争取到一项国家攻关任务，争取到一大笔可观的科研经费，进口了一台红外光谱仪，调配了10名实验技术工人。可是当我向他寻求支持的时候，由于不可言明的原因，他并没有表现出友好与慷慨。他只给了我一间只有18平方米的闲杂房子，内部没有通风橱，没有实验台，甚至连水和煤气的管道也没有。迫不得已，我们不得不请来泥、木、水电工，从最基本的建设开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一个勉强可以工作的实验室总算建成了，但它却是化学系当时面积最小和条件最差的实验室。对此，化学系的一些教师颇为不平地对我说：“这实在是与校长的研究室太不相称了，你应当运用自己掌握的人、财、物大权，把实验室好好地武装一下，不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至少也应当在系内是先进的。”我说：“权力是责任，我只能用它为全校教师服务，决不能牟取私利。至于我的研究，只能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平等竞争，逐步地加以改善，而决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研究实验室刚建立时，只有一名助手。到了1981年，我又选留了一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从1983年开始，我逐年招收研究生，这样一个小的科学研究集体就逐渐地形成了。
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选择研究方向，要求既是先进的而又是可行的。时隔15年以后，再继续从事有机氟化学研究，已是不可取的了。因为开展有机氟化学的研究，不仅实验条件要求高，而且还必须具有为研究提供中间体的试验基地，显然我们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我的研究方向究竟如何选定呢？为此，我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包括对国外文献的检索，向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化工部作调查。在此基础上，我选定过渡金属有机化合物作为研究方向，其中重点是周期表第四族B族元素，因为这些元素我国储量丰富，它们的化合物在工业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科研经费又从哪里来呢？在那时，科研经费主要有三条渠道：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应用科研任务与工业部门（包括国防单位）挂钩，从他们那里获得经费资助；自选课题从学校科学研究经费预算中拨给。从一开始，我就打算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足于校外竞争，不打算从学校科研经费中获取分文的资助，以便把有限的科研经费留作支持其他教师的科研工作。
我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的第一个课题，是有机钛化合物的合成与催化性能的研究，这也是我重新回到化学实验室后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建立不久，每年基金总额只有一亿元人民币，因此评审很严格，最后申请的课题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课题能够获得数额不等的资助。颇为侥幸的是，我的申请获得了通过，并按照我申请的数额，批准拨款3万元（管3年）。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它成了我科研起步的“种子”钱，为我的实验室的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由于科研选题正确，加之全体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这项研究进展得很顺利，按计划完成了任务。在三年中，我们共完成论文9篇，平均每年3篇。更重要的是，在茂钛络合物的合成与催化性能的研究中，详细地研究了温度、光照、溶剂和催化剂量等条件对乙烯基单体催化聚合性能的影响，并证明：在避光条件下，二氯二茂钛（CP2TiCL2）无催化活性；在光照下，则能催化乙烯基类单体聚合。而且，其聚合反应历程是自由机理。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其结果与日本大阪大学教授大津隆行（Takayki Otsu）的结论不一致。他们认为，在避光下可以发生聚合，而且是经过CP2TiCL2的—键的重排，继而单体插入Ti—C的键而聚合的机理。对此，我表示怀疑。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反复作了验证，我们的结论均得到重复，我们通过书信对他的结论提出了质疑。科学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其结论必须接受实验的检验。大津隆行在认真地研究了我们的论文以后，他在给我们的回信中说：“我确信，你们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不再坚持原先的观点。”
应当说，我们的科研起步是好的，取得的成果也是令人鼓舞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以后每次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时，都能顺利地得到资助。这不仅为我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今后开拓创新，承担国家重点科研任务创造了条件。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开拓新领域
金属有机化合物早已有之，第一个化合物氧化二甲基砷早在1760年已合成出来了。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那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事，其重要标志是，权威的美国《化学文摘》杂志于1963年第一次把金属有机化合物单独设立分类目录，同时世界上第一本《金属有机化合物》杂志也在这一年诞生了。
西方发达国家对金属有机化学的研究，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有着强大的研究实力。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前苏联，已形成了若干个研究中心，建立了颇具特色的学派。然而，金属有机化学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并且只集中在一两个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和大学里。因此，无论是从研究工作的起点抑或在研究人员的数量上，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科学研究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是繁荣与发展科学事业的很重要的形式。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打破了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也为广大的科学工作者的对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以文会友，这历来是文人和学者们研究学问、结交朋友的一种重要形式，古往今来概莫例外。我从查阅文献中，发现英国牛津大学ML格林教授，在过渡金属有机化学方面做了很系统的工作，我对他的研究工作很感兴趣，有意与他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我曾购得一本他写的《金属有机化合物》专著，堪为一本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有意把它译为中文介绍给中国的广大读者。于是，我写信给格林教授，向他表明了我的两点意向。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同意在我们之间建立交流关系，交换各自的研究资料，讨论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并随信寄来了一大包他近年研究论文抽印本。对于翻译他的专著，他也表示同意，并随信寄来了他为中译本出版写的序言。他在信中说：“此书已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出版，如能被译为中文出版，那将使我感到最大的荣幸！”
在资料交流的基础上，我提出派遣研究生到他那里去培养，他回信表示同意。当时，我的想法是，一方面派人出去，可以把先进国家的最新研究方向和技术学回来，把本实验室建设为国内金属有机化学重点实验室；另一方面必须建立科学研究的梯队，让更年轻的人挑重担，我毕竟是个过渡性的人。
作为留学生的首选人是秦金贵，他是本校粉碎“四人帮”后首届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基础理论扎实，实验技术精细，中英文的素养较高，语言能力强，是我最看好的一个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人。我首先送他到广东外国语学院，接受为期半年的英语强化训练，后于1984年春送他到英国牛津大学格林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他的确不负重望，仅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顺利地完成了论文，以极高的评语获得博士学位。他在读期间，与我保持经常联系，是我与格林教授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格林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合成具有导电性能的过渡金属有机化合物，他的工作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但是，具有大共轭体系的金属有机化合物，不仅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而且还具有特殊的非线性光学性质，今后有可能代替无机晶体，在非线性光学材料上得到应用。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第一篇研究论文是美国人于1986年才发表的，在国内还是空白。因此，秦金贵从英国写信给我，建议把本组的科研方向定为金属固体化学，具体的研究课题为：金属有机非线性光学材料和导电体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对于这个新的建议，我十分重视。尽管我对于非线性材料十分陌生，但是在科学研究上，我一贯是坚持“格物致知，其命唯新”的观点，于是我们正式决定，把金属有机固体化学作为我们长远的学术研究方向。这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金属有机化学与固体化学之间的一个交叉边缘学科。这次科研方向的大转移，使我校成为全国率先开展这个方向研究的单位，这既是一次机会，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承担重点科研任务
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分为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三大类型。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应当担负起基础科学研究任务。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不仅掌握大批先进的应用成果和发明专利，而且还必须拥有众多的科学理论储备。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多的处于最前沿的基础研究，这是他们在科学最高奖诺贝尔奖项上独占鳌头的根本原因。
就我国而言，从一般层面看表现为新技术的落后，但实质上却是基础研究的落后。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对基础研究不重视，这主要是受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在科研经费上捉襟见肘，对基础科研的资助太少。
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准备在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