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种子被播种在异乡土地上，结果通常老是被当地水土所克服而失去本性那样，哲学的生长也这样，在不合适的制度下保不住自己的本性，而败坏变质了。 假如哲学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的一切，无论天赋还是学习和工作，都只不过是人事。 到此我知道下面你要问，这个最善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了。阿：你猜错了；我要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它是否我们在描述“建立”的这个城邦？
苏：从其他方面看，它就是我们的那一个；但是还有一点我们以前曾说过，即，在这么一个国家里必须永远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他对于这个国家的制度抱有和你作为一个立法者在为它立法时一样的想法。阿：对，那一点曾说过的。苏：但是，对它的解释还不充分；你的插言反驳曾让我们害怕，而这些反驳也的确表明：这一讨论是漫长的和困难的；单是奈下来要解释的这个部分也肯定不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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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余下来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苏：是这么一个问题：一个受哲学主宰的城邦怎么样可以不腐败呢？
一切远大目标沿途都是有风险的，俗话说得好：好事多磨嘛。阿：让我们还是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以结束这一解释工作吧。苏：不是我缺少愿望，假如说缺少什么的话，是缺少能力——只有这一点可能妨碍我。 但是你会亲眼看到我的热忱的。 还要请你注意到，我将十分热忱和勇敢地宣称，这个城邦应当用和当前完全相反的做法来从事于哲学研究。阿：怎么个做法？
苏：现在，人们研究哲学时仍是少年，他们在童年和成家立业之间这个阶段学习哲学。 他们在刚刚开始接触到它的最困难部分（我指的是推理论证）时放弃了学习，他们这便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的哲学家了。 以后，他们如果有机会应邀去听一次别人的哲学辩论，便认为这是件大事了。 他们认为这种事是应该在业余的时间做的。 到了老年，他们很少例外地比赫拉克利特的太阳熄灭得更加彻底，以致再也不会重新亮起来了。阿：那么，应该怎么样呢？
苏：应当该完全相反。 当他们年少时，他们的学习和哲学功课应当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当他们正在长大成人时，他们主要应该好好注意身体，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条件；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的灵魂开始达到成熟阶段时，他们应该加强对心灵的锻炼；当他们的体力转衰的时候，过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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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服务年龄时，应当让他们自在逍遥，一般不再负担繁重的工作，只从事哲学研究，假如我们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幸福，而且当死亡降临时，在另一个世界上也能得到同样幸福的话。阿：我相信你的话十分热忱，苏格拉底。 不过，我觉得，你的听众大多数甚至会更热忱地反驳你，永远不会给你说服的，其中尤其是色拉叙马霍斯。苏：请你不要挑起我和色拉叙马霍斯争吵，我们刚刚交了朋友，以前也原非敌人。 我们将不惜一切努力，直到或是说服了他和别的人，或是达到了某种成果，以便在他们重新投胎做人而且碰上此类讨论时能对于他们有所帮助。阿：你预言了一个很不短的时间呀。苏：不，和永恒的时间比起来它算不了什么。 不过，我们假如说服不了大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话变为现实，他们看到过的只是一种人为的生硬的堆砌词语的哲学——它不象我们进行论证时这么自然地结合词语。 一个在行言两方面尽可能和至善本身完全相称相象的人统治着一个同样善的国家，这样的事情是他们所从来未见到过的，更谈不上多见的。 你说是吗？
阿：无疑是这么样。苏：我的好朋友啊！他们也没有足够地听到过自由人的正当论证。 ——这类论证目的在于想尽一切办法为得到知识而努力寻求真理，而对于那种只能在法庭上同私人谈话中导致意见与争端的狡黠和挑剔是敬而远之的。阿：他们是还没听见过这种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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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因为这些缘故，且因为预见到这些缘故，我们所以尽管害怕，还是迫于真理，不得不宣称：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作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
，并让公民听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够达到完善。 我觉得没有理由一定说，这两种前提（或其中任何一种）是不可能的。 假如果真不可能，那么我们受到讥笑，被叫做梦想家，便确是应该的了。 不是吗？
阿：对。苏：所以，曾经如果在极其遥远的古代，或者目前正在某一我们所不知道的遥远的蛮族国家，或者以后有朝一日，某种必然的命运迫使最善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我们便准备竭力主张：我们所构想的体制是曾经实现过的，或正在实现着的，或将会实现的，只要是哲学女神在统治国家。 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承认这是件困难的事情。阿：我也如此认为。苏：你的意思是说：大众不这么认为？
阿：对。苏：我的好朋友，不要这么完全责怪群众。 你如果不是好斗地而是和风细雨地劝告和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对学习的恶感，同他们说明你所谓的哲学家是指什么样的人，象我们新近做的那样给他们说明哲学家的天性和哲学家所从事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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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让他们能够看到你所说的哲学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种人，那么，他们是一定能改变看法的。 或者，即便象他们那样研究哲学家，你不认为他们还是会改换自己的意见和对问题答案的吗？或者，你认为一个人会用粗暴对待温文的人用嫉妒对待不嫉妒的人吗，他假如本人原是一个不嫉妒的和温文的人？让我来代你回答：如此粗暴的天性是只能在极少数人身上出现，不会在大数人身上出现的。阿：你可以相信，我同意你的观点。苏：你不同样赞同这一点吗：群众对哲学恶感的根源在伪哲学家身上？
这些人闯进和他们无关的地方，相互争吵，充满敌意，而且老是进行人身攻击——再没有比这种行为和哲学家不相称的了。阿：这是最不相称的。苏：阿得曼托斯啊！须知，一个真正专心致志于真实存在的人是确实无暇关注琐碎的人事，或者充满敌意和妒忌与人争吵不休的；他的注意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他看见这种事物相互间既不伤害也不被伤害，按照理性的要求有秩序地活动着，因而竭力模仿它们，而且尽可能使自己象它们。 或者说，你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所称赞的东西能够不摹仿吗？
阿：这不会不的。苏：所以，和神圣的秩序有着亲密交往的哲学家，在人力许可的范围内也会使自己变得有秩序和神圣的。 但毁谤中伤是无处不在的。阿：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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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那么，有某种必然性假如迫使他把在彼岸所看到的原型实际施加到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的人性素质上去，塑造他们（不但塑造他自己）
，你认为他会表现出自己是塑造节制、正义以及一切公民美德的一位蹩脚的工匠吗？
阿：绝对不会的。苏：但是，群众如果知道了我们关于哲学家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他们还会粗暴地对待哲学家，还会不相信我们的话：不论哪一个城邦如果不是经过艺术家按照神圣的原型加以描画，它是永远不可能愉快的？
阿：假如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就不会粗暴对待哲学家了。但是请你告诉我，这个图画怎么描法呢？
苏：他们将拿起城邦和人的素质就象拿起一块画板似的，首先把它擦净；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他们和别的改革家第一个不同之处就在这儿：在得到一个干净的对象或自己动手把它弄干净以前，他们是不愿动手描画个人或城邦的，也不肯着手立法的。阿：他们对的。苏：擦净以后，你不觉得他们就要拟定政治制度草图了吗？
阿：当然是的。苏：制度拟定以后，我想，大概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会不时地向两个方向看望，往一个方向看绝对正义、美、节制等等，向另一方向看他们努力在人类中描画出来的它们的摩本，用各种方法加上人的肤色，使它象人，再根据荷马也称之为象神的那种特点——当它出现于人类之时——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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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是的。苏：我想，大约他们还要再擦擦画画，直至尽可能地把人的特性画成神所喜爱的样子。阿：这幅画不论如何该是最好的画了。苏：到此，你本来以为要倾全力攻击我们的那些人，是否有点相信我们了呢？我们是否能使他们相信：这位制度画家就是我们曾经称赞过的，当我们建议将国家委托他治理时曾经使他们对他生气的那种人呢？当他们听到我刚刚所说关于画家的这些话时是否态度会温和点呢？
阿：他们假如是明白道理的，一定温和多了。苏：他们还能拿得出什么理由来反对呢？他们能否认哲学家是热爱实在与真理的吗？
阿：那样便荒唐了。苏：他们可以否认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本性是至善的近亲吗？
阿：也不能的。苏：那么，他们能否认，受到合适教养的这种天性的人，只要有，便会是完全善良的哲学家吗？或者，他们宁可觉得我们所反对的那种人是完全好的哲学家呢？
阿：肯定不会的。苏：那么，当我们说，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以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本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当我们这样说时他们还会为我们的话生气吗？
阿：或者怒气肯定会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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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们是否可以说，他们不单是怒气小些了，而是已经变得十分温和了，完全信服了，以致单是羞耻心（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的话）也会让他们赞成我们的论断了呢？
阿：一定会的。苏：所以，让我们假定他们同意这个论断了。 那么还会有人反对另一论断吗：国王或统治者的后代生而有哲学家天赋是可能的事情？
阿：没有人会反对了。苏：这种哲学天才既已诞生，还会有人论证他们必定腐败吗？虽我们也承认，让他们免于腐败是件困难事，但是有谁能断言，在全部时间里全部这些人之中便永远不能有哪怕一个人能免于腐败吗？
阿：怎能有人如此断言呢？
苏：但是确实，这样的人出一个就够了，假如有一个城邦服从他，他可以在这里实行其全部理想制度的话，尽管眼下这个制度还没人相信。阿：是的，一个人便够了。苏：因为，他既成了那里的统治者，将我们描述过的那些法律和惯例制订出来，公民们情愿服从——这确实不是不可能的。阿：确实。苏：那么，别人同意我们的看法，这难道是什么奇怪的不可能的事情吗？
阿：我认为不是的。苏：再说，既然是可能的，那么我觉得这已充分表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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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是最善的。阿：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苏：所以，我们关于立法的结论看来是：如我们的计划能实现，那是最善的；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阿：结论是如此。苏：既然这个问题好不容易结束了，接下去我们不是应该讨论其他的问题了吗？问题包括：我们国家制度的救助者怎样产生，亦即通过什么学习和训练产生？以及，他们将分别在什么年龄上着手学习每一种功课？
阿：对，必须讨论这些问题。苏：在前面我故意规避了娶妇生子与任命统治者这个难题，因为我知道完全绝对的真理会引起忌恨并且很难实现。但是回避并没什么好处，因为事到如今仍是照样得讨论它们。妇女儿童的问题已经处置了，关于统治者的问题可以说要再从头讨论起。 你假如还记得的话，我们曾经说过：当他们被放在苦和乐中考验的时候，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爱国的，必须证明不论是遭到困难还是恐怖或是其他任何变故时全不改变自己的爱国心；不能坚持这一点的必须排斥，经受得住一切考验而不变的，象真金不怕烈火那样的人，必须任命为统治者，使他生时得到尊荣，死后得到褒奖。 这一类的话我们曾大略地讲过，但由于当时担心引起刚才的这场争论，我们将讨论悄悄地转移了方向。阿：是的，你说的完全是真的。苏：我的朋友，我们当时没有敢象如今这样大胆地说出这些话。 现在让我们勇敢地主张：必须确定哲学家为最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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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卫者。阿：好，就是这么个主张。苏：你要知道，这样的人自然是十分少数，因为，各种的天赋——我们曾主张他们应当具备它们作为受教育的基础——一起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各类天赋大都是分开的。阿：你说的什么意思呢？
苏：强于记忆、敏于学习、机智、灵敏，以及其余诸如此类的品质，还有进取心、豁达大度，你知道它们是很少愿意生长到一起来，而且有秩序地和平稳定地过日子的，一个全具这些品质的人会在偶然性指挥下被灵敏领着团团地乱转，于是失去所有的稳定性的。阿：你的话绝对是真的。苏：可是，一个天性稳定的人——人们可能信任这种人——在战争中诚然是不容易被恐怖所影响而感到害怕的，但是学习起来也不容易受影响，好像麻木了似的，学不进去。当有什么智力方面的事需要他们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们便会没完没了地打哈欠打瞌睡。阿：是这么样的。苏：但是我们曾主张，一个人必须兼具这两个方面的优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