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医已经忘掉了这两个人。”
帕克斯抓过一个水壶，要给这个年轻越共一些水喝，但又想到，他应当问一下
军医，给他水喝是否合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他无动于衷……”帕克斯说，
“我发现掩体内的军医喝着温啤酒，就问他对那两个越共怎么办，我还说，一个好
像已经死了。‘这些该死的越共，’他对我骂着，声音越来越高。‘别理会那些混
蛋，他们只能死得快些，因为我不愿摸那些肮脏的杂种！”帕克斯对军医的反应感
到莫名其妙，又回到受伤的年轻人身旁。
“低头看看这两个越共，”帕克斯继续说，“我明白了，军医完全清楚他们的
处境。他在让他们等死；这是他对死去美国人的报答。我花了点时间打量着这个年
轻的越共。他的双眼现在像是更加黯淡，苍蝇布满了他的伤口。我跪在他身旁，轰
赶着苍蝇，但并不见效。‘这个混蛋东西，’我心里想着那个军医，暗暗说道。我
把担架放到阴凉处。我从那个老家伙衬衣上撕下一个方块，用我水壶里的水把它浸
湿。我用它擦那个小伙子的前额、胸的上部和两臂。”
帕克斯想让旁边的陆军上尉帮忙。“先生，那两个一道来的越共，其中一个还
活着。如果不采取措施，他可能就没命了。中士说，他决不会碰他一下。‘上尉看
着我，又朝救护所望去，然后又看着我。他说：”如果我是你，专家先生，我会躲
他妈的远点。中士在那边负有责任，你可能有一天会需要他的服务。让他管理他的
救护所，不管用他妈的什么方法，只要他认为合适就好了！’“这可不是我想要的
答复。尽管这个人的潜台词明白无误。那个上尉是个好人，或许有一天也需要中士
的服务，所以他不会自找倒霉。被击败之后，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战场，回到自己负
责的战区。夕阳西下时，那个年轻越共永远闭上了他的双眼。
“那天的事情已经伴随着我度过了三十多年，而且它还会伴着我度过我的后半
生……那个年轻越共成为我内心的包袱。我那时哪怕上天人地也应为他竭尽全力，
但我却没能挽救他的性命。”
春节攻势之后，这场战争就像那个年轻的越共一样开始缓慢地消逝了。转年，
国家安全局把信号情报船撤出了越南，然后拆毁了整个舰队。“30年后，我对‘牛
津’号的记忆是，”理查德。E。小克尔说，“我们向海军安全处和海军作战部部长
证明，在海上这样的作战方式……陈旧过时。你不可能把大批的海军安全处人员与
借懂的军官和船员们组合起来。所有的船只……都太慢，太陈旧，因此没有理由把
它们用于紧张战斗……‘自由’号和‘普韦布洛’号船事件（1967年和1968年）已
经使这种计划受到威胁。越南于1968年陷落，信号情报舰队于1969年随之了结。”
当时，主要由于越南战争的原因，国家安全局的密码机构变得十分庞大，人员
多达95000 名，几乎是中情局的5 倍。仅在东南亚，国家安全局就有10000 名分析
人员和情报截获员。此外，安全局的预算变得如此之大，甚至卡特称之为“像巨大
的魔鬼”。
1969年7 月的最后一天，卡特退休。他在国家安全局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四年里
担任领导职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对五角大楼的中级文官用了苛刻的字眼。
他抱怨说，他们设法通过控制他的预算来影响国家安全局。他称他们为“白蚁式的
官僚”。因为禁骛自负，卡特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中许多人诅咒的对象。
卡特给中情局的老领导——原局长约翰。麦科恩——写了一封信，他对一些麻
烦做出了解释。“我不想赢得，”他说，“与军方争名夺利的较量，也不想与五角
大楼的那些文官们较量，他们对我获得资金有致命的控制权。在我任职的整个期间，
我所做的决定，完全是根据我亲眼目睹的实际情况。我希望，新一届政府（尼克松
政府）将设法克服其中的一些问题，把权力交给责任和职责需要它的地方。低级职
员篡夺权力，而不接受所伴随的责任是新政府必须克服的主要问题。我几乎做了四
年这种工作，告诉你这些事完全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不想让这些话在任何场合被
重复或被引用。”
被选举担任第六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是海军中将诺埃尔。盖勒。他是一名英俊
的海军飞行员，头上长出了花白头发。他于1914年圣诞节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
翰。他毕业于海军学院，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做战斗机驾驶员。
在许多方面，盖勒的背景都与卡特恰恰相反，这可能是他被选中的原因。卡特
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被文官的态度所左右，而盖勒的经历基本上不受文官的影响。
还有，他以前缺乏情报工作经验，而认为卡特曾努力使国家安全局变成另一个中情
局的那些人们，很可能把这看成是一种优势。最后一点，卡特明白这是他的最后任
期，因此不大容易被别人吓住。与卡特不同，盖勒还非常年轻，至少在他面前还会
再有一次任命，这会使他获得四星将军军阶。因此，当涉及军方和文官的决策问题
时，他有可能做到胸有成竹，妥善处理。
如果这些就是选择盖勒的理由，似乎可以说，至少在开始时，决策者们可能会
感到失望。过了两年，陆军开始抱怨说，像卡特一样，盖勒已经叛变，背弃了军方，
正使国家安全局比以往更加文职化。1971年10月，在为陆军副参谋长召开的秘密情
况汇报会上，陆军安全局局长查尔斯。德诺姆少将讲述了他的伤心之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诺姆告诉布鲁斯小帕尔默将军，“国家安全局大
约99％是军人。你会发现，现在国家安全局高层的2000个职位中，大约有5 ％是军
人……在起主导作用的275 个三军超级文官职位（超级文官指等于陆军级将军的文
职人员）中大约只有13名军人。所以，军人在国家安全局的较高层的梯队里逐渐消
失。”在这次非国家安全局人员参加的吹风会上，德诺姆最后说：“我担心，五年
后，国家安全局不再有军人。所有关键的国家安全局军人岗位都会消失。”
70年代早期，越南战争逐步结束，而国家安全局内部为控制日益缩减的预算而
进行的战争却不断升温。问题的焦点是，到底是文职人员，还是军事人员负责金库？
被原国家安全局官员称之为“战争宣言”的一份战略文件提交给局长盖勒，该文件
争辩说，这个人应是文职人员。
这个文件由两个人共同撰写：即当时的作战计划部副部长助理密尔顿。扎斯洛
和安全局的第二号最有实权的文官。文件争辩说，因为国家安全局的文官领导代表
着连续性，所以文官在决定信号情报机构的需要时，所处位置更为有利。前文提到
的原国家安全局官员说：“这个战略文件这样写道：”我们了解这种事情的前前后
后，我们将控制它，将告诉你们能有什么，我们将确保你们得到你们在需要时能得
到的帮助。“‘但是，军方争辩说，既然军方使用监听站、飞机和潜艇，就应当对
预算有最终决定权。
最终，盖勒只得进行抉择——决定权归军方。根据一个文官的观点：“直到最
后他才成为一名球员。据我所见，他（盖勒）自始至终确实对国家安全局做出了显
著贡献。后来我认为他有所背叛，他与军方同流合污。”不管他的动机何在，盖勒
的举措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可观回报。1972年8 月24日，在担任美国电子间谍机
构首脑三年后，他被晋升为海军上将，并被授予军界的一个最高级别的职务：基地
在夏威夷的太平洋总司令。盖勒荣升为四星将军，晋升到更高更优的职位，这标志
着国家安全局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盖勒之前，安全局的局长宝座通常被认为是最
终的休养地，是没有出路的最后职位。然而从盖勒开始，国家安全局变成摆升为四
星将军和重要军界职务的跳板。
盖勒的继承人是中将塞缨尔（。菲利普斯。他是一名空军军官，在调任到国家
航空航天局时，从起初阶段一直到1969年登月一直领导阿波罗太空计划工作。
菲利普斯于1972年8 月到国家安全局。此时，美国战斗机频频被人击落。早前，
国家安全局成功地截获发自苏联萨姆一2 地对空导弹尾部小螺旋天线的微弱信号。
天线将萨姆一2 的飞行数据送回发射场。“导弹发射30秒钟后，数据不断传回，”
一位前安全局官员说，“以便发射场能跟踪导弹，使导弹最靠近目标，并使导弹的
自导引系统能锁住目标，进而将目标最终摧毁。”
然而，一旦这样的信号被国家安全局截获并解密，技术人员就能秘密干扰信号，
使导弹偏离轨道，从而拯救数以百计的飞行员的生命。但是，1972年，北越意识到
出了大错，就把苏联人请来帮助解决问题。此后不久，频率改变，萨姆一2 导弹再
一次频频击中目标。
尽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情报监听人员仍然不能截获一丁点儿微弱信号。后来，
1972年末，国家安全局总部的某个人想起一位海军密码官员发明的一个小装置。他
利用闲置的现成设备，装配了一个独特的信号截获系统。在24小时之内，这位名叫
约翰。阿诺德的军官就被派往东南亚。他带着自己的实验装置，被分配到美国军舰
“长滩”号。阿诺德的装置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出乎任何人的预料。他们能再次截
获诡秘的萨姆一2 信号，命中率和摧毁率又大大降低。“他们花费了一百多万美元
制定其他系统和计划，力尽所能想找到答案，但始终无效，”阿诺德说。
1972年，国家安全局开始“远离”一些危险工作，不再让监听人员坐在一排排
的接收机前，转动表盘以发现敌人的声音。现在安全局可利用计算机来完成许多窃
听工作。
这个系统的代号是“探索者”，它包括预先编程的计算机和接收机，能迅速测
览被搜寻的、不寻常的频率以及密码通讯。一旦发现，这些信号就被发送到空中的
飞机或卫星，然后通过一系列传递，送到下面的国家安全局，或者远离战斗的其他
安全场所。然后，译员、解密员、计算机以及通讯分析人员对信号进行解密。另一
个类似系统代号是“路警”，它建立在欧洲。在“路警”系统中可以通过一架飞机
把信号情报从前线转送到后方的分析人员手中。
“探索者”系统在异常危险区域特别有用，比如在紧靠非军事区以南的地方。
为了截获那些通讯信息，该系统建在几个相离很远的孤立山头上的重火力点上。其
中一个叫中士火力点，另一个叫At。 尽管“探索者”高度自动化，但仍需要几个人
维护设备，以防止设备被破坏，这是极具危险性的工作。
非军事区以南附近的重火力点的监听站在世界上最为孤立，也最为危险。在这
儿，情报监听人员离毒龙太近，连它的牙齿都能数得清清楚楚。有时，他们也会被
蛰。A4坐落在昆天附近的陡峭山顶上。“从A4你能看到非军事区的中部，离得这么
近，”驻在那里的监听人员说，“这是美国人在越南设立的最靠近北部的哨站。非
军事区看上去像婉蜒起伏的小山，无人的旷野，中间有条河流过，像个洗衣刷，真
像个洗衣刷，绵延达数英里。那里没有篱笆桩。那条河在非军事区中间，河上有座
桥，在桥上北越军队悬挂着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大红星。你可用双筒望远镜看到它。
我们常常看他们渗透过来，你能看到他们越过河来。那时没有其他美国人在那儿。”
为数不多的监听人员工作在地下掩体里，他们通过声音和截获的密码确认出渗
透者、向边界运动的炮兵部队以及流动的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在A4站，我们在
地下掩体里，”一名监听员说，“我们对密码进行解析，我们能辨认出火力信号。
当北越使用无线电命令开炮或进行火箭攻击时，他们就使用那些信号。美国人对这
些信号了如指掌，所以，当我们知道要挨炸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地下，以免被炸得
飞上天。”
混凝土掩体大约在地下10英尺，只能容纳5 到7 名情报员。5 人操作截获设备，
另2 人睡觉休息。他们都是志愿者，轮流工作。附近有另一个掩体，放有国家安全
局“探索者”远距离截获设备。
1972年初，A4站的监听人员注意到如下迹象：在边界线另一侧出现了不同寻常
的兵力集结活动。“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入侵行为，但没人当真，”一名当时在现场
的监听人员说，“那是1972年的1 月、2 月和3 月初。在非军事区以北的增兵活动
太频繁，入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向上司报告了这些情况。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
报告没引起重视；因为在那时，除了情报人员和当时待在那里的寥寥几个美国顾问
之外，剩下的都是南越人。”
再往西部，在“中土”重火力点，进攻的迹象也越来越多。在那里的信号情报
人员是两名陆军专家：布鲁斯。小克罗斯比和加里。韦斯科特。他们两人奉命维护
掩体里的“探索者”设备。另一个美国人是海军陆战队少校沃尔特。布默，他是奉
命驻守在重火力点的南越军队顾问。3 月初，布默警告南越陆军第3 师指挥官贾埃
将军：他深切关心这个地区敌军活动的不断增加。他告诉贾埃，他感到即将发生重
大的事情。这位将军听后却表示无可奈何。
在南边的甘露，通过安置在整个地区的监听器，一个秘密美国设备对非军事区
进行着监视。在3 月的大部分时间，越过非军事区的卡车数量增加了3 倍，监听器
记录到载重车辆以及履带式车辆，这是令人担忧的信号。到月底，监听器甚至在白
天记录到重型车辆，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
1972年3 月30日星期五，即耶稣受难日，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就在中午之前，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