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还没有改变他在伦敦会议上的立场，但是他迫切希望摩根索能够找到一种方法，避免主要经济大国之间再度出现竞争性贬值局面。这为怀特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怀特在财政部已经获得认可，人们称赞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一个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的人”。36他正在从事有关货币稳定的研究工作，而此时白宫也开始认识到货币稳定对国内的益处。4月美国将派员赴欧洲开展厘清事实、解释立场的对话，而怀特则成为摩根索眼中执行此项任务的合适人选。
罗斯福的国务院和财政部关系并不融洽。在关于是由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是由财政部长摩根索领导新的货币外交行动的问题上，两个部门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最后的结果是，摩根索批准了国务院发给荷兰政府的一份电报的措辞，称怀特将前往研究货币状况，并且“他未获授权以任何方式谈判军事问题或就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双方这才暂时休战。37
怀特欧洲之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他在伦敦的停留，从4月底直到5月中旬。其间，他与实业家、银行家、经济学家、公务员以及当选代表进行了不间断的会谈。他在6月13日提交了自己的报告。报告显示，怀特的欧洲之行以在美国使馆的一场会议开始，当时他对心存疑虑的美国大使说，他将告诉英国人，会谈将“在学术和理论基础上”进行，还将清楚地表明他“与当局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是前来观察经济现象”。他希望以此方式获得英国官员的合作。38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怀特约见英国官员却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英国官员自然会对英国的政策闭口不谈，但是却迫切希望向怀特讨教美国的美元政策。怀特报告中写道，他在会谈中非常慎重，但是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在此问题上充满激情而又滔滔不绝的人，做到这一点可真是具有挑战性。
怀特发现，实业家们普遍反对任何将英镑与黄金重新挂钩的做法，他们认为将英镑与黄金挂钩的做法要为1925～1931年英国的经济困境背负主要责任。由于1929年以来世界贸易大幅萎缩，现在英国实业家的绝大部分出口都是流向使用英镑的英国自治领，因此他们对英镑汇率的波动不甚关心。他们对于汇率问题缺乏兴趣令怀特感到十分好奇，特别是那种小英格兰本土主义的思想，即“如果英镑价格相对于其他货币发生了变动，那肯定是其他货币的价格发生变动，而非英镑”。39执政党工党的重要人物，诸如休·道尔顿和乔治·兰斯伯里，同样对固定汇率毫无兴趣，并且强烈反对回归金汇兑本位制的任何做法。与罗斯福一样，他们都认为国内价格稳定对经济复苏更为重要。在经济学家中，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和T。E。格里高利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主张英国“尽快”在1英镑兑换4。8美元左右的水平回归金本位。他们认为，不这么做会导致贸易继续下滑，引发人们对英镑的信心下降，进而使英镑区解体，以及引发全球范围内又一波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但在怀特将要举行的会谈中，最重要的一场是与罗宾斯的思想对头凯恩斯的会面。
凯恩斯泛泛地表达了支持稳定汇率的想法，掩饰了他在此问题上众所周知的反对立场。他主要提出了实现稳定汇率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英国政府关于美元币值低估、英镑汇率只应在一个更低水平上稳定下来的观点；以及在他看来，“国会中的某些团体”可能会否决罗斯福政府达成的任何协定的问题。他提议由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财政部门开展合作，这样可能能够避开来自议会或国会的障碍。在这件事上，凯恩斯确实表现出了对未来事件敏锐的判断力，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了事态的发展。而素来不为法律或官僚体制障碍所惧的怀特认为，这一观点与自己志同道合。事实上，他们会面后的次年，这一想法就付诸实现了。然而，他们此次会面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两人此后分别将成为各自国家在英美金融对手戏中的主要谈判者，而这场英美金融对手戏也最终定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欧洲之行对怀特接下来的职业生涯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开端，在这之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怀特成了亨利·摩根索权力范围不断扩张的思想基石。摩根索是总统的老朋友，他位于纽约州达奇斯郡的农场，与总统在海德公园的庄园相隔不远，即便如此，摩根索要想力压赫尔和国务院一头，前提必须是他的想法令人信服和务实有效，并能够得到有力的执行。但是，财政部长并不是一个思维特别灵敏或体质特别强健的人。40怀特则是摩根索完美的补充。他抱负远大，但需要一位有权有势的贵人提携。他带给摩根索的则是关于新政国际化的清晰思路、不间断的能量、细节掌控力以及“将经济理论转化为行政措施的天赋”。41
到了1936年夏天，找到务实解决办法以停止毒害匪浅的报复性汇率贬值行为，或者至少是暂时停止这种以牙还牙的做法，直到找到一种能够取代已经支离破碎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更加长效的体制，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由莱昂·布鲁姆领导的法国左翼政党人民阵线组建政府后，黄金外流导致法郎大幅贬值，迫使罗斯福政府和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采取行动。经过数周的紧张谈判，美英法三国于9月25日达成《三方协定》，停止货币战争。42摩根索将其定性为“君子协定”，生怕其中某些内容给人留下正式条约的感觉。美英两国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法郎贬值30％的结果，并承诺不以本国货币贬值作为报复手段。三国政府同意使用各自汇率稳定账户的资金限制三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法国曾希望得到更为坚定的承诺，即三国承诺通力合作恢复国际金本位制。但是罗斯福根本不想这样做，据摩根索讲，罗斯福坚称他在伦敦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坚持美国行动自由的声明“应当成为我们的教科书和圣经”。43鉴于货币政策完全是政府的职责，总统还进而要求去掉所有提及“中央银行”合作的文字表述，这些表述将中央银行与“私人金融”联系起来，美国财长也提出相同的要求。44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美国财政部还启动了另一项重大政策转变。《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规定，财政部只能向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出售黄金。但是在1936年10月，摩根索改变了这一政策，允许美国财政部向英国和法国出售黄金，售价每日一定。“负责任的人民政府，”摩根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现在将展开合作，确保将汇率波动限制在最低水平上。……那些在商业经营中不对任何人负责任也不承认任何旗帜的国际投机者，今后将无法快速地将资金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从而无法通过挑起外汇市场混乱而攫取私人利益。”45虽然与过去的古典金本位相去甚远，但是《三方协定》和美国恢复出售黄金加在一起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些许稳定。11月，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也签署了协定，从而有权以与英法相同的条件与美国进行黄金交易。美国在1937年后允许英镑逐渐对美元贬值，即便如此，她也依旧继续坚持这一政策。
然而，经济稳定的微弱迹象只是昙花一现。1937年10月，股市崩盘。1938年春，法郎再次贬值，随后法郎与英镑挂钩。英镑则维持有管理的浮动，直到二战前夜，当时汇率固定在1英镑兑换4。03美元的水平。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衰退，新政计划显露颓势。
尽管如此，到了1936年，如果说美国总统还没有做好准备，美国财政部已经坚定地致力于实现货币稳定目标，并已经使美国政府的黄金美元价格成为核心国际货币基准和锚。诚然，金本位已经不复存在，货币规则已经出局，各国政府自主决断大行其道，凯恩斯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欧洲民主国家急需稳定却无能为力之时，美国通过信守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重新建立了一个形似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不带有金本位所要求的、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国内政策纪律。
尽管在财政部根基尚浅，怀特此时正不断巩固其作为摩根索最重要顾问之一的地位。1935年7月，他特别经济分析师职位的任期又延长了一年；1936年10月，他被任命为研究与统计局助理局长。然而，他的工资仍然需要从财政部的内部拨款中支付，资金来源是《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下设立的外汇稳定基金通过贬值所获得的利润。这一临时性的拨款程序竟然一直持续到1945年，直到那一年怀特才获得完完全全的公务员身份。
此时怀特已年逾四十，个头算是矮子里拔将军，身高不到一米七，身材壮实，圆脸盘、蓝眼睛、带无框圆眼镜，留一抹修剪过的黑色一字胡，时常让人想起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小胡子。他的步伐快速而急促，仪表举止也是如此。虽然包括赫尔在内的同僚们都对怀特的职业道德及对细节的掌控给予极大尊重，但是“他有时会不好相处”，摩根索多年后回忆道。怀特“脾气急躁、抱负过高，满脑子权力欲”。46而且他还缺乏耐心，说话直截了当、冷嘲热讽。摩根索的儿子（与其父同名）曾经定期列席财政部长与幕僚的晨会，他评论道，怀特“连珠炮似的发表意见，听着就觉得他倨傲轻蔑、吹毛求疵”，只有在他直接对财政部长讲话的时候才是个例外，怀特向来都知道怎么巴结对他有利的人。他“总是对任何能够为他铺垫权力之路的人无微不至和彬彬有礼”。47怀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要助手爱德华·伯恩斯坦将他描述成一个“性情多变”和“脾气暴躁”的人。从职业素养上看，怀特“其实并不是一个顶尖的技术官僚，但是如果要找一个对经济政策有想法的人，怀特就是这样的人”。48怀特起草的备忘录显示出他具有一种近乎神奇的能力，能够把技术问题解释得清晰透彻和细致入微，并能够将经济学原理与实际的国际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虽然怀特的会议日程排得很满且干扰不断，但是他的备忘录给人感觉好像是在与世隔绝的静谧环境下雕琢而成。不难看出他如何能够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就算不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有哪个忙碌的内阁部长会认为这样的人没有价值呢？
但是，怀特并不听从指挥，而且“时常跳出正常的官僚渠道以规避反对意见”，摩根索的传记作者约翰·莫顿·布鲁姆评论道，“这一习惯可以被认为是偷偷摸摸的，甚至与颠覆混为一谈。”49鉴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怀特为其自由职业而从事的外交活动，对他搞颠覆的指控也许并不总是混为一谈的结果。
怀特的同事们基本不了解他的私人生活，只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并且他爱好国际象棋和音乐。501936年，怀特把家从哥伦比亚特区郊区、接近马里兰州西尔弗斯普林镇的地方搬到康涅狄格大道的一间公寓之中，当时他的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7岁。1938年，他们又搬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住进费尔法克斯大道上一座有8个房间的房子，直至战后。
在康涅狄格大道和费尔法克斯大道的家中，怀特有一块布哈拉地毯，按照现值美元的价格折算，价值可能超过3000美元。然而这块地毯的有趣之处不在于它的工艺水平或艺术价值，而是它代表了怀特人生中极其关键的一面，一段危立于其私人生活与华盛顿职业生涯之间的阴暗而模糊的人生。
根据有关这块地毯最详细的记录，这是怀特在1937年初收到的一份匿名圣诞礼物，一位名为乔治·西尔弗曼的铁路退休员工局的官员将它送到怀特家中，西尔弗曼后来调入财政部；并在怀特手下工作。51数年后，据说一位到怀特家中拜访的客人故意向怀特指出，它“看上去像块苏联样式的地毯”。怀特本就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人，这么一说之下他明显变得焦虑不安。之后当朋友们再来拜访时，这块地毯就不见了。
那位送地毯的西尔弗曼，最终被惠特克·钱伯斯指认为内森·格里高利·西尔弗玛斯特所控制的美国间谍圈的一名成员，钱伯斯是苏联情报机构与它在美国政府秘密消息人士之间的通讯员，而西尔弗玛斯特是一名财政部和战时生产局的经济学家。根据钱伯斯的陈述，那位指出地毯产地而使怀特受到惊吓的无名拜访者是“伊丽莎白·本特利组织”的成员。本特利也曾是一名通讯员，1945年成为美国政府的情报线人。
据钱伯斯称，怀特“显然”对这份礼物“印象深刻”。当时钱伯斯委托了一位专家充当中间人，一共购买了四块，这位专家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学教授梅耶·沙皮洛。钱伯斯听命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乌鲁）的特工鲍里斯·贝科夫上校，后者提供现金让他购买“贵重的大地毯”，送给包括怀特在内的有价值的美国消息人士。52贝科夫几乎不会讲英文，钱伯斯只知道他叫“彼德”。最初贝科夫想给他们“一大笔钱”，但是钱伯斯告诉他这是个愚蠢的主意：“他们是讲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不再信任你了。”贝科夫对此感到困惑，但还是作出了让步。他让钱伯斯告诉怀特及其他人，这些地毯“是在苏联织造的，是苏联人民送给他们的礼物，以表达他们对美国同志的感激之情”。53而“乘着这四张地毯”，钱伯斯欢欣鼓舞地说道，“我们开启了活跃的间谍活动。”54
按照钱伯斯的说法，怀特的秘密工作始于1935年。怀特是一名理想主义者，根据他的设想，未来世界事务将交由像他一样的开明技术官僚管理。怀特似乎乐于通过像钱伯斯这样的秘密步兵来加速那个新世界的到来。但是与钱伯斯不同，怀特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他按照自己的条件工作，不加入任何地下运动。如果确实有人认为他的知识和接触到的情报很有价值，他会乐于使用这些人提供的资源，从而使他的知识和接触到的信息能够物尽其用。他知道自己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