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他的知识和接触到的信息能够物尽其用。他知道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低于他的才智理应获得的地位，因此他也渴望得到这些外人给予的认可和赞赏。55
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中间人，怀特为钱伯斯获取了财政部的官方文件。钱伯斯在自己位于巴尔的摩的工作室翻拍这些文件，而后怀特再通过相同的渠道归还这些文件。56怀特还每周或每两周为钱伯斯写一份备忘录，概述他认为有用的情报。57
怀特对这份自由职业干得越来越努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与苏联的正式关系出现恶化。1936年9月26日，星期六，就在《三方协定》刚刚公布后的第一天，财政部就被迫介入外汇市场以支持英镑与美元的兑换价格，因为苏联通过大通国民银行抛售了一大笔英镑。摩根索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得到这一消息时脸色铁青。他确信苏联人试图搞垮这一协定，随即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以揭露苏联人的举动并显示美国使用货币稳定基金的决心。而苏联人则对美国财长的声明勃然大怒，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苏联需要这笔钱，目的是为了履行一项在斯德哥尔摩的美元支付义务，而出售时间只是个巧合。
钱伯斯竭尽全力保护怀特，并为此撤换了一个代号为“威尔顿·鲁格”的中间人，因为这个人违反了地下工作中关于严格守时的纪律。1936年，与怀特推心置腹的密友西尔弗曼接替了鲁格所扮演的角色，但他一直没有将钱伯斯引荐给怀特，直到他确信钱伯斯“能够搞定那个怪人”。怀特很享受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会面，除了一点让他勉为其难，就是他得为会面保密，他通常会选择在康涅狄格大道的公寓附近找一个会面地点。
“我从来不都喜欢哈里·怀特，”钱伯斯直言不讳地写道，“我看见他在夜幕中沿着康涅狄格大道走过来，身材矮小，鬼鬼祟祟……他对接头十分紧张，走着走着不时往身后瞟一眼，显得过分警觉。”会面时，怀特显得焦躁不安，还有莫名其妙的朴实和单纯。他“不停地谈论财长”摩根索，财长的情绪也反映在怀特与钱伯斯会面时或兴高采烈、或郁郁寡欢的言谈举止之中。58怀特清楚地意识到，他对世界的影响完全依赖于他与摩根索的私人关系，而摩根索的身份和地位则依赖于他与总统的友谊。显然摩根索没有努力提升怀特在白宫的独立形象。直到1942年8月；财长仍然称：“我可不认为总统知道哈里·怀特是谁。”59如果怀特与摩根索的纽带，或者摩根索与总统的纽带被切断了，怀特将不过是官僚体制中一个精力充沛的过客，其华盛顿的任期有可能立即终止。他非但不再能享受在华盛顿街头秘密重塑美苏关系那种刺激的感觉，还随时有可能返回阿普尔顿去默默无闻地从事学术研究。
钱伯斯于1937年初将怀特直接引荐给贝科夫，因为后者抱怨怀特是他最没有用处的消息来源。钱伯斯称那次会面激发了怀特此前从不曾有过的热情，而这是因为怀特需要得到“重要的大人物”的关注。60钱伯斯向匈牙利裔的共产主义者约瑟夫·彼德斯（又名“J。彼德斯”）求助，请他从财政部找一名共产党来“操控”怀特，并从他那儿得到更多东西。彼德斯推荐了哈罗德·格拉瑟。格拉瑟是在怀特的帮助下进入财政部工作的。不久，格拉瑟就对钱伯斯保证，“怀特正在交出他所经手的全部重要东西”。61
在受雇于美国政府所承担的工作方面，怀特继续扩大自己的职能。1936年2月，他被任命为财政部参加跨部门的外国贸易协定委员会的代表。1937年12月，摩根索派怀特代表财政部出席全国军火控制委员会会议。62但在业余时间，怀特还主动开始了对苏联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研究，当然这件事他不会让行政当局知晓。
在怀特与钱伯斯秘密的街头漫步中，怀特关于货币问题云里雾里的言论令钱伯斯感到索然无味。“我告诉怀特，我对货币理论、金融或经济学一无所知，”钱伯斯回忆道，“但是，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不是在抱怨财长心情不好或感激财长心情很好，就是在对深奥晦涩的货币计划进行大段大段的独白。”怀特敦促钱伯斯将他关于苏联货币改革的观点告诉莫斯科政府。钱伯斯转告了贝科夫，后者同样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然而令贝科夫感到意外的是，莫斯科对由美国财政部的专家指点其货币事务的想法非常感兴趣。贝科夫迅速改变了态度，并让钱伯斯立即把怀特的完整方案弄来给他。然而此时怀特已经远赴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消夏，钱伯斯不得不驱车前去找他。
怀特给了钱伯斯自己草拟的苏联货币改革方案，但是对于方案的细节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激动。这令钱伯斯感到迷惑不解。“我还以为他的热心和急切表明了他对货币理论无私的热爱以及对苏联的关心。但是我自己有时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要为这个组织工作？他的动机总令我感到困惑。”63
至于怀特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在今天，他的经济政策会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他坚持政府应当在支持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程度上当然要比大萧条之前的传统做法积极得多；但是他从未强烈主张政府对生产资料进行广泛控制。他关于国际货币事务的文章显示出他关心建立一套体系，“以减少对私人企业进行限制……的必要性”。64至于怀特的国内政治立场，都是主流的新政主张，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他赞赏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一方面是怀特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众所周知的观点，一方面是他代表苏联进行的秘密活动，正是这种明显的差异，导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出现了大量对怀特其人说法不一，但并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描述。65《谁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怀特去世五周年后《生活》杂志问道，但这本杂志显然未能回答这个问题。关于怀特的记述常常令人不悦地分为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有的将怀特描述成一个对莫斯科无条件服从的仆从，暗地里苦心经营数年，意在颠覆美国的政策。66还有的则将怀特描述成一个坚定不移的新政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偶尔出于好意而作出越界的行为，目的是努力建立与苏联的和谐关系。67两个阵营都未能描绘出令人信服的怀特的形象。
官方记录的怀特与秘密行事的怀特之间缺失了一环联系，最能够补上这环联系的，是一篇手写在一张黄色线条信签纸上的、未曾发表也未注明日期的文章。这份文件深藏于普林斯顿大学怀特档案馆一卷厚厚的杂文卷宗里，显然被怀特的传记作者们错过了。然而，它就像一扇引人入胜的窗户，向我们揭示了一位志向远大、成就斐然的怀特，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在其声望的巅峰之际，所制定的宏伟计划。
文章的标题十分简练：《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ic Int。of Future）。文章开始就提出，二战使美国“如梦方醒”；美国可能是“自其建国170年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朝着长期的国际联盟、国际承诺和国际责任的政策方向转变”。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是在美国、英国、苏联以及或许是中国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军事联盟”，“旨在维护国际法。……其他大国即使联合起来也没有希望战胜这四个国家”。
怀特认为，这类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10年之后的世界里，“战败国将恢复其部分经济实力，并且更多地重拾其尊严。他们将再次萌生成为一个强国的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想要抹去其战败国和二流大国的身份。……有谁能不相信，在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败国中，那些有权有势的当权阶层将渴望恢复两国曾经的大国地位？在日本和德国历史上，有什么证据可以使人们相信这两个国家将会对长期的弱国地位逆来顺受”？
成功建立这种联盟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它的孪生兄弟，不断肆虐的帝国主义”。这一说法是如此之刺耳，以至于如果文件被公之于众，肯定会招致一片要求将怀特解职的呼声。怀特指责称，这种帝国主义“促使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金融主导权和军事实力，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
在财政部，怀特是带着一腔空古绝今的极大热情来追求实现美国对全球金融的主导权。有鉴于此，他居然在文章中对使用这种主导权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表示反对，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怀特希望美国与谁分享权势呢？文章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明确，它用了一半的篇幅讨论苏联，通篇都对美国对其崛起的大国对手的看法持批评态度。
怀特指责道，美国存在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天主教统治集团，很容易与反苏联势力结盟；而其他集团则担心与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任何同盟关系，只会加强社会主义而削弱资本主义”。同样，如果外界得知这份文件的存在，怀特对定义不明的“天主教统治集团”的抨击必然使他面临朝不保夕的命运。
怀特继续展开，指出美国及西方盟友在对苏联的态度方面像个伪君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充满敌意的对立状态……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导致分裂的因素。”他对此感到痛心不已，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真正的经济与政治差异被夸大了。美国有许多公有制的著名案例，例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国家公园系统以及石油储备体系。在运输、电话服务、水务、燃气以及电力方面，价格被法律所固定。私人的市场竞争“受限于数不胜数的限制和资质要求”。与此同时，“在苏联，数以十万计的小农场由个人承租并运营；木匠、鞋匠以及各种各样的服务，都以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方式出售给消费者；人们可以获得出版物的版税，可以拥有政府债券并获得利息；工资价格虽由政府决定，但仍受供求原则的影响，且受影响的幅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然而关键的一点是，怀特预计资本主义国家将在战后发生转变，“而且所有的转变都将朝着加大政府对产业的控制、加大对竞争和自由企业运营的限制的方向”。因此，未来将朝着苏联模式的方向趋于大同。
接下来怀特问道，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要反对苏联？是因为政府的形式？怀特认为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既可以实践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的民主制度，也可以实践像西班牙、葡萄牙、尼加拉瓜或者洪都拉斯那样的独裁制度。事实上，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波兰以及中国基本没有我们所说的民主，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任何对这些国家的根本性敌意，也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与它们的贸易和金融安排”。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既有可能像战前的苏联一样采取独裁统治（战时的政治模式不能构成一个公平比较的基础），也有可能拥有高度的民主，就像苏联于1936年通过但从未完全生效的宪法中所倡导的那样。……因此，政治体系的差别显然不能构成反对苏联的基础”。
怀特关于苏联“从未完全实施”“高度民主”的轻描淡写的评论颇为引人注目，这非常强烈地表明他对斯大林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观点过于乐观。关于宗教自由呢？“与流行的见解不同，苏联从未取消个人自由崇拜神灵的权利，”怀特坚称，“苏联的宪法确保了该项权利。”而且，“德国自1933年以来对宗教自由发起了更加恶毒的攻击”，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对德国提出异议，直到它们感受到了军事威胁。关于苏联在海外煽动社会主义革命呢？“第三国际的衰落，以及苏联当前采取的不积极支持其他国家开展此类运动的政策，应当有助于大大消除此类摩擦的根源。”
在西方反对苏联的真正原因中排除了内部政治、宗教和对外政策之后，怀特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根源一定是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那些真心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人，”怀特似乎并未把自己算在内，“担心苏联将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而且它成功了！”68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战略家得出了这一结论，不能不令人震惊。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功了”，资本主义国家将转向政府加大对产业和竞争的控制，怀特的上述结论，使人们更加相信一则关于怀特经济观点的颇有争议的记述。这是记者乔纳森·米切尔1954年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内务安全小组委员会上的一段证词。米切尔曾在1939年为摩根索写过讲话稿，他回忆起1945年8月与怀特的一次午餐会，就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据说当时怀特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在战争期间兴起的受政府控制的贸易体系将在战后继续下去，因为缺少资本（美元和黄金）将迫使政府严格控制私人跨境贸易。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无法改正这一问题，一个可以被称为基金组织之父的人说出这样的观点是令人震惊的。怀特继续说道，美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能力使私人企业制度再延续5～10年，但是最终不可能在一个国营贸易的世界中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孤岛生存下去。据米切尔记述，怀特提及了英国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所著的《信仰、理智和文明》一书，这本书提出苏联创造了一个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制度，怀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写出的最有意义的一本书”，而且“以惊人的准确性和洞察力预见了世界发展的方向”。69
拉斯基的书赞扬苏联的共产主义，称之为一种新的信仰，可以填补过时的基督信仰和道德上破产的资本主义所留下的精神和物质空白。“自十月革命以来，”拉斯基宣称，“更多的男人和女人们获得了更多自我实现的机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70在冷战结束后几十年的今天，这类观点看起来显得怪异；但是1945年拉斯基是英国工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