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 第15部分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造反大字报，霎时间，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被冲垮了。于是6月3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改组后新北京市委的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　　　　
　　　　进行领导；（2）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就这样，张承先率领的工作组进入了北京大学，以弥补因党委瘫痪而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当时极端民主的无政府思想已高度膨胀，绝非工作组所能扭转的。更何况，围绕着派与不派工作组的问题，一直存在尖锐的斗争。但是，江青、康生一伙一直煽动不少学校的造反派轰赶工作组，诬蔑他们“镇压群众”、搞“白色恐怖”，给他们罗织弥天的罪名。后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他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保张承先的，后来不赞成了。”　　　　
　　　　后来他又说，“工作组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时隔45天，北京市委于7月28日又发出了《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于是造反派又从揪斗党委书记转向批斗工作组负责人，张承先这位老革命也未能幸免。8月4日北京大学召开了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大会，康生、江青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议期间，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同志，打电话给湖北省委，说毛主席要他抓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运动，请省委给他抽调几个人去当联络员。经省委研究最后决定抽调五个人，他们是：吕乃强，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清华大学毕业，是个“大秀才”；刘道玉，武汉大学挂名而未到职的副教务长，化学讲师；齐润庭，战斗英雄黄继光生前连队指导员，湖北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调干学生；傅明贤，中共湖北省委演培的干部；王桂英，武汉大学组织部干部，武汉大学历史系调干学生。不用说，这五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虽然工作能力不好评价，但是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按要求，我们5个人于8月12日，也就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当天，到达北京，住进任重同志办公室所在的钓鱼台宾馆16号楼。　　　　
　　　　第二天上午9点，任重同志在他的客厅里召集我们5个人，以及他的秘书刘文西和警卫员曹志勤开会。他向我们介绍了全会的精神，重点地解说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说：“所有的精神都在文件里，你们要好好地学习，反复地学习，不断地加深理解。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密切注视着形势的最新发展，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接着说：“这次抽调你们来，是省委提出我同意的。毛主席要我联系北大、清华两校，我怎么联系呀？就是通过你们、依靠你们去联系。你们已知道了，工作组已赶走了，你们下去是以联络组的名义，会不会也被赶走呢？那也说不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说完他起身告辞，说是要去中央开会，让秘书继续与我们开会。　　　　
　　　　刘文西同志接着说：“根据任重同志的意见，乃强同志任清华大学联络组组长，道玉同志任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任重同志已与刘志坚同志商妥，将从部队各调20个团职干部给你们，归属你们领导。傅明贤同志到清华协助乃强同志工作，齐润庭同志负责联络清华附中，王桂英同志联络北大附中，你们下去均由中央文革小组开介绍信。”至于我们下去的任务，刘文西继续说：“任重同志交待，你们的任务就是联络，不是领导，不负责解决任何问题，只看不说，只听不表态，不支持任何一派。汇报情况用口头方式，不打电话，也不搞书面汇报材料，一般三天汇报一次，紧急重要情况，随时发现随时回来报告。”　　　　
　　　　听完了关于联络组性质的说明和任务的布置，特别是派我去北京大学任联络组组长时，我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我心想：党委书记陆平是部长级的干部，有很高的领导水平，结果被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打倒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是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工作能力很强，进驻北大45天又被聂元梓煽动学生把他们撵走了。与他们相比，我算老几呢？一个22级干部，小小的讲师，在教授权威林立的全国第一高等学府，我说话能有多大的分量呢？这个码头我能站得住吗？我真的感到很茫然，真后悔到北京来，这不是自投网罗吗？事已至此，后悔也好，惧怕也罢，都是无济于事的。我只得硬着头皮，于8月15日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只身来到北京大学，并在招待所住了下来。　　　　
　　　　我到北京大学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8月17日召开的庆祝毛泽东为《新北大》校刊题词的盛大集会。我作为普通一员夹杂在群众之中，不仅可以自由走动，而且还可以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对了解情况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庆祝大会表明，毛泽东是坚决支持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的，北大的各派组织都有“通天”人物，因此我在与他们打交道时要格外小心谨慎。　　　　
　　　　几天以前，一条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北京各大学的校园：毛主席于8月18日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们武汉来的联络组的几个人，和年轻人一样无比激动，也想一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神采，因为那时人们对他的崇拜已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我们几个人找到了任重同志的秘书，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他给我们5个人弄到了天安门城楼西检阅台的票。凌晨3时起床，4时到达西检阅台，然而天安门广场上那百万受检阅的红卫兵，是头天晚上就在那里等候了。　　　　
　　　　上午7点30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之后，毛主席等领导人在城楼上检阅了百万人的游行队伍，整个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所淹没。11时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地会见了各地红卫兵的代表，和他们一一合影留念。看到这一切，我真的极其羡慕那些天真的红卫兵，而且我很希望弄到一只“红卫兵”的袖章，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它，那时我感到非常遗憾。　　　　
　　　　8月20日，抽调的20名解放军干部到北京大学报到，其中解放军空军学院10名，负责人是岳俊；解放军政治学院10名，负责人是李俊。其实，来自解放军的干部年龄都比我大，级别都比我高，能力都比我强，我这个组长实在是名不副实。好在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工作配合默契，保证了我们那段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们进入北大以后，正面对着“革命大串联”运动的兴起，所谓“大串联”，是北京的红卫兵要把“首都精神”、“中央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到各地“煽风点火”，帮助揭开那里的“阶级斗争的铁盖子”；外地的红卫兵到北京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时要把他们所受到的压制和打击写成传单递到中央文革以寻求支持。　　　　
　　　　当然，也不乏游山玩水的逍遥派，因为当时乘车船、吃饭住宿不要钱。究竟如何对待“大串联”呢？我们向王任重同志请示，他对我们说：“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迟两周。”事实上，那时大串联的势头，犹如决了堤的洪水，是无论如何也堵不住的。　　　　
　　　　当时，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7个人已经分裂成聂杨两派，阵容是34，杨（克明）派占优势。那时，是以人划线，群众也分了两派：“新北大公社”是支持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而“井冈山”和“北京公社”是支杨反聂的。对待两派的态度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曾就此请示任重同志，他说：“从群众基础看，聂元梓是不得人心的，政治品质也不好，但是她仗着江青的支持，毛主席又肯定了她，所以她不可一世。难啦，我们还是不表态的好，况且这也不是该我们表态的，还是任其发展吧！”　　　　
　　　　其实，联络组除了看大字报和参加一些群众组织的活动以外，并没有什么可以联络的，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到了9月底，文西同志对我们说：“任重同志的意思是联络组尽快撤出来，可以回武汉过国庆节了。”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庆幸我们是自己撤出来而不是被赶出来的，算是见好就收吧！但是，上面又出现了什么动向，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令人不解的是，我却被留下来了。任重同志对我说：“周总理想找两个联络员，要你过去，10月3日他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作报告，你去听报告，会后他找你谈话。”我本来已放松了的神经，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弄得我六神无主。文西同志劝道：“先去看看，然后再作定夺不迟，不必太多顾虑。”那一天，我早早地来到了会场，在会场的后排入座。周总理是作关于文化大革命与经济形势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报告完后，我走近了主席台，有一位负责人问过我的名字后，把我引到一个小会客室，周总理已等候在那里了。我疾步走上前与总理握手，他说：“我们过去已见过面了，你是被苏修赶回来的。现在，我需要几个人做点联络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十分佩服总理惊人的记忆力，也很喜欢他和蔼可亲的态度，心想在总理身边工作真是莫大的幸福。于是，我回答说：“我听从您的决定，服从您的一切安排。”他说：“好吧，你就回去听候通知。”但是，几天过去了，我并没有得到通知，也许任重同志已得到什么消息，总理的安排改变了，一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的总攻就要开始了。于是，我在这种火药味弥漫的形势下离开了北京，结束了提心吊胆式的生活。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不识时务”的“保皇兵团”司令

　　　　从北京回到武汉，虽说解脱了联络组的工作如释重负，但是内心却一点也不轻松。面对无序的“文化大革命”，我陷入了痛苦的思索。回顾“文化大革命”5个月的过程：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从第一张大字报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红卫兵兴起到革命大串联运动，从破“四旧”到层层揪黑帮……我越想越迷惑，越想越苦恼，越想对“文化大革命”越不理解。　　　　
　　　　当时，最使我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呢？《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按照马列主义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振兴我国的科学和教育。很明显，当时搞的文化大革命，并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学说。　　　　
　　　　其他想不通的问题还有：怎么正确对待党的领导？怎么正确对待群众，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吗？什么是“四大”，怎么正确运用“四大”？什么是“四旧”，破除一切传统文化是正确的吗？　　　　
　　　　实际上，持有与我相同观点的人，无论是在党内或在党外，都占绝大多数。当时，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主要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学生），“百万雄师”（工人），他们注意政策，主张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派是“铜二司”（学生）、“钢工总”（工人）等，他们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人，却把前者斥为“保守”组织，封后者为“革命造反”组织。但是，群众中的观点对立，并不会是因为某一“大人物”的表态而能消除的，武汉地区的两派一直在争斗着，并不断地升级。　　　　
　　　　面对着这种局面，我应该怎么办？是沉默、消极、无所作为，还是坚持真理、积极投身于其中？回避不是我的个性，退却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到底怎么办，我在思索着。　　　　
　　　　正在这时，武汉大学、武汉水电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校的教师纷纷来武汉大学串联，他们要求我出面，把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的教师和职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组织，领导广大教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反映他们的声音。他们所想的，也正是我在思考的，所以大家不谋而合。经过紧张的筹备，武汉教职工战斗兵团司令部，于11月5日在省委洪山礼堂成立了，我被推举为兵团的司令，各有关学校推举一位副司令。　　　　
　　　　兵团成立以后，省政府在第一招待所给我们拨了5间房作为办公室，给我们拨了一笔活动经费，购买了5部自行车。兵团成立的宗旨是：坚持《十六条》的正确方针，对革命领导干部要支持他们工作，敢于保护他们；对于有问题的干部，在查证事实的基础上，也要敢于批斗。同时，要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宣传正确的政策，批判错误的思潮，力求使运动纳入到正确的方向上。　　　　
　　　　凭心而论，当时我们成立这个兵团，是不识“时务”的，甚至是自不量力的。当时的“时务”是什么呢？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动员令。在10月9日，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而且他把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定义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凡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