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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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6年第5期- 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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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捡起一根竹枝,朝我一顿乱抽。我留下一道道伤痕,挡不住了,拔脚就跑。娘追了一程,追不上,停下来,仍骂声不休。 
  我跑到枫树下,叫着“亲娘”,大哭了一场,哭累了,便蜷缩在树下的洞里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梦见亲娘变成了美丽的仙姑,她拿着一把糖果,说:“吃吧,乖崽,亲娘知道你受委屈了。” 
  天黑了,娘见我未回家,便把刘家老院子找了几遍。又急急打着手电筒到新安塘找,把水面照个遍。急疯的她突然想起大枫树,匆匆跑来,把我从梦中叫醒。我看见娘泪流满面。 
  娘抹完泪,向枫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牵着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下山去。 
  我十岁那年,农村推广蒸气育秧,大队书记决定砍大枫树做育秧板。父亲是生产队长,带领刘家男女老少反对砍树,遭到书记的严厉批评,被撤消队长职务。 
  大队书记派了几位年轻力壮的人去砍树。他们拿着锯子、斧头,谁也不敢动手,手脚发软。大队书记听取了老人的意见,杀了三只公鸡去煞气。 
  八个全劳力砍了六天。那些天,我天天远远地看着亲娘,心里在哭。当大枫树轰然倒下时,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二里以外的刘家老院的瓦震掉了。山冲里的鸟,被惊得满天乱飞。蔡家湾田垅被砸了一道又宽又深的大坑,整个村子被拦腰截断。对面山坡上一头老黄牛,像拍苍蝇一样,砸成肉浆,找不到一根完整的骨头。 
  刘家院子的老人,都站在村头,望着蔡家湾,不断地流泪。我紧紧抓住爷爷的手,吓得不敢吭声。当晚,无论娘怎么劝,我不肯吃饭,呆呆地站村头,望着蔡家湾。我的亲娘没了,像断了根的草,我的心空空荡荡。 
  这年冬天 ,下了一冬罕见的大雪,村里死了十几头黄牛。老人道:“大枫树煞气太重。” 
  从此,蔡家湾少了一道醒目的标志,像缺了门牙的老人,再也说不清话。那棵朽木树蔸,那堆土坯,就像长在美丽山村乳房上丑陋的疮疤,每次见过,都引起我的伤痛。 
  但,在我心中,我的亲娘依然是那么健旺,郁郁青青,活灵活现。她给予我的慰藉,必将滋养我的终生。 


乡村经验的诗性叙事与意义原点
聂 茂 
  刘先国不属于以笔为旗和标新立异的作家,20多年来,他之所以对文学割舍不断,源于他对生育他和养育他的那片故土的痴爱。他的写作既不为稻梁谋,又不为名利计,跳出了一般文人墨客的功利性,发乎心,止乎情,真诚,实在,不追求形式和技巧,听凭于自己的情感走向,执迷于内心的审美诉求,他的文字简洁生动,像树荫下的村庄,朴素而安详。 
  读完这一组散文,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刘先国的乡村经验成为他诗性叙事和意义原点的动力所在。其意义原点见证他对故土祈祷的还愿和深沉的感恩之情,其诗性叙事昭示他找到了精神表达的出口。事实上,这种诗性叙事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境界,是过滤了浮嚣和喧闹之后自我心灵的舒张。他用“我手写我心”最为简单的方式,努力挽留日益褪色的故土情结,并通过这种挽留使个人的精神品性得到充分的锤炼和升华。在这里,乡村经验成为都市生活的心灵底片,枫树,井水,草垛,农事,故里亲人,一种不带有感官追求和物质主义特征的原生状态,像母亲苍老的手,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大山的儿子,刘先国的创作状态不是受制于外部的物质诱惑,而是源自内在的精神冲动;不是生存的意义替代,而是追寻的价值体认。因而,其文本的内涵表征了精神“主我”和物质“他者”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的符号指归在于:灵与肉、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内容与形式等各个层面高度契合,从而实现情感积累的大释放。 
  某种意义上,“乡村经验”早已成了刘先国生命的指纹。因为这种指纹的存在,他便不能不通过记忆来营造或描述这一带有指纹意义的文化记忆,诸如乡村的炊烟,如血的残阳,勤劳的父母,锄头,田埂,牧童、浣衣女,以及若隐若现的欢笑或哭声,等等。这种创作带有某种神性和不可复制的独特韵味,它是丰富的、内敛的、持久的,与时间、土地、哲学、生命和血液相联结,如春暖花开,张扬人性的善恶。 
  例如,在《满爹与黄骟牯》一文中,这样的描写就充满人情味和文化仪式:“这年开春,给黄烧牯喂了鸡粑不久,生产队长找到满爹商量:‘把黄烧牯骟了?’满爹说:‘再等一个春天,也让它尝一次味道。’队长为难了,说:‘队上等着犁田呢。’满爹坚持道:‘畜生也有七情六欲,再等等,别叫它枉活了一回。’”刘先国文本中这种独特的韵味乃至主体精神的张扬首先是通过温情和怜悯的语境来完成的。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他通过自己独特的笔触来表达自己对乡村家园的近距离体验和远距离玄思。 
  如果说,满爹的去世意味着黄骗牯最后的命运的话,那么,缺女的不幸,却是命运之外的悲剧,凸显了特殊年代人性的丧失,发人深省。洪二娘残害缺女的伤痛让她针刺一辈子,而她顶撞起队长的话:“穷,不是节约,是丢人!”却声犹在耳。刘先国用手术刀轻轻地划开历史的伤口,他在捕捉乡村经验时,往往会产生独到的审美发现和丰厚的精神联想。这些血液中的发现与联想,跟与生俱来的苦难意识、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悠久的文化积淀、神秘的自然力量以及质朴庄重的符咒仪式一起,带着“历史沧桑”的底色,极其灼痛地在传统思维、伦理观念和道德依存层面上引发人们情感和思想的共鸣。 
  刘先国总是试图寻找着某种和解的话语姿态;用“调停”式的叙事策略;来妥善地解决他所精心营构的审美世界。他习惯于选择生活的真实作为叙事的重要参照;将所有的叙事智慧统领于经验的认知层面;以事无巨细的方式来展示新的历史之重或生命之重。乡村给了他愤世嫉俗与温情善良的一面;也给了他浪漫而忧伤的审美经验。所有的叙事均隐藏在白描里; 不动声色;却有着难以言表的伤痛和悲哀。《祖坟的秘密》,就是这种悲哀的代表:世代以来跪拜的荣光,竟然不是自己的祖坟。这种残酷的发现居然还是通过不谙世事的儿子不经意间指认出来的,真是莫大的讽刺。虽然可悲,虽然错误,但既然家人能够在此得到慰藉,又何必要戳穿他们的信仰呢?因此,文章的结尾,作者的温情恰到好处:“我不敢把真相告诉大家。这一共同血缘的象征,刘家人虔诚地崇拜和跪拜了几十代,几百年,我没必要去摧毁他们的信念。人人都想有一个值得炫耀的血统,毁坏这种幻想是多么残酷。只要传统和精神在,坟茔里躺着的人是谁并不要紧。” 
  刘先国自称是“挤进城的农民”,因为他毕竟已在城市中生活了二十余年,这样一个时间段足以更改或磨灭一个人的任何乡村经验。但是,在刘先国那里,乡村经验犹如一块坚硬的木刻,它总是硬硬地存在于繁闹的城市生活中,照着他的灵魂,以及他那份通过血汗打拼出来的足以令他家人和故土亲朋都为之骄傲的事业。这份事业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资和勤奋外,还与大山和故土给予他的养分有关。他是一个懂得回报的人,这就决定他的创作不是应景式的追赶怀旧的时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内省,是追念和感激,即便是曾经有过的创痛也要显示忧伤而不绝望的精神。在这样一种精神下,刘先国有关家园文化的乡村记忆便不是绵软而是坚硬。喝酒,吃饭,热热闹闹,临走,还要带上家里的土产。这些原本都是平常的事情,在作家笔下却是如此的温馨和动人。双亲不在了,大哥自觉地承担起“父亲不在,长兄为父”的美德,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大哥》)不仅如此,在刘先国看来,城里很热闹,可那是别人的热闹,自己的热闹要靠亲人和亲情来支撑,没有这些,就没有意义。试想:有谁日复一日在家门口盼望着疲惫的自己从外面归来?这种望眼欲穿的情愫真如故乡那茂密的水稻一样厚实啊! 
  就这样,刘先国所有关于乡村经验的近距离体验,某种程度上都是通过远距离的冥想来实现的,一面是城市的繁华,一面是乡村的苍凉。这就构成了他文本的张力,它凝聚了太多的力量之美,感动的,记忆的,碎片的或者完整的,都是他个体生命的一部分,都是城市生活赖以扎根的基石。这样的作品在撼人心腑的同时,也使另一些人的精神失重。 
  文学评论家张柠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诗是柔软、温情、单纯、犹豫;历史是坚硬、无情、污秽、决绝。当人向自然发出第一声赞叹时,诗就诞生了。那时,历史尚未开始。而历史的过程,就是人的声音变异的过程,人性复杂地扭曲化的过程……诗比历史更永久!” 
  刘先国的诗性叙事也在温情、单纯中行进,但他决不柔软和犹豫,他总是直接从土地中汲取灵感,站在拥有土地的劳动者一边,站在故土野地的亲人一边,站在弱者一边,满怀感激和敬意:“从此,蔡家湾少了一道醒目的标志,像缺了门牙的老人,再也说不清话。那棵朽木树蔸,那堆土坯,就像长在美丽山村乳房上丑陋的疮疤,每次见过,都引起我的伤痛。/但,在我心中,我的亲娘依然是那么健旺,郁郁青青,活灵活现。她给予我的慰藉,必将滋养我的终生。”(《亲娘枫树》)他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他的乡村经验,源于那片永不褪色的土地,以及作者那孜孜以求的生命之美。正是因为这一立场,消费时代的我们终于读到了刘先国那些不俗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乡村之诗。 
  2006年7月24日于岳麓山下抱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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