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明白了，这倒是像你的个性。”记者最后说。
教学制度改革从哪入手呢？从严格意义上说，教学制度是指学制，它规定入学的条件和学习的年限。从广义上说，教学制度还包括授课制度、学习制度、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教学管理制度等。我国高等学校现行的学制分为专科和本科，专科学习年限为2至3年，本科学习年限一般为4年，少数特殊类型的学校，学习年限也有5年或6年的。据我调查发现，现行学制最大的弊端是，全班学生同灶吃饭，有的吃不饱，而另一些人可能吃不了，从而挫伤了这些学生的积极性。在不改变现行学制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个矛盾呢？有，它就是西方国家大学早已实行的学分制。我头一次听到学分制这个名词，是在1977年8月初的北戴河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几位教育家建议在我国实行学分制，以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便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对学分制我感到很新鲜，也颇有兴趣，于是我尽力向教育部党组建议，最终写进了1978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纪要》中。
早在1978年3月，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和副校长高尚荫来京办事。我在与他们交谈中，曾向他们透露，教育部同意在某些大学试行学分制，希望学校先行一步，摸索出有益的经验。他们虽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是由于校内教师认识不一致，所以试验工作实际上并未开展。
武汉大学学分制的试验工作，实际上是从1980年开始的。为了防止冒进，我们还是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使改革稳扎稳打地进行。我们选定历史系和物理系作为试点，分别摸索文科和理科实行学分制的方法、问题和经验，我本人具体抓物理系的试点工作。
学分制（The Credit System）是伴随着选科制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实行选科制，1914年哈佛大学正式实行了学分制。这是一种以学时（Credit Hour）作为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单位，并以修满规定的学分方可结业的教学管理制度。在具体做法上，凡是需要课外自习的课程，每周上课1学时，修满1学期并经考试合格者，可获得1 个学分；凡是毋需课外自习的课程，如实验、实习、专题讲座等，每周上课23学时，修满1学期者，方可获得1个学分。四年制本科生，总共修满120个学分者，即可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试行学分制是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一套作法，还是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学分制？回答肯定只能是后者。因此，从试点工作一开始，我就提出了4条原则，它们既是我国学分制的特点，也是与西方国家学分制的区别之处：
保持学生的系科、专业建制，以便于开展党团活动，加强思想工作，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
保证基础、保证质量，规定基础课为必修，暂定选修课的范围限定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鉴于我国适龄青年入大学的比例很低，为缩短培养人才的周期，使更多的青年有机会到大学学习，允许修满学分的学生提前毕业，暂时不允许学生滞后毕业；
为了防止少数学生求量不求质，对提前毕业的学生要有一定的限制，不仅要求他们每门功课考试成绩达到优良，而且还要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这既是对用人单位负责的态度，也是维护学分制信誉的需要。
学分制的优越性是什么？在1981年10月召开的学分制的座谈会上，我说：“学分制的优点是，让‘腿子长的跑得快，让肚皮大的吃得饱’”。经济系学生傅红春（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听后说：“校长，你的说法虽说没有错，而且也很形象，但我觉得你没有点出学分制的本质。”
“那你认为学分制的本质是什么？”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学分制的本质就在于合理地组成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真是太妙了，多么精辟的见解。这说明，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他们是试行学分制的真正受益者，与我们教师相比，他们的体会更直接和更深刻。从那一刻起，我感到在有些问题上，学生要比我们高明，并使我树立了这样的观点：他们不仅是受教育的对象，而且也是学校的主人；不仅是教学改革的受益者，而且也是教育改革的动力。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教学制度的创新（2）
1981年秋，学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对各系的教学进行了大检查，特别是对历史系和物理系试行学分制的情况进行总结。通过对比发现，在这两个系进行的学分制试点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与没有实行学分制的系相比，十分明显的变化是：学生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了，教师开设新的选修课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并且由于学生的自由选课而导致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
基于学分制显示出了诸多的优越性，于是学校决定：自1982年秋季起，在全校全面推行学分制。这是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经过试点而全面实行学分制的学校，所以备受世人注目。
实行学分制是“虚放一枪”抑或是“真刀真枪”地干？所谓“虚放一枪”，是指仅仅把它作为一种选课制度，起到扩大学生知识面的作用。而“真刀真枪”地搞学分制，除了体现自由选课以外，更重要的是兑现为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分配工作，这是与西方国家不包学生分配不同的。但是，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学校没有分配工作的权力，而且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所属的专业不同，毕业的人数不同，毕业的时间也不相同，势必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我认为，既然我们决心要搞学分制，那就应当“真刀真枪”地搞，困难和麻烦不应当成为不兑现分配学生工作的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改变工作方法，要从整齐划一的统一毕业一次分配转变到在动态中毕业和多次分配的机制上来。根据这个原则，到1983年暑假前，在首批实行学分制的学生中，已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提前的时间有半年或1年不等，提前最多的是计算机系学生张汉涛，他以两年半的时间修满了学分。毕业后，他赴法国留学，由于他研究工作成果突出，又被他的导师推荐到美国学习，成为计算机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他提前毕业的学生，经过双向选择，也都分配到重要部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用人单位的好评，使武汉大学的学分制一炮打响。
大学到底应当培养什么规格的人才，是“专才”抑或是通才？对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20世纪50年代初，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口号的影响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实行了“全盘苏化”。具体地说，把本来多科综合大学分解为文理综合大学和单科学院，专业划分太细，以至于培养的是“宝塔尖”式的专业人才。实践证明，这种人才即使是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也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工作需要，更不用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尽管许多的教育学家、科学家不断呼吁实施通才教育，但由于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专才”教育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教育部最终未能下决心改革这种教学体制。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某些专业培养的学生，明显的是没有出路的，要么分配不出去，要么出去改行，存在着学与用的尖锐矛盾。例如，数学、理论物理、俄语、法语、哲学、历史等专业，都存在学与用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不仅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且也是教育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决定在全校实行双学位制。什么叫双学位制呢？这是允许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有选择攻读两个学士学位课程权利的制度。凡是攻读双学位的学生，在校4年（可适当延长）学习期间，在修满本专业学士课程学分的同时，还修满了另一专业所必需的学士课程学分，便可获得两个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实施双学位制的好处是，不仅拓宽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就业的机会，提高了对职业的适应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两个饭碗比一个好”，“东方不亮西方亮”。
加强对学生选修双学位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以避免盲目性和单纯凭兴趣行事的偏向。为此，学校编印了《教学指导书》，要求双学位选择做到三性：即双学位之间的关联性、互补性和实用性。例如，数学系的学生，多选择经济、统计、管理为第二学位；俄、德、法专业的学生，多选择英语、国际法、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等为第二学位；哲学系的学生，多选择经济、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为第二学位；历史系的学生，多选择行政管理、新闻学、秘书学等为第二学位；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实行了主副修制度，它是广义上的双学位制，它可以使学生拓宽知识面，只是不以获取第二学士学位为目的。
武汉大学由于实行了教学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制的实施，在学生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涌现了大批横向成才的先进典型。例如，学历史的，有多人成了报业领导人；学哲学的，许多人成了企业家；学外语的，有多人成了国际法专家和司法部门高级领导人；学数学的，有一些人成了经济学家和亚洲银行的高级雇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教学制度的实施，这些优秀的人才，要么被埋没，要么学非所用，造成人才上的极大浪费。
尊重学生的志趣，这是一条被公认的教育原则，但是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例如，在统一高考升学时，学生填报专业志愿时，要么奉父母之命，要么由班主任包办代替，即便是自愿填写的，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旦进入大学以后，就犹如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是永远再不能改变的了，这还被美其名曰“坚持国家招生计划的严肃性”。
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呢？在计划经济相应的教育体制下，这是一个禁区，那时是没有人敢于闯这个红灯的。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那么大的勇气，居然在没有领导部门的批准下，从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
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一般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对我震动最大的是当时生物系的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的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校长：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
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
这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禁区一定要打破。于是，我批准田贞见转入中文系学习，他如鱼得水，学得生动活泼，他不再是一只被解剖的兔子，而成了驰骋千里的“千里马”。他现在已是一个知名的作家，出版了10多部小说，还担任了《少年文学报》的主编。
转学制度一推出，立即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
我校实行的转学制度，是广义上的转学制度，在尊重和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不仅在系内各专业之间转换，而且还允许学生在系与系之间、文理科之间，甚至是校际之间转学。例如，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对数学有着特别的爱好，他转入数学系以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别人需要5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而他5年却拿到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更为荣幸的是，他毕业后立即被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这不能不认为是他的实力的体现。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教学制度的创新（3）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可以说是一个怪才，关于他，还有一段既使我为难又使我感到骄傲的故事。
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他说，如果不允许他转学，也许他会成“野人”。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可是，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找我，他问道：
“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
“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来说，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
“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