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插话：“这么说，是偶然性创造了伟大的毕加索。”
李云帆马上投出他的杀手锏：“请问主讲人弓克，你发现毕加索伟大在什么地方？”
本来有点害羞的弓克，却如行云流水似地论述道：“毕加索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创新魔，一辈子都在改变自己的画风。对别人是终点的地方，对于他来说就是起点。他号称‘艺术变色龙’、‘邪恶的天才’。在欧洲，如果两辆汽车相撞，司机会骂道：‘难道是毕加索！’毕加索同怪异成了同义语。他活了93岁，一生留下了油画1800件，版画30000件，素描7000幅，手稿100万件，这是绘画界的天文数字……”他们就是这样一问一答地进行讨论，并且不断地展现毕加索的画。
针对不同爱好的快乐学院的成员，弓克补充说：“我们可以不喜欢毕加索的画，但是每个站在毕加索画面前的观众，都会被震惊，被塑造。我们认为，艺术力就表现在对观赏者的塑造力 。塑造力越大，艺术的魅力越大！”
多么精辟的见解，这哪里是出自于非科班的大学生之口，完全犹如一派学术权威的宏论。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快乐学院讨论的论题还有：“超级计算机”、“生物变异新观”、“外来文化论”、“黑洞是什么？”、“浪漫主义”、“耗散结构理论”、“有万有斥力吗？”、“罢免权浅议”、“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等。仅从这一批题目可以看出，他们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探索未知，这正是快乐学院成员所具有的最可贵的素质。
在校内，对快乐学院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持反对的或贬斥意见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把快乐学院说成是“狂人会”，是“吹牛皮会”，把多学科讨论会的成员比拟为“嬉皮士”。针对这些非议，我明确地支持多学科讨论会，并且担任了多学科讨论会的名誉会长，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在一次讨论会上，我鼓励他们说：“在人类已经进入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多学科的研究是科学发明最深广的源泉。例如，原子弹、计算机、激光、基因工程、控制论等重大发明，都是诞生于多学科交叉与合作的产床上。”
在多学科讨论会的带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校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浪淘石”、“樱花诗社”、“珞珈山”、“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读书俱乐部”等等。那时，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数不清的社团中，有谁相信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在成立这个社团时，历史系一位同学找我，他说：“校长，我们要成立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听后，我愣了一下，没有吭声。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于是他补充说：“我们决不是崇拜纳粹主义，崇拜希特勒。恰恰相反，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我们是学历史的，成立纳粹主义研究会，正是为了研究希特勒如何利用纳粹主义，鼓吹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灾难，从而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我说：“啊，原来是这样。好吧，我就同意你们成立，我相信你们！”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2）
学术社团兴起的同时，武汉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刊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例如，历史系的《古今》，生物系的《生物天地》，化学系的《趣味化学》，管理学院的《管理者》，中文系的《珞珈山》和《这一代》等，在当时都是办得比较好的学生刊物。自由的思想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成果。据统计，我校77级至80级四届本科生，在全国50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作品1570篇，出版书籍14本。在湖北省1984年40多所大学学生科研、创作成果竞赛中，武汉大学85名学生的39项成果获奖，占全省获奖人数（150人）的一半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也是武汉大学校园文学创作勃兴的时期，不仅活跃了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在当代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优秀的青年作家与诗人，如方方、池莉、高伐林、王家新等。由中文系77级同学集体创作的《珞珈山组歌》和《周总理在珞珈山组诗》，就是他们留给母校的最好的毕业纪念。
生动活泼的学术社团活动，不仅丰富了第二课堂的学习内容，而且还推动了第一课堂的教学改革。如果我们以快乐学院来形容学术社团活动，那么我们能否通过提倡乐教、乐学，使整个大学变成一所大的快乐学院，把大学生们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炼狱式的学习中解放出来呢？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提倡乐学。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所说的“乐之者”就是善于乐学的人，这是学习的最高境界，是我们应当大力提倡的。
为了实行乐学，最重要的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三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要尊重学生的志趣，保护学生的选择权利，提倡自学，采用启发式、因材施教的方法，允许自由听课。我历来主张，教育最高的原则是教而不是罚，不赞成用点名、扣分、留级、退学等办法惩罚学生。实践证明，这些办法从来不可能起到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目的，而只能造成学生心灵上的创伤。
乐学的关键在于教师，只有教师乐教，才会有学生乐学。我校数学系教授路见可，教学得法，能深入浅出地把深奥而又抽象的数学理论，讲得生动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对我说，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如果谁因事请假，那一定会委托同学把他的讲授录音下来，以备品尝其中的快乐。这就证明了一条教育原则：对于教师来说，能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对于学生来说，能浅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一个掌握了乐教的教师，他不会用点名来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而是用精湛的教学艺术来吸引学生。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做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无疑，敢于做出如此规定的教师，本身就是敢于向自己挑战，也是他的能力与自信的表现。这个做法实施以后，获得了与规定内容相反的效果，他上课时，不仅没有缺席的，也没有在课堂上打野的、睡觉的。相反的，他的课年年红火，堂堂爆满。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人格的魅力，是教学法的魅力。我始终认为，学生厌学、逃课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教师教学不得法却是最主要的原因。
1985年，全国各大学在端正学风、严肃学纪的统一部署下，各地都把清理不合格的学生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从媒体上不断获悉，不少学校一批又一批地把学习不好的学生退学了。面对这种情况，我陷入了深思：我们大学的领导人，在处分学生、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作为教者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是否想到，那些被赶出校门的学生真是愚不可教吗？退学又会对他们未来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那一次整肃学风中，我校教务处也进行例行的清理，共查出了全校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经补考仍不及格的学生25人。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应该劝其退学，别的学校也都是这样做的。然而，除了违法者和屡教不改者以外，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反对处罚学生的。为此，我召开了校长办公室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处理25个学生的问题。两千多年以前，孔夫子就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为处理25个学生，我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凡学了三年者，可发给大专毕业文凭，并尽可能推荐介绍适合的工作；二是学习年限三年以下者，如果是因为专业学习兴趣不对口味而影响学习成绩者，应允许转入其感兴趣的专业学习，但要跟下一届学习；三是如果是因为学习基础太差，允许留级，采取特殊的帮教措施，力争使他们赶上去。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那25个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各得其所，没有一个学生背上思想包袱。
对于自由、宽松的学习制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地区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学在××，吃在××，玩在武大。”这个顺口溜传得很广，不仅校内，在社会上也有传说，在一些不明真情的人看来，武汉大学似乎是学风不严，纪律松弛的误人子弟的学校。更有甚者，校内的一些对改革不满的少数人，在校外某领导人的指使下，写诬告信，制造流言蜚语，说什么“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迁就学生，降低了教学质量，办学方向有问题……”对此，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黄天祥率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最后，他们肯定：“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是成功的，学风是良好的，教学质量是上乘的。”
对于流传的顺口溜，我并不在意，也从未动摇我改革的决心。其实，对于“玩”
要作具体的分析，看是什么性质的玩，如果是花天酒地玩物丧志的玩，那当然是要杜绝的，而“玩学”，即在玩中学，在玩中增长才干，则是应当提倡的。从这种意义上，“玩在武大”就不是贬义的了，这正是武汉大学多年教学改革而营造的新的学习风尚。
实行乐学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80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在“金牌精神”的激励下，大学生们一进校，就自觉地置身于奥林匹克竞赛场，瞄准国内重点大学、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出国研究生的考试，其录取率连年位居全国的前列。毕业的分配，是最能说明一个学校培养学生质量和社会对学校信誉的认可。那时，我校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
如果说自由、民主的学习环境是快乐学院，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就是一所快乐学院。事实证明，这样的学院，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是发明创造的温床。难怪，《中国青年报》一位女记者采访学校后评论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性气质的。”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呼唤创造教育（1）
我对创造教育的兴趣，是源于我少年时的一个梦。自幼我个性很强，喜爱读书，爱提问题，凡事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到了少年时期更崇尚创造精神，特别是崇拜“炸药大王”诺贝尔，立志要成为一个发明家。但是，正当我而立之年时，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步入了教育行政管理领域，过早地离开了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从而贻误了人生发明创造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我的创造之梦并没有消失，而是异化成另一个梦：研究创造教育。这是从我崇尚的创造精神和教育管理两者合成出的一个研究方向。尽管我自己失去了成为发明家的机会，但如果我对创造教育的研究，有助于培养千万个发明家，这也是值得的。
我研究创造教育始于1981年，时值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之初。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大力进行教育改革，走一条新的办学路子，要为在大学实施创造教育而奔走呼号。我的第一篇创造教育论文是《要重视大学生智能的培养》。文章一开头，就对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的至理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提出了质疑。
我认为：“知识不等于能力。大家都知道，书本知识多的人，不一定工作能力强；考分高的学生，不一定是优秀人才。知识与能力是有差别的，只有当知识被人们所掌握并转化为独立工作和研究能力时，它才成为一种力量。因此，应当说创造才是力量，创造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论文在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上宣读后，与会代表反应强烈，成了饭桌上和寝室里人们谈论的中心。他们议论道：“刘道玉的话讲得那么满，敢于向权威挑战，观点鲜明，行文不拘一格，很有创造个性。”由于这篇文章获得了一致的赞誉，所以被会议评为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后来，这篇文章刊载在1982年1月5日《人民日报》上，一些主要观点被全国多家报刊转摘。
1982年9月初，新的学年开始了。按照惯例，每年都要举行一个新生开学典礼，由校长作一个报告，向新同学表示欢迎，介绍学校的光荣历史，对新生提出希望与要求。我历来作报告不喜欢用讲稿，更不愿由别人捉刀写发言稿，也很厌恶假大空那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认为，作报告应当有新意，讲听众最想听的东西。
那么，作为新生，他们想知道什么呢？我们又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来影响他们呢？在那次开学典礼上，我讲道：
“同学们，你们来到珞珈山，这里不仅是一个湖光山色宁静的校园，而且是一座烈火熊熊燃烧的冶炼人材的熔炉，是一个奥林匹克竞技场。从进校的第一天，你们就站到了万米马拉松长跑的起跑线上了，你们的目标就是夺取金牌，努力使自己成为创造性人才。这金牌，是学习的金牌，业余科学研究的金牌，文学艺术创作的金牌，以及各式各样的金牌。夺金牌靠什么呢？除了顽强的拼搏精神以外，更重要的是具有创造性人才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科学、心理、身体和个性（如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探索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